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保健养生千古中医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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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药物探源(3)

吕子华为人耿直,对这位鱼肉乡里的老财恶棍深恶痛绝,拒不献药。裴员外勾结河南地方县令,以研石行骗的罪名将他逮捕入狱。

吕宁绝荣望,守死不传其方。无奈,官府贴出告示,有谁再用麦饭石治疾者,必将同吕一样治罪。从此,为免遭杀身之祸,无人再敢用麦饭石治病了。

麦饭石,因其形状如一团大麦饭而得名。宋代医学家李迅对麦饭石有过较详尽的描述:“麦饭石,处处山溪中有之,其石大小不等,或如拳,或如鹅卵,或如盏,或如饼,大略状如一团麦饭,有粒点如豆如米,其色黄白,但于溪间麻石中寻有此状者即是。”

麦饭石性味甘、温,无毒,能止痛散结、祛腐生肌、拔毒排脓、补脾养肝。《疡医大全》中说:“如疮未溃能令内消,如已溃则排脓如滴水,则逐日见疮口收敛。如患疮久肌肉腐烂筋骨出露,用旧布片涂药以贴疮上,一日一洗一换药,十日后两日一换药。”

唐代刘禹锡在《传信方》中载有一则病案:北齐马嗣明治杨遵彦背疮,取粗黄石如鹅卵大者,猛火烧赤,纳浓醋中,当有石屑落醋中,再烧再淬,石至尽,取屑捣筛研极细末,和醋涂之,立愈。此处的黄石,即为麦饭石。

现代研究证实,麦饭石是一种次火山岩矿石,含有多种对人体健康有益微量元素。麦饭石的表面积比同量活性炭的表面积还大,能够吸收、分解、清除各种物质及病菌。

麦饭石可以通过吸收、分解的方法电离有毒物质,并可在水中释放出人体必不可少的各种矿物质如钾、磷、铁、磺、锰、镁等,这些物质对酶和荷尔蒙的合成起着重要作用。

止汗妙品话桑叶

《夷坚志》中记载,严州山寺有一游僧,形体羸瘦,饮食甚少,夜卧汗出,次日晨衣皆湿。如此二十余年,无药能治。监寺僧曰:“吾有妙方,为汝治之。”游僧试治之,三日后宿疾痊愈。其方为:乘露采摘桑叶,焙干为末,每日两钱,空腹以温开水调服。

桑叶入药首载于《神农本草经》,列为中品。其味甘、苦,性寒,功能疏散风热、清肺润燥、清肝明目,可用于风热感冒、肺热燥咳、头晕头痛、目赤昏花等症。

古人用桑叶,均言及“经霜者”。《百草镜》中云:“须大雪压过,次日雪晴采下,线穿悬户阴干,其色多青黑色,风吹作铁器声,故名铁扇子,冬至后采者良。”

名医朱丹溪在《丹溪心法》中说:“经霜桑叶研末,米饮服,止盗汗。”明末清初的名医傅青主,很擅长用桑叶止汗,并称赞桑叶为“收汗之妙品”。

桑叶还有可生发,《千金方》中说:“治头发不长,桑叶、麻叶,煮泔水沐之,七次,可长数尺。”据说清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常用此方。不仅如此,慈禧还经常吃些“明目延龄丸”与“明目延龄膏”,其实就是以霜桑叶与菊花两药制成,交替服用。

桑的嫩枝名桑枝,性味苦、平,功能祛风通络、利关节,可用于风湿痹痛、四肢拘挛,尤宜于上肢肩臂关节酸痛麻木,无论寒证、热证均可用之,但以热痹更为适宜。

赵滑《养疴漫笔》中记载,越州有一少年,久嗽而百药不效,后用南向柔桑枝条一束,每条寸折纳锅中,以水五碗煎至一碗,盛瓦器中,渴即饮之,服一月而愈。

桑的果穗即桑葚,古称桑实,入药始载于唐代《新修本草》,列为中品。其味甘、酸,性温,功能养肝益肾、滋阴补血、润肠,可用于内热消渴、津伤口渴、血虚便秘、心悸失眠、眩晕耳鸣、须发早白等症。《新修本草》言其“单食,主消渴”。

