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艺术中国戏剧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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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传奇时代(12)

京剧的正式形成期约在1840年前后,这正是充满屈辱的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之年。中国人民可以愤怒,可以反抗,但是,能够形之于审美方式的精神结构在哪里?可以锻铸戏剧冲突的理性意志在哪里?在这样的年月,王实甫会显得太优雅,汤显祖会显得太天真,李玉会显得太忠诚,他们的戏还会被演出、被改编,但像他们这样的人已经不会出现在这样的时代。

因此,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上,没有站起任何一位杰出的剧作家。

然而在清代的地方戏曲中,民间的道德观念和生活形态获得了多方体现。

《红鬃烈马》表现了相府小姐王宝钏竟然愿意与乞丐结亲,而一旦结亲之后又甘于贫苦,守贞如玉,独居寒窑十八年。这种操守和观念,体现了平民百姓的一种道德理想。

对于发迹别娶的“负心汉”,高则诚的《琵琶记》作了一番解释,而到了民间戏剧家手里则拒绝这种解释,《明公断》、《赛琵琶》之类剧目吐尽了平民百姓的冤气。长期在乡间对民心民情有深切了解的焦循,就说《赛琵琶》比《琵琶记》更好。

用强硬的方式,甚至不惜呼唤鬼神的力量惩处忘恩负义之人,是地方戏曲艺人在实现自己的道德原则时所惯用的结局。《清风亭》写一对打草鞋的贫苦夫妇救养了一个弃儿,而这个弃儿长大后竟把这对救命恩人视若乞丐,老夫妻双双碰死,负心儿即遭雷殛。这出戏之所以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悲剧力量,首先不在于它以几个人的死亡祭奠了孝道,而是在于对贫苦夫妇内心痛苦的深切同情。贫苦夫妇在愤怒中一头撞死,立即鸣响了民间道德的惊雷。

从民间道德出发,正常的爱情在地方戏曲中占有着毋庸置疑的地位。不用那么多春愁,不用那么多遮掩,为了实现和卫护这种爱情,可以千里奔波,上山下海,可以拼死相争,以身相殉。《雷峰塔》以及以后演变的《白蛇传》,便是体现这种爱情方式的突出代表。白娘子所摆出的战场比崔莺莺、杜丽娘宽阔得多,也险峻得多。人们宁肯祈祝“妖邪”成功,也不愿那个道貌岸然的“执法者”法海得意。

社会民众的反叛心理和思变心理,还明显地体现在地方戏曲的“水浒”剧目和其他英雄剧目中。《神州擂》、《祝家庄》、《蔡家庄》、《扈家庄》等“水浒”剧目在反抗的直接性上明显地胜于明人传奇中的“水浒”剧日。

以《打渔杀家》的响亮名字传世的“水浒”剧目《庆顶珠》,更是以感人的艺术方式表现了反抗的必要性和决绝性。水浒英雄肖恩已到了苍老的暮年,本想平静地与女儿一起打鱼为生,却一直受到土豪和官府的欺凌而走投无路。肖恩伤痕累累、气愤难平,驾舟去杀了土豪,然后自刎,女儿则流落在江湖之中。他这个万不得已的选择,不想让自己的爱女知道,于是,江边别女一场戏,引得无数观众心酸。一个苍老的渔夫和一个娇憨的女儿,一幅暮江舟行图,几句哽咽叮咛语,描尽了民间英雄的悲壮美。

地方戏曲中还有大量的“封神”戏、“三国”戏、“隋唐”戏、“杨家将”戏、“呼家将”戏、“大明英烈”戏。这些剧目良莠互见,却有一个大致的归向,那就是:复现动乱的时代,张扬雄健的精神,歌颂正直的英雄。这些剧目,还体现了下层人民对于朝廷、对于历史的一种揣想和理解,少了一点礼仪规范,少了一点道学气息,多了一点鲜明性格,多了一点传奇色彩。这一切,作为地方戏的一种传统,延泽后世。

《四进士》中宋士杰这个形象,是地方戏创作的突出成果。他是一个退职刑房书吏,老练中夹带着幽默,强硬中透露着自傲,爽朗中埋藏着计谋。他与平民百姓非常贴近,又对国家机器十分熟悉。面对专制国家机器,平民百姓若想索取一点正义和公平,一定要搭一座桥梁,宋士杰就充当了这座狭小而坚韧的桥梁。他不是坐在衙门里倾听诉求,而是带着百姓闯荡衙门,因此虽然地位不高,却无与匹敌。这样的形象,似乎只能产生在19世纪地方戏的舞台上。

