一种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在发达的工业文明中流行，这是技术进步的标志。说实在的，下述情况是再合理不过的了：个性在社会必需的但却令人厌烦的机械化劳动过程中受到压制；个体企业集中为更有效、生产效率更高的大公司；对设备不平衡的经济单位间的自由竞争加以调节；削减对组织国际资源起阻碍作用的各种特权和国家主权。这种技术秩序还包含着政治上和知识上的协调，这是一种可悲而又有前途的发展。
权利和自由在工业社会的形成时期和早期阶段曾是十分关键的因素，但现在它们却正在丧失其传统的理论基础和内容而服从于这个社会的更高阶段。思想、言论和信仰的自由，正如它们曾经促进和保护的自由企业一样，本质上是一些批判性的观念，旨在用更有生产效率和更合理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来取代已过时的文化。这些权利和自由一经制度化，便成了这个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与这个社会共命运。成就取消了前提。
免于匮乏的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具体实质。随着这种自由逐渐增大其成为现实的可能性，属于较低生产率阶段的各种自由相应地失去其先前的内容。当一个社会按照它自己的组织方式，似乎越来越能满足个人的需要时，独立思考、意志自由和政治反对权的基本的批判功能就遭到了剥夺。这样的一个社会可以正当地要求人们接受它的原则和制度，并把政治上的反对降低为在维持现状的范围内商讨和促进替代性政策的选择。在这方面，由某种极权主义制度还是由某种非极权主义制度来满足需要，似乎是无关紧要的。在生活水准不断提高的条件下，对制度本身采取不顺从态度，看来对社会是毫无助益的；当它给社会带来明显的经济和政治的不利并威胁到整个社会的顺利运转时，就更是如此。的确，至少就生活必需品而言，我们似乎没有理由一定要通过个人自由的竞争性协作来生产和分配商品和服务设施。
企业的自由一开始就不完全是一件幸事。作为一种要么工作要么挨饿的自由，它给绝大多数人带来了艰辛、不安和焦虑。假如个人作为一个自由的经济主体不再被迫在市场上出售他自身，那么，这种自由的消失将是文明的最大成就之一。机械化和标准化的工艺程序可能使个人的精力释放到一个未知的、超越需要的自由领域。人类生存的结构本身就会改变；个人将从劳动世界强加给他的那些异己的需要和异己的可能性中解放出来。这时，个人将会自由地支配他自己的生活。如果生产机构能够组织起来，并致力于满足生命攸关的需要，那么，它的控制还是充分地集中起来为好；这种控制并不妨碍个人的意志自由，反而会使它成为可能。
这是发达工业文明有可能达到的目标，也是技术合理化的“目的”。但实际上在发生作用的却是相反的趋势：国家机器把其防务和扩张的经济、政治需要强加在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上，强加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上。当代工业社会，由于其组织技术基础的方式，势必成为极权主义。因为，“极权主义”不仅是社会的一种恐怖的政治协作，而且也是一种非恐怖的经济技术协作，后者是通过既得利益者对各种需要的操纵发生作用的。当代工业社会由此而阻止了有效地反对社会整体的局面出现。不仅某种形式的政府或党派统治会造成极权主义，就是某些特定的生产与分配制度也会造成极权主义，尽管后者很可能与党派、报纸的“多元论”以及“对等权力牵制”等等相一致。[3]
今天，政治权力的运用突出地表现为它对机械加工进程和国家机器技术组织的操纵。发达工业社会和发展中工业社会的政府，只有当它们能够成功地动员、组织和利用工业文明现有的技术、科学和机械生产率时，才能维持并巩固自己。这种生产率动员起整个社会，超越和凌驾于任何特定的个人和集团利益之上。机器在物质（仅仅是物质吗？）力量上超过个人以及任何特定群体这一无情的事实，使得机器成为任何以机械加工进程的结构为其基本结构的社会中最有效的政治工具。但是，政治趋势是可以逆转的；机器的力量在实质上不过是人存储起来并经过筹划的力量的积累和表现。工作世界在什么程度上被理解为一架机器并依此而被加以机械化，它就在什么程度上成为人的新自由的潜在基础。
