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2月21日，年仅四十四岁的失业的电影编剧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因心脏病死于离好莱坞日落大道不远的北海沃思路1443号。从1939年春天起，他就在创作一部小说，小说预计有三十个章节，这时已完成了其中十七个章节的草稿。按照菲茨杰拉德的写作程序，他一边扩增情节，一边修改旧稿。在最后留下的这十七个章节的工作打字稿之前，还有大约一百个章节的亲笔手稿和打字稿。除了有关《末代大亨的情缘》的工作手稿之外，还有数百页的笔记和计划（参见“菲茨杰拉德工作笔记选”）。
菲茨杰拉德在大学期间的学友、深具影响力的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对菲茨杰拉德这部处于创作过程之中的作品加以编辑，并于1941年以《末代大亨》的书名付梓印行。这里出版的《末代大亨的情缘》的文本取代了威尔逊的版本，因为原先的版本掩盖了菲茨杰拉德的草稿尚未成形的性质，给人以一个更接近于完稿的印象。
《末代大亨的情缘》一书，即使在其初稿和未完稿的状态，也被认为是有关电影制片的最优秀的小说。菲茨杰拉德的这部小说塑造了一个令人信服、真挚感人的商界英雄的形象，这种形象在美国小说中屈指可数，但这一点并不是所有人都认识到的。小说的艺术即是塑造人物的艺术。门罗·施塔尔是美国英雄的典型、美国梦的寄托：一个天才的杰伊·盖茨比。很多人都知道，施塔尔的原型是电影界的“成功人士”欧文·撒尔伯格（Irvin Thalberg，1899—1936），他早在1924年就成了米高梅公司的首席制片人。但《末代大亨的情缘》并不是一部传记小说；门罗·施塔尔是一个虚构人物，是菲茨杰拉德关于渴望这一核心主题的代表作品。
菲茨杰拉德曾经为撒尔伯格工作过——不是合作过——跟他并不太熟，时间很短，也不太满意。但是1927年撒尔伯格与他第一次见面时给他留下的印象却保存在菲茨杰拉德的一则工作笔记中：
我们坐在米特罗公司[3]的旧餐厅里，他跟我说，“斯科蒂，假设我们要从一座山里穿过去铺一条路——一条铁路，这时跟你在一起的有两三个勘测人员和其他一些人，其中有的人你是信任的，但有的人你并不信任。总之，要从那些山里穿过去，有大概五六种可能的路线，根据你的能力来判断，每一种路线跟其它路线相比都有好有坏。现在假设你是那个项目的头儿，那么会有一种情况，你不再以通常的方式运用你的判断能力，而只是做一个随意的判断。你说‘这样，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路铺在这儿’，你用手指标出它的路线，可你心里明白，别人都不知道，你把路铺在这儿而不铺在其它几条路线上，是没有什么理由的，可只有你一个人知道你并不清楚你为什么那么做，而且你必须坚持这样做下去，你必须假装你知道为什么，而且你这样做是有一二三四各种理由的，尽管你可能因为怀疑自己的决策是否明智而严厉地质问自己，因为其它那些可能的决策不停地在你的耳边回响。但是当你在计划一个新的宏大目标的时候，决不能让你手底下的人知道或猜到你有一丝一毫的犹豫，因为他们必须有一个可以遵循的东西，不能让他们察觉到你对任何决策有过犹豫。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
这时，餐厅里来了其他几个人，他们坐下，我早就知道他们四个人是一起的，于是谈话的私密性被打破了，但是年仅二十六岁的他，在谈话中的那种精明——其实还不只是精明——他思想中的那种弘大，以及他所触及的深度，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这次交往，作为施塔尔给乘务员所作的关于工作职责的演讲，被写进了小说的第一章。