李时珍《本草纲目》云中记载:史言魏武帝军乏食,得干葚以济饥。金末大荒,民皆食葚,获活者不可胜计。则葚之干湿皆可救荒,平时不可不收采也。

桑树的根皮中药名为桑白皮,入药始载于《神农本草经》。其性味甘、寒,功能泻肺平喘、利水消肿,可用于肺热咳嗽、水肿、衄血、咯血等症。

历史上还有将桑白皮用于外科剖腹手术的记载。《本草纲目》中载:桑白皮作线缝金疮肠出,更以热鸡血涂之。唐代安金藏剖腹,用此法而愈。

逐水通便的牵牛子

牵牛子干燥成熟的种子呈卵形,具有三棱,种皮坚硬,颜色有黑褐与淡黄白色两种,前者称黑丑,后者称白丑,二者混杂称之为二丑或黑白丑,“盖因丑属牛也”。

为何称牵牛子呢?陶弘景有“此药始出田野,人牵牛谢药,故以名之”。“牵牛谢药”的故事并未从文献中找到,后来人们就据此演绎出了一则故事。

牵牛子入药首载于陶弘景《名医别录》,列为下品,其味苦,性寒,有毒,功能泻水通便、消痰涤饮、杀虫攻积,属于峻下逐水药,作用较为峻烈,可用于水肿胀满、二便不通、痰饮积聚、气逆喘咳、虫积腹痛等。

李时珍是善用牵牛子之高手,他《本草纲目》中记载了两则病案:一宗室妇人,年近六十岁,长年大便秘结,十多天才大便一次,十分痛苦。服养血润燥通便药,会导致胸膈满闷不适;用芒硝、大黄等泻下通便药,则毫无效果。这种状况已经三十多年了。

该病人身体比较肥胖,细皮嫩肉,但心情忧郁,每天泛吐酸水碗许后才觉得舒服,又常患热病。李时珍认为此“乃三焦之气壅滞,有升无降,津液皆化为痰饮,不能下润肠腑,非血燥比也。芒硝留滞,大黄徒入血分,不能通气,俱为痰阻,故无效也。”

于是,就给她用牵牛子来治疗,将牵牛子末和皂角膏和成丸服用,大便立即通利。此后只要感觉有肠结症状,服一次就可使腹胀消除,精神大爽。用牵牛子通大便收到了奇效。李时珍总结说:“盖牵牛能走气分,通三焦。气顺则痰逐饮消,上下通快矣。”

李时珍的外甥柳乔,平素耽于酒色,得了一种怪病,即阴部肿胀疼痛,二便不通,不能坐卧,痛哭呻吟七昼夜。他医用通利药不能取效,只好请李时珍诊治。

李时珍认为这是湿热之邪阻滞在精道,并非一般人认为的病在大肠与膀胱之间,而是在两阴之间,故前阻小便,后阻大便。于是用川楝子、茴香、穿山甲等药,加入较大剂量的牵牛子,水煎服,结果病情“一服而减,三服而平”。

中医将人体中正常存在的水液统称为津液。津液是人体进行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之一,是非常宝贵的,既不可以随意的丢失,又需要在身体中循行有序而不泛滥为害。

津液属于水谷精微的范围,并且是依赖脾的气化转化而来的。通过脾的消化而得到的津液,在脾、肺、肾三脏的共同作用下,通过三焦的通路运送到全身各处。

分布在人体不同部位的津液,性质又各不相同。《黄帝内经》说:“津液各走其道,故三焦出气,以温肌肉,充皮肤,为其津;其流而不行者,为液。”

津,性质较清稀,流动性较大,布散于体表皮肤、肌肉和孔窍,能渗注于血脉,起滋润作用;液,性质较稠厚,流动性较小,灌注于骨节、脏腑、脑、髓等组织,起濡润作用。

脾胃消化异常以及过度耗伤津液等原因,都会导致津液不足。另外,热邪入侵体内损伤津液,大量流汗所致的津液流失,都是津液不足的原因之一。津液不足所表现的症状有口、咽、鼻等呼吸器官干燥、皮肤松弛、头发失去光泽以及便秘等症状。

如果负责将津液送往全身各处的肺脏和脾脏等出现功能失调,便会使津液在体内潴留,从而导致水湿凝聚成“痰”,并进一步导致气血流通受到阻碍,影响其正常循环,变生诸病。

清热解毒蒲公英

蒲公英入药首载于唐代《新修本草》,其味苦、甘,性寒,功能清热解毒、消肿散结、利尿通淋,可用于治疗疔疮痈毒、乳痈、瘰疬、目赤、咽痛、湿热黄疸、热淋涩痛等。

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序言中记载,他在贞观五年七月十五日夜间,不小心左手中指背碰撞在庭院中的树木上,到了第二天早晨发生剧烈疼痛,难以忍受。