当代工业文明表明，它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自由社会”已经不再能够用经济自由、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这样一些传统概念来说明。这不是因为这些自由已微不足道，而是因为它们过分重要以致超越了传统模式。因此，需要有符合新的社会能力的新的表述方式。
这些新的方式只能用否定的字眼来加以表达，因为它们实际上是对现行方式的否定。经济自由因而意味着摆脱经济的自由——摆脱经济力量和经济关系的控制；意味着免于日常的生存斗争、免于谋生的自由。政治自由意味着个人从他们无法有效控制的政治中解放出来。同样，思想自由意味着恢复被宣传工具和思想灌输所同化了的个人思想，意味着把“社会舆论”连同其制造者一起取消。这些主张之所以听起来不现实，并不表示它们具有乌托邦的性质，而是说明阻碍它们实现的力量相当强大。反对解放的最有效、最持久的斗争形式，是灌输那些使生存斗争的过时形式永恒化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
人类的需求，除生物性的需求外，其强度、满足程度乃至特征，总是受先决条件制约的。对某种事情是做还是不做，是赞赏还是破坏，是拥有还是拒斥，其可能性是否会成为一种需要，都取决于这样做对现行的社会制度和利益是否可取和必要。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需要是历史性的需要。社会要求个人在多大程度上作抑制性的发展，个人的需要本身及满足这种需要的权利就在多大程度上服从于凌驾其上的批判标准。
我们可以把真实的需要与虚假的需要加以区别。为了特定的社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的那些需要，使艰辛、侵略、痛苦和非正义永恒化的需要，是“虚假的”需要。满足这种需要或许会使个人感到十分高兴，但如果这样的幸福会妨碍（他自己和旁人）认识整个社会的病态并把握医治弊病的时机这一能力的发展，它就不是必须维护和保障的。因而结果是不幸之中的欣慰。现行的大多数需要，诸如休息、娱乐、按广告宣传来处世和消费、爱人之所爱与恨人之所恨，都属于虚假的需要这一范畴之列。
这样的需要具有社会的内容和功能，它们取决于个人所无法控制的外力；这些需要的发展和满足是受外界支配的。无论这些需要有多少可能变成个人自己的需要，并由他的生存条件所重复和增强；无论个人怎样与这些需要相一致并感觉到自己从中得到满足，这些需要始终还是它们一开始那样——要求压制的势力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产物。
抑制性需要的流行是一个既成的事实，是人们在无知和失望中所接受的事实，同时也是为了个人幸福、为了所有以痛苦为其满足之代价的人的利益而必须加以消除的事实。只有那些无条件地要求满足的需要，才是生命攸关的需要——在可达到的物质水平上的衣、食、住。对这些需要的满足，是实现包括粗俗需要和高尚需要在内的一切需要的先决条件。
对于任何意识和良心，对于任何不把流行的社会利益作为思想和行为的最高准则的经验，各种需要和满足的既定领域这一事实有待检验——从真与假的角度。这些尺度完全是历史性的，它们的客观性也是历史性的。在一定条件下，对各种需要及其满足的评价涉及一些具有优先地位的标准——这些标准指的是最充分地利用人类现有的物质资源和智力资源，使个人和所有个人得到最充分的发展。这些资源是可以计算的。需要的“真”与“假”在下述意义上指明各种客观条件：根本需要的普遍满足和辛劳、贫困的逐渐减轻成为普遍有效的标准。但是，作为历史的标准，它们不仅因地区和发展阶段而异，并且只能在同现行标准（或多或少）相矛盾的意义上来加以说明。那么，什么样的法庭可以自称拥有决定性的权威呢？
归根到底，什么是真实的需要和虚假的需要这一问题必须由一切个人自己来回答，但只是归根到底才是这样；也就是说，仅当他们确能给自己提供答案之时。只要他们仍处于不能自治的状态，只要他们接受灌输和操纵（直到成为他们的本能），他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就不能认为是他们自己的。同样，没有任何法庭能正当地自认有权来决定哪些需要应该发展和满足。任何这样的法庭都是应该受到指责的，尽管我们强烈地坚持这一看法并不排除下述问题：人们自己既然已经是颇有成效的统治的对象，又怎能创造自由的条件呢？[4]
