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保健养生千古中医传奇
5430000000018

第18章 药物探源(4)

宋代孔平仲《续世说》中记载:南北朝时梁代名医姚僧垣,继承家学,医术高超,治愈了许多疑难大症。公元545年,梁武帝因病发热,寝食不安,朝中群臣竞相献方。

梁武帝听从御医,欲服大黄以泻热,姚僧垣诊脉辨证后力主不可,认为“至尊年已八十,脏腑皆虚,虽有积热,不能轻用峻泻之药,恐伤正气”。梁武帝自恃知医,不以为然。

姚僧垣又云:“至尊岂不闻当朝名医‘山中宰相’陶弘景所说,‘大黄,将军之号,当取其峻快也’。依臣之见,至尊之疾只宜缓图,不可轻投峻下之剂。”武帝不悦,诏令退下。

当天夜里,姚僧垣被急召入宫。原来,梁武帝服用大黄后,热势不仅不退,反致昏瞀。姚僧垣即以温和之法,取平补之药,敛苦寒所伤之阳气,连进数剂,得以逐渐康复。

梁元帝继位后,授给姚僧垣咨议参军之职。一次,元帝腹中痞满,疼痛不已,不思饮食,于是召诸医讨论治疗方案,群医皆以武帝服大黄而致病重为诫,乃以平和之品组方。

姚僧垣力排众议,并云:“脉洪大而实,应指有力,加之膳食不进,胃脘痞满,此腹中宿食不化所致,非用大黄荡涤攻下,推陈致新不可。”梁元帝听从姚僧垣之言,服药后果然大下宿食,痞满腹胀之疾顿失。

元代名医朱丹溪,善用大黄治眩晕,独创“一味大黄散”,即仅以大黄一味,用酒炒三遍为末,用茶调服一二钱,治眩晕颇有效验。

近代名医张锡纯曾述一奇事:一杨氏少妇,得奇疾,赤身卧帐中,其背肿热,若有一缕着身,即觉热不能忍,百药无效。后有乘船自南方来赴北闱乡试者,精通医术,延为诊视,言系热毒,俾用大黄十斤,煎汤十碗,放量饮之,数十饮尽,竟霍然而愈。

名医徐小圃曾为一富翁治腹闷痰喘之症,处方为大黄半斤,数次分服,患者且疑且惧,但服后爽然痊愈。请教徐小圃曰:“众医屡用不效,先生一味奇功,何秘也?”徐曰:“君素食膏粱厚味,壅塞热痰,大黄性清下,味香辛,独行则力猛功专,疏塞清秽,何秘之有?”

正常的脉象,从容和缓,不浮不沉,不迟不数,不细不洪,节律均匀,一息(一呼一吸)脉搏四或五至,且应指有力,中医将其归结为“有胃气、有神、有根”。

有胃气:正常的脉象不浮不沉,不快不慢,从容和缓,节律一致,便是有胃气。即使是病脉,无论浮沉迟数,但有徐和之象者,便是有胃气。脉有胃气,则为平脉;脉少胃气,则为病变;脉无胃气,则属真脏脉,或为难治或不治之征象。

有神:即脉来柔和。如见弦实之脉,弦实之中仍带有柔和之象;微弱之脉,微弱之中不至于完全无力者都叫有脉神。神之盛衰,对判断疾病的预后有一定的意义。

有根:三部脉沉取有力,或尺脉沉取有力,即为有根。病中肾气犹存,先天之本未绝,尺脉沉取尚可见,便有生机。若脉浮大散乱,按之则无,则为无根之脉,为元气离散,标志病情危笃。

灵丹妙药话白芷

苏轼在杭州任刺史时,与三台山寺庙中的一位老和尚交往很深,经常一起探讨诗词。有一次,两人谈兴很浓,一直谈到深夜才尽兴。

当时已是初秋天气,苏东坡从山上寺庙回家途中受了风寒,第二天就觉得头痛、鼻塞,非常难受。老和尚听说后,就托人带来一包药材,说是煎汤服用,效果奇佳。苏东坡服后果然痊愈,并专门上山去感谢老和尚,想打听这是什么“灵丹妙药”,一问方知是白芷。

白芷入药始载于《神农本草经》,列为中品,因具有特殊的芳香气味,所以又名香白芷。其味辛,性温,功能散风解表、通窍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主治感冒头痛、鼻塞、鼻渊、牙痛、白带、疮疡肿痛等。

《本草纲目》谓白芷“长肌肤,润泽颜色,可作面脂”,与白僵蚕、白附子、菟丝子等共研细末调制成面膜敷面,可收到柔面增白之效;用白芷、玉竹、川芎、防风等研成细粉,用食醋调成稀膏,可治疗黄褐斑。