菲茨杰拉德自从1934年发表《夜色温柔》以后，直到1939年开始创作这部好莱坞小说，没有发表过一部长篇小说。从1937年7月到1938年12月，他定期获得米高梅公司所发的薪水，但只有一个项目获得奖赏——他曾参与合作编写电影脚本《三人行》（Three Comrades）。米高梅公司不再与他续约之后，他靠打临工写些短剧脚本、为《绅士》杂志[4]写些小小说来养家糊口。他的小小说里包括十七篇描写好莱坞没落的雇佣文人帕特·霍比的故事。那些小小说并不是自传性质的；它们多半带有讽刺意味，而且和菲茨杰拉德同期创作的这部小说没有直接关联。他需要经济资助来完成这部小说的创作，他试图从《科利尔》周刊[5]获得“预订连载版权”——也就是说，小说出售在创作之前。因此在1938年9月29日，他给《科利尔》杂志的编辑肯尼思·利陶尔（Kenneth Littauer）寄去了以下这份大纲：
有两个原因使我比较为难。首先是涉及我这部小说的一个事实，如果被人知道，立刻就会遭到业内像乔治·考夫曼[6]这类人的肆无忌惮的剽窃。其次，我一直生怕由于自己事先将情节的概要讲出来，就会不再有冲劲把它写出来。但是尽管有这些限制，我还是向你披露：
这部小说的长度将为50，000个词。我必须先写出60，000个词，那样才有足够的字数供我删减，因此我预计这项工作需要花四个月——三个月写——一个月改。至于构思呢，凭我的良心，并有六十多页的概述和笔记作证，已经完成了。我的身体已经恢复，所以我非常愿意写这部书，然后再替杂志社打一些临工。
小说发生在1935年的四五个月内，是由赛赛莉娅讲述的，她是好莱坞一个名叫布拉多格的制片人的女儿。赛赛莉娅是个漂亮、时髦的女孩，温和而不激进，充满人情味儿。她父亲也是一个重要角色。他十分精明，不是犹太人，一个最下等的流氓。他白手起家，把赛赛莉娅培养成了一个公主，送她到东部去读大学，使她变得很势利，但随着小说的发展，她的性格也在向相反方向发展。换句话说，她讲述的故事实际发生在她二十岁的时候，但在她讲述故事的时候，她已经二十五岁了，她对许多事情的看法当然也就有所不同了。
赛赛莉娅是讲述者，因为我觉得我非常清楚这种人对我的这部小说会有什么反应。她虽然身在电影制作圈里，但并不属于电影制作圈。她可能出生在《国家的诞生》[7]预映的那一天，鲁道夫·瓦伦蒂诺也可能参加过她五岁的生日晚会。所以她聪明、尖刻，但善解人意，对好莱坞上上下下所有人都很友善。
她在讲述时主要集中在两个主要人物身上——米尔顿（门罗）·施塔尔（其原型是欧文·撒尔伯格——这就是我的大秘密）和他爱慕的女孩塔莉娅（凯瑟琳·穆尔）。撒尔伯格一直令我着迷。他的独特的魅力，特有的英俊外表，他在多方面获得的成功，以及他伟大的冒险之后的悲剧性结局。围绕这个形象所营造的事件都是我虚构的，但全都是极有可能发生的，而且我可以肯定地说，我对这个人物性格的理解是深刻的，所以他的所作所为是在现实生活中确确实实可能发生的。他是真实的，真实得可以被人认知——但是这种认知又表现为没有一个事件是实际真有的。例如，在我的小说中，他是单身或丧偶的，这样就把他跟诺尔玛[8]的一切复杂事情完全排除在外了。
在这本书的开头，我想通过他从纽约坐飞机到西海岸的一段旅程，充分展现出施塔尔这个人物在我心目中的整体印象——当然是从赛赛莉娅的视角来看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她一直不抱希望地对他怀着爱慕之心。除了获得他一个温情的注视之外，她从来没想过能从他身上赢得更多的东西，而就这点想法也因为施塔尔不喜欢自己的父亲而受到影响（这跟撒尔伯格与路易·梅耶[9]之间的互相仇视是类似的）。施塔尔是一个工作狂，而且极度疲惫，他用自己磷火般几乎垂死的光芒进行着统治。医生警告过说他的健康正受到严重损害，但是他无所惧怕，置之不理。他在生活中已经拥有了一切，只是没有权利将他自己无私地奉献给另外一个人。这个权利，他在小说开始后没几天发生的一场中级地震（正如1935年）的那天晚上终于找到了。
