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二年级以前的学习成绩与就职考试直接有关，这点至今未变。我自认为自己大学一二年级的成绩是不下前五名的。但我的右手腕摔伤后，需要连续接受大约一年的理疗，所以学习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些不到之处。毕业前的最后一个暑假，东大的同学们为准备高等文官考试，集中住进了信州追分的油屋旅馆，关起门来埋头苦读。
油屋是古代信州驿道上的一家客栈，在追分镇上堪称首屈一指。不过，现在只能在店前的招牌。上寻找昔日影子。我们住进去的时候，店老板的次子阿诚，还有因夫妻不和回到娘家来住的长女千代以及还没出嫁的次女春子都十分辛劳地整天为夏、秋季来这里闭门读书的学生们忙活着食宿。一般来说，高等文官考试在夏天进行笔试，秋天进行口试。
春子姑娘成了油屋旅馆的明星，学生们心中的天使。分饭时她恰到好处地掌握每碗饭的多少，还不时地为烤咸鲑鱼的大小不均而发愁。她为每天早晨来送“朝日新闻”的人算命，告诉人家命里该逢凶还是当遇吉。这些紧张生活中的欢闹真是其乐无穷。
我在油屋旅馆的学生中，是唯一不参加当年高等文官考试的人，也就更有条件寻找欢闹的良机，大大丰富了借宿油屋旅馆的收获。第二年秋天，我为准备高等文官考试的口试再次住进油屋旅馆。这次，我甚至有幸与春子在月圆之夜并肩漫步在银辉铺地、狗尾巴草影婆婆的小道上了。
我进大学时，没有走过任何人的门路，面临就业时仍打算依靠自己的力量。我总觉得一旦为这种事开口求了人，就会一辈子抬不起头来。特别是在贞三郎叔父面前，仅因我曾借用他的姓“高田”，就已经十分感觉低人一等了。拿定主意后我开始写自己的简历。写了撕，撕了写，终于写好了。我就象发邮寄厂告那样，将简历寄给了所有名见经传的政府部门、银行和公司，当然也寄给了大藏省，铁道省，商工省、日本银行、三井银行、三菱银行等。我本可以将这份名单列得更长一些，但实在不令人脸面生辉，也就不再——列举下去了。
我现在仍清楚地记得，最后发榜的是三菱银行。考试开始前，我们这些投考者曾被该行招集起来宣布注意事项，之后我们被告之：“本行不以诸位在校时的成绩决定取舍，但必须进行面试以对考生人品作一了解。”我到底还是落选了，不知是否是因为人品不好。
只有商工省的就职考试我会一次通过的，并获得了参加口试的资格。口试时的主考委员长是商工次官四条隆英，文书课长吉野信次考试时随侍次官左右，担任助手。考试开始了，我胆战心惊地注视着考官，等待着提问。谁知考官开口便问：“你是稻山银行的吧，你叔父是不是还那么爱吵架？”后来我从叔父那里得知，他与四条次官是大学同年级的同学，毕业前夕，他们吵了一次架，叔父甚至以拳脚相见。
口试内容仅此而已，未及其他，然而却迟迟不见答复。商工省是我自己联系报考的那些工作单位中的最后一个。我只好把自己的不顺告诉了父亲，于是他诚心诚意地到筑地的小松旅馆去拜访铃木英雄（当时他已辞掉水产局长一职，正在小田原的水产渔业公司工作），托他为我想想办法。
终于，商工省决定从东京大学经济系招收几名应届毕业生。这次考试合格的只有我和高桥（原企画厅长官），而高桥又已经被台湾总督府挖了去。按理，真正的合格者就只有我一人。若真的招收几名的话，则第一名非我莫属。可事实上，这次仍是音信全无，铃木只说了声：“知道了。”不久便又把我的事拜托给了八幡制铁所长官中井励作。中井答应只要我能通过高等文官考试就收我进制铁所工作。我的就业混战终于能告一段落了。
1927年我大学毕业了。那一年正逢逐渐漫延着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遗症——世界人萧条发展到了顶峰的一年。在日本，以大藏大臣片冈口误事件为起因，爆发了金融大危机，不断有银行倒闭，一年时间里政府在全日本实施了三周的延期偿付政策。鉴于此种种，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竞争激烈也是不可避免。年轻时的这一曲折经历，使我至今痛恨信贷紧缩。