白芷可治毒蛇咬伤,其法内服、外敷皆可。《夷坚志》中记载,临川有一人以弄蛇卖药为业。一日被蛇咬伤,一侧上臂肿大如腿,少顷遍身皮肉肿胀成黑黄色,似乎已死。

一道人恰好从旁经过,看了看弄蛇人后,他对众人说:“此人死矣,我有一种药能治疗,但恐怕毒气已深或不可治,诸君能相与证明,方敢为之出力。”

众人原为之证明,于是道人向众人讨要20文钱买药。买药归来后,取新汲井水调药,从伤者之口灌之。药已服完,只见黄水从其口中流出,臭秽熏人,四肢肿胀渐消。其人已经能够坐起,与未伤时无异,遍拜众人,尤其郑重拜谢道人。

道人说:“此药甚易办,我不惜传与诸人,仅香白芷一物,用法当以麦冬煎汤调服,今天事情急迫,故以水代之。我今天救活一人,可行矣。”有位郭邵州的士人学得其方,曾遇到鄱阳一兵卒,夜间值勤时被毒蛇咬伤。次日清晨,赤肿欲裂,以此法治之,亦获痊愈。

黄芪医案

黄芪的药用已有悠久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以前。湖南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中,就记载有以黄芪为主药的组方。

黄芪,味甘,性温,生用补气固表、利尿托毒、排脓、敛疮生肌,可用于气虚乏力、食少便溏、中气下陷、久泻脱肛、便血崩漏、表虚自汗、气虚水肿、痈疽难溃或久溃不敛等,蜜制后的炙黄芪益气补中,可用于气虚乏力,食少便溏。

金代名医刘完素总结黄芪的功用有五:“补诸虚不足,一也;益元气,二也;壮脾胃,三也;去肌热,四也;排脓止痛,活血生血,内托阴疽,为疮家圣药,五也。”清代名医黄宫绣在《本草求真》一书中将黄芪推崇为“补气诸药之最”。

《石室秘录》记载了明末清初名医傅青主用大剂黄芪治疗鹤膝风的特效方:药用黄芪三两,肉桂一钱,薏仁四两,茯苓二两,白术二两,防风五钱,水十余碗,煎二碗,分作二服。上午一服,临睡一服,服后以厚被盖之,必出大汗,不可轻去其被,令其汗白干而愈,一服可也,不必再服。

傅氏认为:“黄芪补气,盖两足之所以能动而举步者,气以行之也。今鹤膝之病,则人之气虚不能周到,行步自然艰难。今用黄芪近两,则气旺矣,又佐之肉桂以通其气,又佐之防风以散其邪,始相恶而相济,又佐白术,薏仁以去寒湿之气,邪气去则正气自固,此所以速成也。若以为人不能受,畏而不用,则反害之矣。”

黄芪治气虚血滞引起的中风半身不遂、肢体麻木,疗效显著。《新唐书·许胤宗传》中记载:许胤宗初任新蔡王处兵参军之职时,有王太后患中风,口噤不能言,脉沉。许胤宗用黄芪、防风二味药煎几十斛热汤,置于太后床下,以药之蒸汽熏口鼻、皮肤,一昼夜许,王太后逐渐苏醒,能够言语,后来渐渐痊愈。

黄芪具有利水消肿的作用,它对面目四肢浮肿、小便不利、心悸气促等症都有较好的疗效。清代《冷庐医话》记载有一医案:海宁许珊林治山阴王某患肿胀,自顶至足皆肿,气喘声嘶,大小便不通,危在旦夕。许某用黄芪四两,糯米一酒杯,煎一大碗,服尽而喘平,小便大通,肿亦随消。继加祛湿平胃之品,至两月后,独脚面有钱大一块不消。

后来更换了医生,极力诋毁前面所用方法,改为迭进祛湿猛剂,竟使病人渐至危殆。许某仍以前方挽回,服用黄芪至数斤,最终使脚面之肿全消而愈。

近代盐山名医张锡纯善用黄芪治重症。他曾治一董氏女,年二十余,胸腹满闷,心中怔忡,动则自汗,其脉沉迟微弱,诊为“胸中大气下陷”,令用黄芪一两煎汤服之。董氏族兄在座,其人颇知医学,疑药不对证,张回答:“勿多疑,倘有差错,余职其咎。”服后果诸病皆愈。