抑制性的社会管理愈是合理、愈是有效、愈是技术性强、愈是全面，受管理的个人用以打破奴隶状态并获得自由的手段与方法就愈是不可想像。的确，把理性强加于整个社会是一种荒谬而又有害的观念，但嘲笑这种观念的社会却把它自己的成员变成全面管理的对象，这样做的正当性是大可怀疑的。一切解放都有赖于对奴役状态的觉悟，而这种觉悟的出现却往往被占主导地位的需要和满足所阻碍，这些需要和满足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个人自己的需要和满足。发展的过程往往是用另一种制度取代预定的制度；而最可取的目标则是用真实的需要代替虚假的需要，抛弃抑制性的满足。
发达工业社会的显著特征是它有效地窒息那些要求自由的需要，即要求从尚可忍受的、有好处的和舒适的情况中摆脱出来的需要，同时它容忍和宽恕富裕社会的破坏力量和抑制功能。在这里，社会控制所强求的正是对于过度的生产和消费的压倒一切的需要；对于实际上已不再必要的使人麻木的工作的需要；对于抚慰和延长这一麻木不仁状态的缓和方式的需要；对于维持欺骗性自由的需要，这些自由是垄断价格中的自由竞争，审查制度下的自由出版，以及商标和圈套之间的自由选择。
在抑制性总体的统治之下，自由可以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统治工具。决定人类自由程度的决定性因素，不是可供个人选择的范围，而是个人能够选择的是什么和实际选择的是什么。自由选择的准绳绝不可能是绝对的，但也不完全是相对的。自由选择主人并没有使主人和奴隶归于消失。如果商品和服务设施维护对艰辛和恐惧的生活所进行的社会控制的话，就是说，如果它们维护异化的话，那么，在大量的商品和服务设施中所进行的自由选择就并不意味着自由。何况个人自发地重复所强加的需要并不说明他的意志自由，而只能证明控制的有效性。
我们对控制的深度和有效性的看法会招致这样一种异议，即认为我们过高地估计了“新闻媒介”的灌输力量，认为人们自己会发现和满足如今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种种需要。这种异议忽略了问题的要害所在。我们的前提并不是从收音机和电视机的大量生产出发的，也不是从其控制的集中出发的。人们是作为存在已久的固定接收器进入这一阶段的；决定性的差别在于把已有的和可能的、已满足和未满足的需要之间的对立（或冲突）消去。在这里，所谓阶级差别的平等化显示出它的意识形态功能。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漫游同样的游乐胜地，如果打字员打扮得同她雇主的女儿一样漂亮，如果黑人也拥有凯迪拉克牌高级轿车，如果他们阅读同样的报纸，这种相似并不表明阶级的消失，而是表明现存制度下的各种人在多大程度上分享着用以维持这种制度的需要和满足。
诚然，在当代社会最高度发达的地区，把社会需要移植成个人需要是如此有效，以致它们之间的差别似乎纯粹是理论上的事情。人们当真能对作为新闻与娱乐工具的大众传播媒介和作为灌输与操纵力量的大众传播媒介作出区分吗？当真能对制造公害的汽车和提供方便的汽车作出区分吗？当真能对实用建筑的恐怖与舒适作出区分吗？当真能对为保卫国防和为公司营利的手段作出区分吗？当真能对提高生育率方面的私人乐趣和商业上、政治上的功用作出区分吗？
我们又一次面对发达工业文明的一个最令人烦恼的方面，即它的不合理中的合理性。它的生产率和效能，它增长和扩大舒适生活品、把浪费变为需要、把破坏变为建设的能力，这一文明使客观世界转变为人的精神和肉体的程度，都使得异化概念本身就成了问题。人们似乎活在他们的商品之中；他们的灵魂困在他们的小轿车、高清晰度的传真装置、错层式家庭住宅以及厨房设备之中。把个人束缚于社会的机制已经改变，而社会控制就是在它所产生的新的需要中得以稳定的。
现行的社会控制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是技术的形式。不错，在整个近代，具有生产性和破坏性的国家机器的技术结构及效率，一直是使人们服从既定的社会分工的主要手段。而且，这种结合往往伴随着更为明显的强制形式：生计的丧失，法庭、警察、武装力量的管辖。情况现在依然如此。但是在当代，技术的控制看来真正体现了有益于整个社会集团和社会利益的理性，以致一切矛盾似乎都是不合理的，一切对抗似乎都是不可能的。