即使对于施塔尔来说，那也是繁忙的一天——供水总管爆裂，大水淹没了整个制片厂的表面，足有数英尺深，但这件事却似乎让他释放了心中的某种东西。他接到电话后，到外景场地去指挥电厂的抢救工作（像撒尔伯格一样，在这个庞大的面包店里，他对每一块馅饼都要亲自过问），这时他看见两个女人搁浅在一个作为道具用的农民住宅的屋顶上，于是前去救助。
塔莉娅·泰勒是个二十六岁的寡妇。根据我目前的构思，她应该是我迄今塑造的最艳丽、最具同情心的女主角。她的艳丽是与众不同的，因为我与公众的想法一样，对于盛气凌人的女性形象极为反感，那种形象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布伦达·弗雷泽[10]。公众对于特别幸运的人物不会产生深刻的共鸣，所以我会塑造一个丧偶的女性形象，就像萨克雷的《玫瑰与戒指》中的罗萨尔芭，“有一点儿不幸”。她和另一个女人在一起（对那个女人而言，塔莉娅只是个伴儿），为了满足那个女人的好奇心，她跟那个女人一起偷偷地来到制片厂。发生地震时，她们俩被困在了那里。
接着是施塔尔与塔莉娅的恋情，那是一见钟情、充满活力、非同寻常、具有触感的恋情——我会拿捏好分寸，让你们可以发表。同时，我会另外寄给你们一个文本，略微表现得再过一些，供你们在出书的时候用。
这场恋情是本书的重头戏——虽然是由我来处理，但记住，那是从赛赛莉娅的视角来表现的。也就是说，让赛赛莉娅在讲故事的时候，变成一个既聪明又善于观察的女人，我会授予自己一项权力，就像康拉德那样，允许她去想像人物的行动。用这种方法，我希望能让人感受到第一人称叙事所带来的逼真性，同时对于发生在我塑造的人物身上的所有事件无所不知，将这两者完美地结合起来。[11]
在这场恋情前后的各个章节中，有两个方面的事件占有相当大的篇幅。一方面是布拉多格（布雷迪），即赛赛莉娅的父亲，他有一个周密的计划，想把施塔尔撵出公司。他甚至切实地考虑过派人去谋杀他。布拉多格是个实足的专制者——施塔尔虽然白手起家，难免有点保守，但他却是位爱兵如子的雇主。他在二十三岁就过早地获得成功，年轻时的某些理想还没有受到过挫折。另外，他是一个亲力亲为的人。打个比方说，施塔尔会脱下衣服就干活，而布拉多格呢，只有让钱进他银行账户的事才干，他对电影制片其实并不感兴趣。
另一方面是赛赛莉娅本人，她对施塔尔怀着绝望的爱情，于是就竭力想讨好他。对于他的冷漠，她的反应是委身于一个她并不爱的男人。这个段落在连载的时候并非绝对必要。可以改写一下，但最好是全部删掉。
让我们重新回到这部小说的主题，施塔尔无法让自己和塔莉娅结婚。婚姻似乎不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他并没有意识到她已经成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此之前，他的名字始终和这个或那个女明星或社会名媛联系在一起，而塔莉娅则是个贫困而不幸的人物，她的外表始终是中产阶级的，这一切与施塔尔期望的辉煌人生不太协调。当她意识到这一点时，她暂时离开了他，她离开他并不是因为施塔尔没有意思娶她为合法的妻子，而是因为她在精神上受了伤害，那份虚荣，她原以为自己早已不再受它束缚，可其实依然残留在她的心中。
此后，施塔尔直接投入了维持制片公司控制权的斗争。当他出差去纽约见股东们时，他的健康突然之间垮下了。他几乎死在了纽约，当他回来时，发现布拉多格已经利用他出差的机会，采取了施塔尔无法想像的措施。他重新投入了工作，希望能挽回局面。
这时，施塔尔意识到自己是多么需要塔莉娅，他们之间的裂痕重新弥合。有一两天时间，他们俩非常快乐。他们打算结婚，但他必须再次出差到东部去，以巩固他在调解制片公司事务方面所取得的胜利。