十天后手指肿痛不仅未好,而且肿痛得越发厉害。有一位老人告诉他,用蒲公英可以治。孙思邈立即使用,内服外敷,很快痛止肿消,未十日而平复如故。

乳痈早期,红肿热痛,可单用蒲公英鲜品捣烂外敷,也可与金银花、连翘、炒穿山甲、天花粉等配伍。《新修本草》中说蒲公英“主妇人乳痈肿,水煮饮之及封之即消”。

蒲公英治疗乳痈,名医张山雷曾这样评价说:“治乳痈乳疖,红肿坚块,尤为捷效。鲜者捣汁温服,干者煎服,一味亦可治之,而煎药方中必不可缺此。”

蒲公英善清胃火,清代陈士铎在《本草新编》中说:“阳明之火,每至燎原,用白虎汤以泻火,未免太伤胃气。用白虎汤以泻胃火,乃一时之权宜,而不可恃之为经久也。蒲公英亦泻胃火之药,但其气甚平,既能泻火,又不损土,可以长期久服而无碍。凡系阳明之火起者,俱可大剂服之,火退而胃气自生。”并说:“蒲公英至贱而有大功,惜世人不知用之。”

附子杀人也救逆

附子为乌头块根上所附生的子根(侧根)的加工品,因其附乌头而生,状如子附母,故名附子。附子入药首载于《神农本草经》,将其置于大毒之列。

《前汉书·外戚传》中记载,西汉宣帝本始三年,霍显为使其小女儿霍成君(时为宣帝之妃)能争得皇后的位置,买通了淳于衍,用大毒之药附子制成的药丸毒杀了临产的许皇后。许皇后服药后,即觉头面涔涔汗出、烦懑,旋即殒命。这是最早见于正史的附子毒杀案。

附子味辛、甘,性大热,有毒,功能补火助阳、回阳救逆、逐风寒湿邪,可用于亡阳虚脱、肢冷脉微、心腹冷痛、阳痿、宫冷、虚寒吐泻、阳虚外感、寒湿痹痛等症。

附子内服有回天之力,外用有引火归源之功,古今皆用之。例如《摘玄方》治虚火上行,自感背内发热如火炙者,用附子末,津调,涂涌泉穴,能引火下行,背热自除。《经验方》中治久患口疮,属虚火为患者,用生附子为末,醋面调,贴足心,男左女右,日再换之。

《浙江通志》记载:明代医家严观,不拘古方,颇有胆略,常用姜汁制附子,以获奇效,人皆称之严附子。近代四川名医祝味菊,善用附子,故人亦多以祝附子称之。

祝味菊,浙江绍兴人,祝氏先祖世代业医,至其父改行经商,但门风犹存,耳濡目染,自幼爱好医学。及冠进蜀,拜蜀中名医刘雨笙等三人为师,不几年,学而有成。

1926年,因避“川乱”而迁居上海,在三十年代即为上海名医之一。凡遇重症,祝味菊愿一力承揽,不加推诿。起初,同道中对其好用附子很不理解,有的甚至从中诽谤。

1929年秋,沪一巨贾,患伤寒,遍请中西医高手诊治,不仅毫无效果,而且病势日增,命垂一线。祝氏力排众议,全力承揽,“具结”担保,果断采用附子、干姜及麻、桂之剂截断病势,不数日而愈。当时医界为之轰动,不仅赞叹其医术,更嘉许其“具结”之勇气。

古人云:“善用毒药者方为良医。”附子有毒,用之不可不慎,但亦不可因噎废食。《淮南子》中说:“天下之物,莫凶于奚毒(即乌头),然良医橐而藏之有所用也,良医以活人。”

《古方药议》中说:“附子虽为雄悍大毒之品,但于阳气脱垂之际,却可奏回阳奇效于瞬息之间,这正是其他诸药所不及之处。”李时珍云:“乌附毒药,非危病不用。”自古至今,医家在运用附子时,积累了许多宝贵的配伍经验。

阴阳之气的平衡是生命健康的基本条件,《黄帝内经》中说:“夫阴与阳皆有俞会,阳注于阴,阴满之外,阴阳匀平,以充其形,九候若一,命曰平人。”

阴经和阳经在俞穴交会,气血在阳经充盈就注入阴经,在阴经中充满后又外溢于阳经,这样阴经和阳经内的气血都均匀而平衡,以此来充养人身,人身得到气血均匀的充养,各部的功能正常,三部九候的脉象都是一样的,没有偏盛偏衰的现象,这样的人就称为平人。

阴阳失去平衡,是疾病发生、发展的根本原因,因此调整阴阳,恢复阴阳的相对平衡就是治疗的最基本原则。阴阳不足则补阴阳,阴阳偏衰则泻阴阳,阴阳亡失则急救固脱,阴阳格拒则交通阴阳。