毫不奇怪，在工业文明的最发达地区，社会控制已被潜化（introjected）到这样的地步，甚至连个人的抗议也在根本上受到影响。在思想上和情感上拒绝“随大流”，会显得神经过敏而又软弱无力。这就是下述政治事件在社会心理上的反映：在工业社会前一阶段似乎代表新的生存方式之可能性的那些历史力量正在消失。
但“潜化”一词或许不再说明个人是以什么方式自动重复社会所施加的外部控制并使之永恒化的。潜化使人联想到自我把“外部的”移置为“内部的”那一整套相对自动的过程。因此，潜化意味着存在一种区别于甚至敌对于外部要求的内心向度，即能把公众舆论和行为撇在一边的个人意识和无意识。[5]“内心自由”的观念在这里有它的现实性，它指的是人们可以借以变成和保存“他自己”的私人空间。
今天，这一私人空间已被技术现实所侵占和削弱。大量生产和大量分配占据个人的全部身心，工业心理学已不再局限于工厂的范围。在几乎机械式的反应中，潜化的各种不同过程都好像僵化了。结果，不是调整而是模仿：个人同他的社会、进而同整个社会所达到的直接的一致化。
这种直接的、自动的一致化过程（它也许曾经是原始协作形式的特征）再现在高度的工业文明之中；但这种新的“直接性”是高级的、科学的管理和组织的产物。在此过程中，反对现状的思想能够深植于其中的“内心”向度被削弱了。这种内心向度本是否定性思考的力量也即理性的批判力量的家园，它的丧失是发达工业社会压制和调和对立面的物质过程在思想意识上的反应。进步的冲击使理性屈从于现实生活，屈从于产生出更多和更大的同类现实生活的强大能力。制度的效率使个人的认识迟钝，使他对未能体现整体之压制力量的事实视而不见。如果人们发现自己身处构成其生活的那些事物之中，那是他们接受而不是创造了事物的规律的结果——这一规律并非物理规律，而是社会规律。
我刚才提到，当个人认为自己同强加于他们身上的存在相一致并从中得到自己的发展和满足时，异化的观念好像就成问题了。这种一致化的过程并非虚构而确是现实。然而这种现实又构成了异化的更高阶段。后者已经完全变成客观的事实；异化了的主体被其异化了的存在所吞没。这里存在的只是一种向度，而且它无处不在、形式多样。进步的成就蔑视思想意识的控诉和判决，在它们的法庭面前，它们的合理性的“虚假意识”变成了真实的意识。
但是，思想意识被吸收到现实之中，并不意味着“思想意识的终结”。相反，在特定意义上，发达的工业文化较之它的前身是更为意识形态性的，因为今天的意识形态就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之中。[6]以某种富有争议的形式，该命题揭示出现行技术合理性的政治成分。生产机构及其所生产的商品和服务设施“出售”或强加给人们的是整个社会制度。公共运输和通讯工具，衣、食、住的各种商品，令人着迷的新闻娱乐产品，这一切带来了固定的态度和习惯，以及使消费者比较愉快地与生产者、进而与社会整体相联结的思想和情绪上的反应。在这一过程中，产品起着思想灌输和操纵的作用；它们引起一种虚假的而又免除其谬误的意识。然而，由于更多的社会阶级中的更多的个人能够得到这些给人以好处的产品，因而它们所进行的思想灌输便不再是宣传，而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这是一种好的生活方式，一种比以前好得多的生活方式；但作为一种好的生活方式，它阻碍着质的变化。由此便出现了一种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凡是其内容超越了既定的话语和行为领域的观念、愿望和目标，不是受到排斥就是退化到这一领域。它们是由既定制度的合理性及其量化延伸的合理性来重新定义的。
这种趋势可能与科学方法即物理学中的操作主义和社会科学中的行为主义的发展有关。其共同的特征是处理概念时的总的经验主义；这些概念的意义被局限在对特定的操作和行为的描述上。P·W·布里奇曼（P.W.Bridgman）关于长度概念的分析是对操作主义观点的很好的说明：[7]
如果我们能够说明任一物体的长度，那么，我们显然知道我们所谓的长度是什么意思，对物理学家而言，没有必要作更多的解释。要确定一个东西的长度，我们必须进行某种物理操作。当测量长度的操作完成后，长度的概念也就确定了，就是说，长度的概念正好意味着、也仅仅意味着确定长度的一整套操作。总之，我们所说的任何概念，其意思就是一整套操作；概念等同于一套相应的操作。