故事发展到这里，进入了最后一章，小说的品质——或者说不同凡响之处——也正体现在这个章节里。你是否记得大约在1933年，一架运输机在西南部山区坠毁，一个参议员遇难的事情？这件事情最让我震惊的是当地农民居然对死难者进行搜索、劫掠[12]。施塔尔乘坐飞机从好莱坞出发，他的那架飞机遭遇了完全相同的事件。小说从三个孩子的角度进行叙述，他们正在星期天野餐，首先发现了飞机残骸。在坠毁事件中遇难的，除了施塔尔之外，还有两个人我们在小说中已经认识。（在这篇简短的概要里，我无法对次要人物进行详细的说明。）那三个发现尸体的孩子，有两个是男孩，一个是女孩；一个男孩搜劫了施塔尔的物品；另一个男孩搜劫了那个破产的前制片人的尸体；那个女孩则搜劫了那个女明星的尸体。每个孩子搜到的物品象征性地决定了他们对这种劫掠行为的态度。女明星的物品使那个女孩产生了自私的占有欲，破产的前制片人的物品使那个男孩变得犹疑不定；发现施塔尔的公文包的男孩过了一周就去找了当地法官，全部作了交待，从而拯救了他们三个人，为他们赎了罪。
故事把我们再次带回到好莱坞，完成了整个尾声。在整个故事中，塔莉娅自始至终没有踏进过制片厂的大门。施塔尔死后，当她站立在由他亲手创建的庞大的制片厂的门前，她意识到自己将永远也不会踏进这扇大门了。她只知道施塔尔爱过她，他曾经是一个伟人，他为自己的信仰而死。
它是这样的一部小说——不带一丁点宣传的意味。其实，撒尔伯格在很多方面跟我的观点完全不同，对此我也不想详谈。我想选他作为我小说的主角已经很久了（我有这个想法已经三年了），因为他是我所认识的、在宏大背景下塑造的五六个男人之一。小说叙述的时期，正好和美国犹太人对自己的道德规范不甚明确的时期相吻合，但是这种巧合对我来说只是偶然的。我们应该尽可能不触及种族问题。既然齐格飞[13]可以被塑造成一个史诗性的人物，撒尔伯格可以说是齐格飞的反面，那么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在这部小说里，没有让我纠结的内容，也没有看上去不确定的内容。跟《夜色温柔》不同，它不是一个关于堕落的故事——虽然结尾是悲剧的，但它并不令人压抑，也不是病态的。如果有两部小说是“相像”的，我该说这部小说比我的任何其它小说更“像”《了不起的盖茨比》。但我希望它是完全不同的一部小说——我希望它能表现出某种新的内容，激发起新的情感，甚至能引导人们从一个新的视角审视某些现象。为了保险起见，我把故事背景安排在五年以前，使它有一些距离感，而如今，欧洲的形势风起云涌，因此这样做也似乎最恰当不过了。这样做，可以遁入过去那浮华而浪漫的时光，在如今的时代，那段时光也许再也不会回来了。这样的一部小说，我是肯定乐意去读的。我该不该把它写出来呢？
在菲茨杰拉德这封信的复本上，他继续写道：
我说过，我宁可拿一笔最低的稿费来从事这项工作，而不愿意继续撰写零零碎碎的电影脚本，虽然那样可能赚不少钱，但没有什么成就感，而且干了老半天，还要扣除大量的所得税。
如果要不受干扰地从事这项工作，我至少需要15，000美元，先预付3，000美元，剩余的分期支付，每期3，000美元，时间分别为11月1日、12月1日、1月1日和2月1日最后交稿时。如果拿到这笔稿费，我保证不再干其它的活，特别是不再撰写电影脚本，而是对手稿进行各种修改（不请人代为修改），并且在11月1日交稿，也就是说，到那天，向您交付15，000个词。
除非您的资金运作允许支付这些预付款，否则，肯尼思，从目前的任务安排来看，我在财务上无法完成这笔交易。我患病四个月，钱都用得精光了，在收到您的电报之前，我还在指望着揽到几个月的活，然后再考虑为这部小说开个头。一份电报再一次帮了我的大忙，我通常会随时准备着，而且（以下内容缺）。
利陶尔在10月10日的回信中说，他在看到“产成品的大部分样品”——即15，000个词——之前不能支付预付款。菲茨杰拉德需要预付款才能创作样品。到11月，他给《科利尔》寄去了第一章的6，000个词的草稿，但编辑不愿支持菲茨杰拉德继续写下去，因为小说的开头“太晦涩”。在此之后，菲茨杰拉德就一边创作这部小说，一边干些赚钱的活。