在当今这个已经开化了的、有着相当文明的世界上，集中了数不胜数的、自认为智力不低、具备大学学历的人，却至今未能做到防范经济危机于未然之中，岂不是太不应该了吗，尽管我也是其中一员。
拿下高等文官考试的合格证成了我就业的附加条件，好在可以换得经商工省录取进制铁所工作的权利，也就无须作其他计较了，而有待我去做的事，就只剩用功准备应试了。我把自己关进了汤岛温泉的落合楼旅店，一住就是半年。我的计划是每天除吃饭及饭后散步共2小时，睡眠8小时外，其余14小时全用于学习，要将八项考试科目所涉及的内容轮翻学习5遍。
在这半年里，我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苦读。不仅一位住在温泉主楼疗养的漂亮女人未能打动我，就连山涧小溪不绝于耳的淙淙流水声也被我错当成过两个贼偷窥我房间的脚步声。
我的努力得到了报答，我一试高中，时间是1928年5月。我利用报到前的时间治疗了牙病之后，便赶往八幡上班了。到了八幡，眼前出现了一座不可想象的大工厂，烟囱林立，神气地仰天长呼着串串黑烟，火车绕厂行驶一周竟需设立两个车站。我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日本的如此雄伟的钢铁厂没有被写进教科书，它足以使一般国民自豪，激发他们关心工业、为工业贡献知识的热情。
我的住处座落在一个小山包上，山上有座以赏樱花著称的公园，我的房东叫小野某，他虽只是制铁所普通职员，却有了这所很不错的房产，他们夫妇两人收留了四五位房客，每天还要照料房客们的饮食起居。当时与我同住小野家的现已任新日本制铁公司副总经理的汤川正夫、现任川崎制铁公司顾问大原久之、现任三井物产公司大贩分公司副总经理盐治繁三和当时三井物产公司驻八幡制铁所代表处金属部主任北原4人外，还有一个目前走马上任的众议院议员南好雄（曾任运输大臣）。
南好雄和我是锦城中学时代的同学，我虽比他早一年上了大学，但为参加高等文官考试耽误了一年，因此在八幡制铁公司与他成了同期。奇缘也好邪缘也罢，总之当我知道被录用的两人中的另一位竟是南好雄时，真是惊奇无比。我被分配到了预算决算课，他被分到了主计课。那时我月薪75日元，职称叫判任官。
当时，若想享受一般高级职员的待遇，至少需要3年时间。那时八幡制铁所高级职员名额有限，致使不少人虽没得到高级职员的名份，却可享受高级职员的待遇。同是判任官，有人到任不久就可将办公桌与主任的井排摆放，在文件上盖章时也可盖在主任印之上，还可随意使用高级职员专用的厕所和食堂。当时社会上正流行成立为投考企业者服务的“待聘商人”机构，八幡制铁公司的这些未能拿到高级职员名称的人，说穿了也是准商人，只是任命未到，脾气、架了却光摆足了。
我所在的预算决算课因与议会多有交往，工作十分繁忙，很少能按时下班。只有我除了按章程盖章外没有其他工作，因此总能利利索索地下班。不想大忙人越山课氏（向议会作报告时不可缺少的人物，资历最老的准高级职员）却交给我一本厚得可怕的英文会计学，令我翻成日文。每当他看到我可能要按时下班时，总要问上一句：“稻山，书翻完了吗？”真叫人没办法。
大约3个月以后，比我早许多年进商工省的东大校友、购买课长波江野繁实在看不过去了，把我调到了他课里的机械处，在那里的工作是非常愉快的。后来日本制铁公司成立时，波江野繁按协议进了日本制铁公司，不久就被商工省招回去了。现在他任八幡钢铁厂所属中津钢板公司总经理。波江1922年毕业于东京大学，于公于私都是我的好兄长，特别是当时对我来说，简直就是恩人。
我在购买课工作时，曾因公去东京出过一次差，任务是办理进口机器的兔税手续。我去了商工省矿山局矿政课，井在那里初次见到了当时的矿政课长渡边义介（已故八幡制铁所总经理），这恐怕也是波江野繁的有意安排。