布里奇曼已经看到这一思想方法对整个社会的广泛影响：[8]
采用操作主义观点的意义远不止于对“概念”意义的理解，而是意味着我们整个思想习惯的深刻变化，意味着我们不再容许在思想概念里把我们不能用操作来充分说明的东西当作工具来使用。
布里奇曼的预言已经成为事实。这种新的思想方式在今天是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及其他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的趋势。许多最令人困惑的概念由于不能用操作或行为给予充分说明而正在被“排除”。激进经验主义的猛烈攻击（我将在第七、第八两章里考察其自称为经验主义的声明），就这样为知识界对理智的反驳提供了一种方法论的辩护。这就是实证主义所起的作用，它否定理性的超越因素，因而是社会所需要的行为在学术上的对应物。
在学术范围之外，“我们所有的思想习惯中的深刻变化”就更为严重。这些变化有助于使思想和目标同现行制度的要求相协调，有助于把它们包容在制度之内，有助于拒斥那些与制度格格不入的东西。但这样一种单向度现实的统治，并不意味着唯物主义起支配作用，也不意味着精神的、形而上学的和狂放不羁的市场消失殆尽。恰恰相反，“这星期一起去做礼拜”、“为什么不求求上帝”、禅宗、存在主义和颓废的生活方式等等大量存在。不过，这些抗议和越轨的方式不再同现状相矛盾，不再是否定的。毋宁说，它们是实际的行为主义的组成部分，是对现状无害的否定，因而它们作为健康养料的一部分而为现状所迅速地消化。
单向度思想是由政策的制定者及其新闻信息的提供者来系统推进的。它们的话语领域充满着自我生效的假设，这些被垄断的假设不断重复，最后变成令人昏昏欲睡的定义和命令。譬如，在“自由世界”里运转或赖以运转的制度是“自由的”；其他那些超越这一模式的自由方式不是被定义为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就是被定义为宣传。一切不通过私人企业本身或政府契约来侵占私人企业的形式都是“社会主义的”，诸如普遍的和综合的健康保障，防止自然完全彻底的商品化，以及建立可能损害私人利益的公用事业。这种既成事实的极权主义逻辑在东方也有所反映。在那里，由共产主义制度建立的生活方式是自由的，其他所有超越这一模式的自由方式则是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的或左倾宗派主义的。在这两个阵营中，非操作性观念就是无法付诸实施的、起颠覆作用的观念。思想的运动被停止在表现为理性自身的界限的障碍面前。
当然，思想的这种界限并不是新的。正处于上升阶段的现代理性主义，以其既是思辨的又是经验主义的形式表现了如下鲜明的对比：一方面用极端批判的激进主义态度对待科学和哲学方法，另一方面又用毫无批判性的无为主义态度对待既定的、正在发挥作用的社会制度。于是，笛卡儿的“我思”便对“伟大的公众团体”置之不理，而霍布斯也主张“现存的应当永远是可取的、被维护的和最好的”。康德则同意洛克的观点，认为革命是正当的，并且仅当革命能成功地把整体组织起来并防止颠覆之时才是如此。
然而，这些使人感到亲切的理性观念总是为明显的痛苦和“伟大的公众团体”的不公正以及有效的、多少有意的反抗所抵制。引起并允许同已确立状况发生真正分裂的社会条件曾是存在的；某种既是私人的又是政治的向度也曾是存在的，在这个向度里，检验其目标的力量和有效性的游离因素可以发展为有效的对立。
随着这种向度逐渐被社会所封闭，思想的自我限制就显出更重要的意义。科学—哲学的进程和社会进程之间、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之间的相互关系，都在科学家和哲学家的“背后”表现了出来。社会全面禁止各种对立的行动和行为；结果，有关这些行动和行为的概念被说成是虚幻的和无意义的。历史的超越表现为科学和科学思想所不能接受的形而上学超越。操作主义和行为主义观点，作为一种广泛的“思想习惯”，变成为话语和行为、需要和愿望的既定领域的观点。“理性的狡计”正如它往常的所作所为那样，是有利于现存的力量的。于是，关于操作和行为概念的主张转过来反对使思想和行为从既定现实中解放出来的种种努力，反对为了其他那些被压制的可能性而解放思想的种种努力。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学术上的行为主义和社会上的行为主义在共同的基础上汇合了，即在使科学和技术进步成为统治工具的发达社会的基础上汇合了。