菲茨杰拉德制订计划十分细心，修改自己的小说也煞费苦心。他先用铅笔写草稿，再请秘书打成一式多份的打字稿，然后在一份份打字稿上修改：他从来不打字。他写作很慢，他在去世之前，已完成了五个章节的44，000个词，第六章的开头——小说计划有九个章节。必须强调，他认为这些文字还处于创作过程之中，还需要修改和重写。在完成第一章之后，他写了好几个章节，打算将来插进各个章节。第一章的最后打字稿的开头，有这样一行字：“从情绪出发重写。重写后变得矫揉造作。别看——从情绪出发重写。”而且，这些章节的草稿也处于不同的修改状态。这部小说的各个完成部分没有最终的打字稿。目前留存的文本不只是一部未完成的小说：它是走向一部未完成小说的过程作品——处于发展和改进过程中的小说。
将《末代大亨的情缘》视为一部过程作品来阅读是恰当的：在这部手稿中，菲茨杰拉德还没有实现他的意图，但可以看出他正在走向那些意图——或者在写作的行为中发现他的意图。
叙事角度——故事由谁来讲；怎么讲；从哪个侧面来讲——是小说创作的基本技巧。这是作者借以控制读者反应的手段；也是作者借以控制作品色调的手段。色调是作者对素材的态度，因此也是读者在心中滋长的色调。菲茨杰拉德的叙事声音中那份温暖是他在行文中特有的性质。
除了情节的处理之外，他的小说稿中最难处理的部分还包括让赛赛莉娅来担任叙事人。在《末代大亨的情缘》的小说稿中有两个声音：赛赛莉娅的声音和那个无所不知的叙事人的声音，但这两个声音并不是自始至终都能区别开来的。菲茨杰拉德在《了不起的盖茨比》里做得比较明智，让部分参与情节之中的尼克·卡罗威（Nick Carraway）来担任叙事人，效果很好，所以在《末代大亨的情缘》中，他想进一步展开这个手法。他在给《科利尔》的大纲中表示了他想让赛赛莉娅来担任叙事人的计划，从而“让人感受到第一人称叙事所带来的逼真性，同时对于发生在我塑造的人物身上的所有事件无所不知，将这两者完美地结合起来”。这个意图在小说稿中并没有实现，赛赛莉娅讲述了一些她不可能亲身经历的事件。菲茨杰拉德在他的一份工作笔记中提到，他已经决定，小说的叙事角度前后不一致没有关系：“并不是赛赛莉娅在讲述故事，虽然我在需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时候，总会写得好像是她在讲述故事。”菲茨杰拉德在小说稿中有两处觉得需要提醒读者注意叙事角度发生了变化：“这里是赛赛莉娅接着讲述这个故事。”
菲茨杰拉德一生都在崇拜英雄，但他在四十多岁以前并没有创造出一个毫无瑕疵的英雄形象。门罗·施塔尔是菲茨杰拉德的小说中第一个有成功事业背景的英雄：艾默里·布莱恩[14]和安东尼·帕奇[15]都是没有职业的；盖茨比的商业经营活动是模糊不清的；而狄克·戴弗[16]放弃了自己原本还不错的医生职业。但施塔尔则把精力都倾注在工作之中，并承担起相关的工作责任。他是菲茨杰拉德笔下唯一具有完全职业的人物。再者，施塔尔也没有受到1930年以后菲茨杰拉德的作品中普遍存在的情感破产的影响。作为一个壮年丧偶、孤独而充满失败感的男子，施塔尔一点儿也没有被失败击垮，而是仍然保有重新去爱的能力。施塔尔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就是在那一天他迟疑了一下，没有决定把凯瑟琳带走——而就在那一天，他失去了她。如果你非得要说施塔尔有什么瑕疵，那就是他有太多的理智或者说太强的自律；但要证明这样的解读，可能比较困难。