石膏妙用医案

石膏入药首载于《神农本草经》,列为中品,其味甘、辛,性大寒,无毒,功能清热泻火、除烦止渴,可用于外感热病、高热烦渴、肺热喘咳、胃火亢盛、头痛、牙痛等。

汉代名医张仲景用石膏为君药组成的石膏汤,为清热之代表方,主治内外热证及寒邪入里化热。据刘跋《钱乙传》中载:宗室子病呕泄,医用温药加喘。(钱)乙曰:“病本中热,奈何以刚剂燥之,将不得前后溲,宜与石膏汤。”宗室与医皆不信。后二日果来召。(钱)乙曰:“仍石膏汤证也。”竟如言而愈。

温病派吴鞠通善用石膏,据《吴氏医案》载:治何叟误服热药,导致手足拘挛,吴氏在每剂白虎汤中用生石膏250克(旧制8两),治疗50余日,共用石膏10多公斤。

清末名家张锡纯,尤善于灵活运用石膏,且颇具心得。他认为,石膏治外感实热宜生用、重用,“生石膏治外感实热,轻症亦必至两许。若实热炽盛,又恒重用至四五两,或七八两。或单用,或与他药同用,必煎汤三四茶杯,分四五次徐徐温饮下,热退不必尽剂。”

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载一医案,一患者年五十岁,周身发冷,两腿疼痛。医者投以温补之药,其冷益甚,欲作寒战。诊其脉沉伏,重按有力,舌苔黄厚,小便赤涩。

张锡纯考虑当时为仲春之时,断其病为春温之热,郁于阳明而未发,出现假象(中医有真热假寒、真寒假热之说),欲用白虎汤加连翘治之。

病人闻之骇然。张说:“但预购生石膏120g,出现发热难忍时煎汤饮用,可以吧?”

病人说:“恐怕没有这样的机会。”

张说:“用白茅根煎汤服用后发冷就会变为发热,并且是大热。”

病人虽然不信,但为了试一试他说的能否应验,就用鲜白茅根去净皮后绞汁一大碗,煮数沸取其汤当茶饮。不一会就开始发热难忍,过一会再诊其脉洪大。张锡纯将所购的生石膏煎汤给病人分三次服下,其热遂消。

张锡纯认为,石膏之性,最宜与阿司匹林并用。治外感之热,已入阳明胃腑,其人舌苔犹白者,是仍带表证,就用阿司匹林一片,发汗以解其表热。再用生石膏两许煎汤饮之以清里热。治疗斑疹之毒,郁而未发,其人表里俱热,张氏仍以生石膏五六钱,煎汤冲服阿司匹林半片,服后微似汗出,内毒透彻,斑疹可全然托出。

重用石膏者,不乏其人,亦颇有效验。清代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记载:乾隆癸丑春夏间,京中多疫。以张景岳法治之,十死八九;以吴又可法治之,亦不甚验。有桐城一医,以重剂石膏治冯鸿胪(官职名)星实之姬,人见者骇异,然呼吸将绝,应手辄痊。踵其法者,活人无算。有一剂用至八两,一人服至四斤者……实自古所未闻矣。

峻猛将军说大黄

大黄味苦性寒,是泻下通便的良药。清代诗人袁枚曾患痢,某医用参芪补药治疗,结果导致病情加剧。其好友馈赠以“制大黄”,让他服用。医者惊恐,认为不可以用之。

袁枚毅然服之,三剂而愈。于是赋诗致谢:“药可通神信不诬,将军竟救白云夫。医无成见心才活,病到垂危胆亦粗。岂有鸩人羊叔子?欣逢圣手谢夷吾!全家感谢回天力,料理花间酒百壶。”诗中所说的“将军”即为中药大黄之别名。

《神农本草经》中收载有大黄,谓其“荡涤肠胃,推陈致新,通利水谷,调中化食,安和五脏”。大黄推陈出新,作用极为峻快,“夺土郁而通壅滞,定祸乱而致太平”,故有“将军”之名号,因其主产于四川,又有“川军”之别名。

元代王好古在《汤液本草》中说:“大黄,阴中之阴药,泄满,去陈垢而安五脏,谓如定勘祸乱以致太平无异,所以有将军之名。”明代张景岳还把大黄、附子并称为药中之良将。

古今有不少名医善用大黄,医圣张仲景当为善用大黄之首者。他创制了大承气汤、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以及大陷胸汤、大黄黄连泻心汤、桃核承气汤、抵当汤等以大黄为主药的众多名方,含大黄复方多达36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