“进步”并不是一个中立的术语；它是有特定前进目标的，这些目标是根据改善人类处境的种种可能性来确定的。发达工业社会已接近于这样一个阶段，那时它的继续进步将会要求从根本上破坏现行的进步方向和组织。当物质生产（包括必要的服务设施）的自动化程度使所有基本的生活需要都能得到满足，而必要劳动时间又降低到最低限度时，这一阶段就到来了。由此出发，技术进步就会超出必需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它曾作为统治和剥削的工具并因而限制了它的合理性。到那时，在为自然和社会的和解而进行的斗争中，技术将服从于使人的才能得以自由发挥的任务。
马克思曾经在其“废除劳动”的学说中预见到这一阶段。“实存的和解”这一概念似乎更适宜于指明世界的历史替代性选择，这一世界——通过一个改变并暂息既定社会内部矛盾的国际冲突——在濒临全球战争的状态下发展着。当相互对立的需要、欲求和愿望不再由统治和匮乏中的既得利益者来组织——这种组织使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破坏性斗争形式永恒化——“实存的和解”就意味着人与人和人与自然之间斗争的发展。
今天，反对这种历史替代性选择的斗争，在下层人民中有着牢固的群众基础；在严格以给定事实领域为目标的思想和行为中也可以发现为之辩护的意识形态。由科学和技术的成就给予证实、由其不断增长的生产率给予辩护的现状，否定一切超越。面对以技术成就和思想成就为基础而出现的和平的可能性，成熟的工业社会把自己封闭起来反对这种历史的替代性选择。操作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变成了遏制（containment）的理论和实践。在其显而易见的动态下面，这一社会完全是一个凝固的生活系统：在其强制性的生产率和给人以好处的协调状态中自我推进。对技术进步的遏制与技术在既定方向上的发展连在一起。不管现状所强加的政治束缚如何，技术愈是能够为和平创造条件，人的身心就愈是组织起来反对历史替代性选择。
工业社会最发达的地区始终如一地表现出两个特点：一是使技术合理性完善化的趋势，一是在既定的制度内加紧遏制这一趋势的种种努力。发达工业文明的内在矛盾正在于此：其不合理成分存在于其合理性中。这就是它的各种成就的标志。掌握了科学和技术的工业社会之所以组织起来，是为了更有效地统治人和自然，是为了更有效地利用其资源。当这些成功的努力打开了人类实现的新向度时，它就变得不合理了。为了和平的组织不同于为了战争的组织；为生存斗争服务的制度不能为生存和平服务。作为目的的生活本质上不同于作为手段的生活。
这种根本不同的新的生存方式绝不能被设想为经济与政治变革的副产品，不能被设想为构成必要前提的新制度所带来的多少带点自发性的效果。质的变化也包含着这一社会赖以建立的技术基础的变化——这一技术基础维持着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通过这些制度，人这一管理的侵略对象的“第二本性”得以固定下来。工业化的技术是政治的技术；由此，它们预先就判断着理性和自由的种种可能性。
诚然，劳动必须先于劳动的减少，工业化必须先于人类需要和满足的发展。但正如一切自由有赖于对异己的必然性的征服一样，自由的实现也有赖于这一征服的技术。劳动的最高生产率有可能被用来使劳动永恒化，最有效的工业化也能够为限制和操纵需要而服务。
达到这一点时，在富裕和自由掩盖下的统治就扩展到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一切领域，从而使一切真正的对立一体化，使一切替代性选择同化。技术的合理性展示出它的政治特性，这时它变成了更有效统治的得力工具，并创造出一个真正的极权主义领域，在这个领域中，社会和自然、精神和肉体为保卫这一领域而保持着持久动员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