在菲茨杰拉德的批评文章中，最为人熟知的一条就是，他笔下的女性人物都比男性人物更加强势；他对性别角色的安排几乎跟传统完全相反，男性都趋于浪漫而软弱，而女性则很坚强。唯独在小说《末代大亨的情缘》中，菲茨杰拉德创造了一个强势的男主人公形象。也许正因为如此，凯瑟琳的角色塑造相对缺乏感染力。施塔尔的形象吸引着读者的注意力和想像力，所以小说中任何其他人物都无法与之匹敌。可能是四十四岁的菲茨杰拉德已经不再像过去对女人那么敏感了。菲茨杰拉德自己也感到对凯瑟琳处理得不够好，这一点可以从他的工作笔记中看出来：“这份温暖来自于哪里。为什么他会觉得她很温暖。比告别时的话音更加温暖。我以前塑造的女孩子形象都很温暖，充满希望。夜晚的大海。我该如何把这个场景写得真诚而不同寻常呢？”
菲茨杰拉德在处理凯瑟琳这个角色时感到困难，有一个线索就是他在工作笔记中写下的标题“末代大亨的情缘”。这部小说有两个分裂的焦点。它既是一部爱情小说，又是对一个美国典型人物的性格研究。施塔尔统领着整部小说，而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展现他工作状态的场景。在菲茨杰拉德的生涯中有诸多反讽，但哪一个也比不上这个更富有说服力，即“爵士时代的桂冠诗人”，如今成了用钦羡的笔调塑造了一个工人老板形象的作家。但是鉴于菲茨杰拉德一生都在崇尚成功，而且对自己的不负责感到内疚，这个反讽就不足为奇了。
结尾
由于菲茨杰拉德必须中断这部小说的创作，写一些赚钱的东西，他仔细拟了一份主要情节表。第一栏包含九章，分成三十个章节，附有一个事件表和估计字数。中间一栏记录每一章的主要事件和作用。第三栏提示小说将分为五幕的结构。虽然菲茨杰拉德在去世之前已经写了十七个章节，但他只写到第三幕的开头。小说随着他的创作还在延展，原来计划51，000个词，这个数字已不再准确。
菲茨杰拉德的主要情节表是希拉·格雷厄姆在1941年3月6日给威尔逊的报告中提供的：
小说将会这样结尾：
布雷迪竭力想毁掉施塔尔，所使用的方法一度（或许始终）和L.B.梅耶竭力想从欧文·撒尔伯格的手中夺过米特罗公司的控制权，和/或毁掉欧文·撒尔伯格的方法如出一辙。施塔尔几乎被踢出公司，于是他决定除掉布雷迪。他也采用了布雷迪的流氓手段——他打算雇人谋杀他。
施塔尔在回到好莱坞的飞机上，决定不再实施谋杀计划，但计划已经做出，并且别人已经在替他准备了——如果他真那么做了，那他就和布雷迪那帮人一样坏了。他跟他们不一样，他计划在飞机停靠下一站时取消命令。在我想像中，谋杀应该会在几个小时之内发生。但是飞机在停靠下一站之前坠毁了，施塔尔死了。因此谋杀最终还是实施了。
我认为，小说的最后一个场景应该是施塔尔的葬礼。斯科特打算利用那个真实发生在撒尔伯格葬礼上的事件。哈里·凯里（Harry Carey）在以前默片时代是个著名演员，早期有声片时代也颇受欢迎，但他在撒尔伯格去世之前好几年都没能在制片厂找到一份工作。他并不认识撒尔伯格，但却意外地收到一份请柬，请他在撒尔伯格的葬礼上去当扈棺人。这是公认的一份殊荣，只有最重要的人物，以及和撒尔伯格最亲密的人物（这班人都是重要人物）才会被邀请去当扈棺人。哈里·凯里——略感晕眩地接受了邀请，葬礼上的那些大腕儿看见凯里都极为惊讶，以为他跟撒尔伯格有什么内线关系，结果都蜂拥而上，约请他出演很多电影，于是他一直工作至今。其实那份请柬是发错了。本来是想发给别人的，斯科特跟我说起过这个人的名字，但我记不得了。[17]
斯科特打算在葬礼上把好莱坞的所有伪君子来一个集中展示。我跟他说起过，马克斯兄弟[18]在撒尔伯格去世那天差不多把眼珠子都哭出来了——他们总是跟那些“必要的”人物保持不太远的距离，确保自己的哭声能让他们听见。斯科特想让施塔尔的灵魂站出来骂他们一句：“这帮垃圾！”
那个英国女孩子始终是好莱坞的局外人——我记得斯科特在一份工作笔记中提到过，她自始至终不会踏进制片厂的大门（尽管施塔尔正是在那里第一次见到她的，当时她正坐在那个顺着洪水漂下来的偶像头上）。那个叙事人赛赛莉娅正在结核病疗养院里写故事，当然这个情节要到小说最后才会揭示出来。