又一产妇四五日,患大汗淋漓,数日不止,气息奄奄,病势危笃,其脉微弱欲无,张亦断为“大气下陷”,遂用生黄芪六钱,配伍玄参、生白芍、桔梗,一剂汗减,三剂病愈。

张锡纯说:“黄芪,不但能补气,用之得当,又能滋阴。”有一张氏妇,年近五旬,身热劳嗽,先用六味地黄丸加减煎汤服不效,继用左归饮加减亦不效。改用生黄芪六钱,知母八钱,煎汤服数剂,见轻。又加丹参、当归各三钱,连服十剂痊愈。

张锡纯认为,“盖虚劳者多损肾,黄芪能大补肺气以益肾水之上源,使气旺自能生水”,再作适当配伍,则滋阴“生水之功益著也”。

桂枝误用也杀人

相传,清朝乾隆年间,倪福昌是浙江永嘉县城—富户。一天,倪福昌的小妾生病,请当时名医金慎之医治。金慎之经过仔细的检查,又细问了病情,断定是患了伤寒,就用了张仲景《伤寒论》中的“桂枝汤”,其中桂枝只用5分,写好后交给了倪福昌。

倪拿药方去当地有名的“三益堂”配药。不凑巧的是,一个新来药店不久的学徒错将5分桂枝配成5钱。结果,倪福昌的小妾服药后病情加重,未到次日清晨即一命呜呼。

倪福昌见这药吃出人命,岂肯罢休,就向县衙门告状,金慎之被抓到县衙。金慎之认为自己是对症下药,不应该导致倪福昌小妾丧命,就叫县官把三益堂老板叫来查对。

药店老板拿处方一看,药方确实无误。县官又会同一班名医对此案研究,一致认为福昌的小妾患的确实是伤寒病,金慎之的用药也无任何差错。后来,查看药渣,发现桂枝数量颇多,远远超过五分之量,最终查出是新学徒配药过重,而误伤人命。

结果,三益堂老板承担了倪家全部丧事费用,还在墓旁建造一座亭,并取名“桂枝亭”。金慎之为此事也差点受到冤屈,于是写了一联解嘲:时来砒霜救人,运去桂枝丧命。

桂枝是肉桂树带木质心的嫩枝,其味辛、甘,性温,可发汗解肌,用于风寒感冒、身热头痛、恶寒怕风等症;能温经止痛,可用于风寒湿痹、胃寒腹痛等症;能助阳化气,可用于脾阳不运、痰饮内停、背寒胁胀、小便不利等症。

桂枝在《神农本草经》被列为上品,为历代医家所常用。医圣张仲景用得最为广泛,不但外感常用,内伤病亦多用之,时方用桂枝的更是不胜枚举。

清代邹澍《本经疏证》中把桂枝的功用归为六点:和营,通阳,利水,下气,行淤,补中。《长沙药解》谓桂枝“升清阳之脱陷,降浊阴之冲逆,舒筋脉之急挛,利关节之壅阻。”

过去曾有“南方无其伤寒”之说,认为仲景之桂枝麻黄,仅可施于北方人,非南方体质柔弱者所能胜。金代张元素还有“桂为春夏之禁药”的告诫。

近代名医张锡纯记有一医案:一媪,年六旬,春初感冒风寒,投以发表之剂,中有桂枝数钱,服后即愈。其家人为其方灵,贴之壁上。至孟夏,复受感冒,自用其方取药服之,遂致吐血,经医治方愈。事后,张氏深有感触地说:“病家自用桂枝治夏季温病,可不戒哉!误用桂枝则吐血,诚是确当之论。”

古人认为,芳香药能护正辟邪,“香者,气之正,正气盛则除邪辟秽也”。芳香药正是借其清气之正,鼓舞人体正气,辟除秽浊之气,从而达到养生防病的目的。

史书中记载,唐太宗李世民勤理朝政,群臣凌晨就得拜朝。有一老臣胸前常挂一香袋,太宗不解,即问其故,老臣拜曰:“贱臣年近花甲,体弱不支,以此助之。”

原来,老臣体弱有病,清晨精神困顿,特请御医院药师为其配此香囊,内装的是中药肉桂、沉香、檀香等名贵芳香药末,悬于胸前以醒脑提神。

肉桂是肉桂树皮去除最外层栓皮后的树干皮,中医将其形象地称为“肉桂”。虽然肉桂和桂枝都是一个“娘家”,都属于肉桂树的产物,但由于各自的药用部位不同,其性味功能主治与临床应用也不尽相同。

肉桂味辛、甘,性大热,能温中补阳,用于肾阳衰微、下元虚冷、腰脚软弱、小便不利等症,如金匮肾气丸、右归丸;能散寒止痛,用于虚寒性胃痛、腹痛、疝痛等症,可单味研末用,亦可与其他温中散寒药同用。