不过，好事总要多磨，一个魔鬼正在向我这条顺风船靠近，或者说正在向我招手。
当时的八幡制铁所是同营企业，不实行独立核算，总部设八幡，并在东京木挽叮有派出机构。八幡制铁所销售部长兼任该机构首席代表。
我被调到销售部的时候，制铁所的领导班子是由最高长官中井、技术监督野田（是海军中将，为画家野田九甫之兄），总务部长川久保（现日本公路建设公司顾问）、文书课长佐佐木、销传部长立石、购买部长长崎、劳务部长田尻，和负责粗钢、精钢、条钢、钢板、化工的五倍部长共十二三人组成的。我记得他们之中只有最高长官、技术监督、总务部长、销售部长和文书课长5人是天皇任命的高级官员。中井长官时年不足50岁。
这些高级职员的家都集中在八幡的高见町一角，那里至今还是当年的样子。高级职员宅邸的附近有一高见俱乐部。内部格局很是与正规俱乐部不同。我到销售部赴任时，俱乐部正大兴土木，改建工程正在进行。
关于将要发生的事情，前面已经提到了，而事情发生的舞台正是这座改建中的俱乐部。
这座俱乐部自建成起一直用于接待访问制铁所的朝野宾客，同时也是八幡制铁所高级职员们聚会的地方。制铁所领导班子里只有最高长官、技术监督、部长、课长，就是说只有高级职员才有资格到那里去，普通职员中，我们这些准高级职员也可以自由出入，特别是若能同哪一位部长、课长把关系搞好，就可经常混在他们中间下棋斗牌、输家请客，一玩就是半宿。
为便于招待，俱乐部招聘了10名女职工，领班的是位姓南部的大婶。南部大婶名隆子，当时已有50开外，相貌酪似九条武子，显得苗条漂亮。她丈夫生前是制铁所的技师，现在的木下产商公司常务董事南部三郎是他们的遗腹子。俱乐部女职工大多是有钱人家小姐，也都很漂亮，来俱乐部工作完全是为了见见世面，练练礼节，以便相亲时能有良好的表现。
我每天都是囫囵咽下早餐后便三脚两步地跑到办公室，在踏进办公室的一刹那以最快的速度按下门旁的记时器按扭——好一副着急工作的架势。其实，我经常迟到。当则公司规定每月迟到超过10次者算一次缺勤。所以，每当我把上面所说的那一系列动作做得完美无缺时，就一定是我当月的第十次以后的迟到。下班时间是下午4时，一回到住处，我就立刻脱下西装换上和服，然后马不停蹄地全速向俱乐部进军。
大凡青年男女，遇到适当的条件和环境，总会导致感情上的某些微妙变化，这或许是自然规律，我自然不能例外。只不过有我卷人进这件事发展到最后有些超出常规，有些出了格，并且为了事态的平息给周围人添了过多的麻烦，而最终了结这争竞费时七八年。这一切在我内心造成了难以解除的压力。
终于，我从高级职员的地位上直落下来。一天，长官办公室很突然地通知我速去见总务部长。当时的总务部长可非同一般，他享受的待遇和具有的权威恐怕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我诚惶诚恐地走进总务部长办公室，只见川久保部长成立室中，他以眼色命我再进前几步。我向他靠近了五六步后垂手肃立。没想到他递过一纸辞退令，命我调离八幡制铁所总部。
我不甘心马上接受辞退令，俯首问他：“辞退我的理由是什么？如果因为私事，可否由我自己提出调动？”未及我言毕抬起头来，他就劈头喝道：“服从命令！”恼怒中充满了怜爱。我就好象被什么东西赶着一样，飞快地逃回住处，匆匆卷起铺盖打好行李后便叫了部出租车直奔门司码头。三井物产公司并不知我职位已变，已在那里设下丰盛的午宴邀我去谈生息。
我在狼狈不堪中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他们都是我的恩人。辞退令下达以前，我的事已有发作，中井长官、野田技术监督、川久保总务部长、立石销售部长、波江野繁购买课长等纷纷为我出谋划策；帮我收拾行李以尽快离开的有与我同住的现川崎制铁公司顾问大原久之等人。而在我调离八幡后继续为我擦屁股的则是现人川产公司顾问池谷赖绪和现日产建设公司会长北村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