在斯科特搁笔的地方，施塔尔正面临着事业与爱情的两重困境。许多内容虽然已经列入计划，但是正如他在情节的结构内部所作的调整一样，他很可能会根据自己已经完成的文字和计划进行相同的修改。在计划中，他原本写到了那个英国女孩子要嫁的美国男人、一个技术人员或制片厂里的某个人物。但我觉得他会修改的——使他更加强有力，把他放到一个足以击垮施塔尔的位置。
按照计划，在小说的结尾（飞机坠毁）之后是一个尾声（凯瑟琳和葬礼）。
但是格雷厄姆提供的情况并不一定就是菲茨杰拉德最终的情节。他不太可能已经决定小说该如何发展。即使到了1940年11月2日——他去世前两个月不到——他还在给他妻子泽尔达（Zelda）的信中说，小说“还在人物安排的早期阶段”。这句话同样适用于罗宾逊和扎夫拉斯，这两个人物明显是为了尚未完成的某些章节中的情节而安排的。扎夫拉斯最后在第十一节中对施塔尔说过：“如果你想要割了哪个人的喉咙，不管什么时候，无论是白天或黑夜……我的电话号码就在本子上写着呢。”
1941年，埃德蒙·威尔逊将这部小说与《了不起的盖茨比》和短篇小说一并出版，引起斯蒂芬·文森特·贝内[19]的具有预见性的宣告：“你们现在可以脱帽致敬了，各位先生，而且我觉得你们或许应该这样做。它的声誉并非是徒有虚名，而是名至实归——而且，从长远来看，这部小说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可确定的一部名著。”从此以后半个世纪，弗·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这部未完成作品，一直被认为是美国小说中最有希望成功——也最令人叹惋——的作品片断。编辑出版《末代大亨的情缘——一部西部小说》这个版本的目的，是推进对于这部处于创作过程之中的艺术作品的研究，对它有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
编辑说明
一部处于创作过程之中的作品需要用特殊的方式阅读，也需要用恰当的方法编辑。《末代大亨的情缘——一部西部小说》这个版本的初衷是提供一个真实可靠的读本，保留菲茨杰拉德最后的工作打字稿的格式与结构，仅对其中的拼写错误与事实错误加以改正，因为在完整的小说出版之前，他也会希望编辑替他改正那些错误的。因此，留存的几个章节并没有被合并成各章，仅对功能性错误[20]加以校订。菲茨杰拉德是一个社会现实主义作家[21]。大量的证据证明，他希望小说的细节都是真实的。可是在他出版的书中存在的许多错误都是由于编辑的帮忙还没有达到菲茨杰拉德所期望或要求的高度。保护并保留明显的错误，以致让细心的读者感到困扰，这并非是忠于文学的表现。一个批评文本的适当功能是展现作者的明确的意图。这个版本中的改正只包含词语的替换：参见菲茨杰拉德最后的手稿显示为“Diocenes...Esculpias...Minanorus”，第三个不知是谁，但菲茨杰拉德很可能是指古希腊喜剧作家米南德。威尔逊将菲茨杰拉德的文字改为“欧里庇得斯……阿里斯托芬……米南德。”——编者注。菲茨杰拉德的文句并未重写过。
菲茨杰拉德是凭借耳朵来拼写和标点的。拼写错误均已校正；在个别情况下，必须确定他究竟是想拼哪个词。菲茨杰拉德对小说人物名字的拼写都作了保留，除了那个希腊人摄影师皮特·扎夫拉斯，他的名字在手稿中是佩德罗·加西亚——几乎可以肯定这是作者的一个私人玩笑[22]。菲茨杰拉德的标点符号体现了他在写作时内心听见的散文节奏，所以在这里，如果不可能造成混淆则都加以保留。他很少使用标点符号，使用逗号十分节省，而且宁可使用破折号而不用分号或冒号。菲茨杰拉德从来都没学会怎样给对话加标点符号，这些缺陷在本书中得到了改正。校订的原则虽然是保守的，但这个《末代大亨的情缘》的新文本，对最终的工作手稿的打字稿还是做了843处词语和标点方面的校正。
南卡罗来纳大学
马修·J·布鲁科利
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