《泗洲志》中记载,明时,有一人患口疮久治不愈,召泗洲名医刘顺往疗之。刘顺削肉桂一片令含之。其人面露难色,因为口疮多属热证,肉桂乃热药也,岂能以热治热?刘顺说:“口疮久治不愈,乃因服清凉之药过多也,非此不痊。”遵言行之果然获愈。

威灵仙治痹痛

《本草图经》中记载,商州(今陕西商县)有人患风瘫重病数十年,手足不遂,足不能履地,四处求医无效,其亲人将其置之道旁,以求有人能救他一命。后来,遇到一位云游至此的新罗僧人,他说这种病有一种药可治,但不知道这种药此地有没有,并进山专门为他找到了这种药。原来这种药就是威灵仙,病人服后数日后就能下地行走。

威灵仙入药首载于南北朝时期梁代姚僧垣的《集验方》,后被收载于唐代《新修本草》。因其性猛烈,故称“威”;因其功效卓著,故曰“灵仙”。

威灵仙味辛、咸,性温,能祛风除湿、通络止痛,可用于风湿痹痛、肢体麻木、筋脉拘挛、屈伸不利、骨鲠咽喉等病症。明代《药品化义》说:“灵仙,性猛急,善走而不守,宣通十二经脉,主治风、湿、痰壅滞经络中,致成痛风走注,骨节疼痛,或肿或麻木。”

威灵仙治痹痛,可根据部位的不同加上不同的引经药。一般在治疗偏于上半身的痹痛时配伍羌活,治疗下半身的痹痛时配伍牛膝。

甘草救御医

明代陆粲《庚巳编》中记载,一天早晨,御医盛寅刚进御药房,即感头痛眩晕,突然昏倒不省人事。太医院的医生都不知他病从何起,束手无策。皇帝命令急速救治。

有一民间医生自荐为盛寅治病,他配药一剂煎汤给盛寅服下,稍后盛寅即苏醒。皇帝很惊奇,问他所用何方。这位医生回答说:“草民认为,盛御医是因为未用早膳而进药房,胃气虚弱,不能抵御药气郁蒸,中了诸药之毒,故而昏仆。能调和诸药,解百药之毒,唯有甘草。所以我仅用了一味甘草。”皇帝当即询问盛寅,果如民间医生所言未用早膳。

甘草以其味至甘而得名,其入药的历史十分悠久。早在公元前200年左右,我国最古老的辞书《尔雅》已经有甘草的记载。西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39年编纂的《淮南子》一书中,对甘草的药用亦有记述,称“甘草主生肉之药也”。

《神农本草经》将甘草列为上品,名“美草”、“蜜甘”。其应用十分广泛,是所有中药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味,所以陶弘景说:“此草最为众药之主,经方中少有不用者。”

生甘草味甘,性平,有补脾益气、缓急止痛、祛痰止咳、清热解毒、调和诸药等功效,可用于脾胃虚弱、咳嗽痰多、心悸气短、倦怠乏力、脘腹及四肢挛急疼痛、痈肿疮毒等。炙甘草功能补脾和胃、益气复脉,可用于脾胃虚弱、倦怠乏力、心动悸、脉结代。

晋代以前,就已发现甘草是味解毒良药,可“治七十二种乳石毒,解一千二百般草木毒”。唐代药王孙思邈对甘草解毒之功颇为赞赏,曾说“甘草解百药毒,如汤沃雪”。

甘草别名国老,古人云:“诸药中以甘草为君,功能调和诸药,遂有国老之号。”明代李时珍赞美说:“甘草协和群品,有元老之功,普治百邪,得王道之化,可谓药中之良相也。”

明代张景岳《本草正》中说:“得中和之性,有调补之功,故毒药得之解其毒,刚药得之和其性,表药得之助其外,下药得之缓其速……随气药入气,随血药入血,无往不可,故称国老。唯中满者勿加,恐其作胀;速下者勿入,恐其缓功,不可不知也。”

人参补人亦误人

清朝初年,人参又称“棒槌”。据考证,清初曾规定,禁止百姓上山采挖人参,于是参客讳提“参”字,称人参曰“棒槌”,采参为挖棒槌,亦叫放山。

采参者,手持一棍,名索罗木棍。其放山分三期,初夏为放茅草,其时百草甫生,参芽发露,觅之尚便。夏末秋初为放黑参,时则丛林浓绿,辨别最难。秋季为放红头,则参苗顶心,结子浅红,识之甚易。事毕下山,曰辍棍。

人参入药,始载于《神农本草经》,被列为上品,谓其“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久服轻身延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