清代地方戏还把触角伸到普通人的平凡生活中。《借靴》、《张古董借妻》等貌似荒诞的民间讽刺剧,延伸了喜剧美的流脉。无赖儿张三为了赴宴,向土财主刘二借靴,一个只想占便宜,一个吝啬成性,纠缠了半天,结果靴被张三借到了,宴会也散了,但刘二还是一刻也不能放心,靴子当夜被追了回去;不务正业的张古董把妻子借给结拜兄弟去骗取钱财,结果弄假成真,他去告状,碰上了一个糊涂官,竟正式把妻子判给了结拜兄弟。

这样的戏,夸张而又轻松地鞭笞了社会生活中的劣迹、恶习,在各个地方戏剧种中所在多有。艰难困苦的中国百姓,面对着这样的剧目启颜畅笑,在笑声中进行精神的自我洗涤和自我加固。

地方戏的势头,在清中叶后越来越盛。除了南北声腔的流播、遇合而派生出多个剧种外,从民间歌舞说唱中也不断发展出一个个可喜的地方小戏系统,广受民众欢迎。例如发端于安徽凤阳的花鼓戏,流行于南方很多地方的采茶戏,流行于云、贵、川和两湖等地的花灯戏,流行于北方的花灯戏,流行于江浙地区的滩簧戏等。

这一些地方小戏系统,加上原有的南北声腔余绪,再加上不断涌现的民间艺术,使地方戏出现日新月异的繁荣状态,而且又在竞争中优胜劣汰,不断更换着中国的戏剧版图。例如日后成为全国性大剧种的黄梅戏,就是从采茶调发展而来,粤剧和豫剧由梆子腔派生而来,越剧由浙江的民间说唱发展而来,而川剧则是综合入川的多种声腔发展而来。

在清代,与地方戏的健康风貌形成明显对照的,是宫廷的“大戏”演出。清代中叶之后,最高统治集团都喜欢看戏。宫中原有太监组成的内廷戏班,不能满足统治者们的声色之好,于是他们就四出物色,把民间的杰出戏剧家调集进宫。宫内演出,排场极大,虽然当时朝廷一直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国库不充,但演戏的钱他们却很舍得花。处于鸦片战争时期的道光王朝即使经过大力裁减,内廷戏班还保留了四百人的编制。至于剧场之考究、服装道具之精致、演出场面之豪华,更是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曾在热河行宫看过一次“大戏”的学者赵翼(1727—1814)这样记述道:

戏台阔九筵,凡三层。所扮妖魅,有自上而下者,自下突出者,甚至两厢楼亦作化人居,而跨驼舞马,则庭中亦满焉。有时神鬼毕集,面具千百,无一相肖者。神仙将出,先有道童十二三岁者作队出场,继有十五六岁十七八岁者,每队各数十人,长短一律,无分寸参差。举此则其他可知也。又按六十甲子,扮寿星六十人,后增至一百二十人。又有八仙来庆贺,携带道童不计其数。至唐玄奘僧雷音寺取经之日,如来上殿,迦叶罗汉,辟支声闻,高下分九层,列坐几千人,而台仍绰有余地。(赵翼:《檐曝杂记·大戏》。)

把布景和演员如此叠床架屋地大肆堆积,既奢靡又幼稚,是对艺术的一种糟践。由此,让人联想到欧洲古罗马和中世纪的某些演出。以豪华和拥塞为特征的舞台,从来是戏剧史上的败笔。在古罗马之前的古希腊,以及在中世纪之后的英国伊丽莎白时代,戏剧面对普通民众,演出场所的布置总是简而又简,然而却培植起了至今还使全人类骄傲的戏剧精品。清代宫廷演出把民间艺术家置于这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境域之中,表面是抬举,实则是毁损。

宫廷演出的剧目,更是与地方戏的内容大相径庭。《劝善金科》、《升平宝筏》、《鼎峙春秋》、《忠义璇图》是所谓“内廷四大本戏”。还有一些统称之为《法官雅奏》、《九九大庆》的“月令承应戏”,是配合各种时令进行庆贺性演出的简单短剧。这些戏,大多虚饰太平盛世,点缀圣朝恩德,伪造天命天意,宣扬道学迷信。它们之中,也有历史故事的编排,但大多着眼于艰辛立国、堂皇一统、竭忠事君,与地方戏曲中的同题材作品正恰异趣。

清代宫廷演出也产生了一些积极作用。例如,宫廷对各种优秀民间戏剧家的召集,促成了有意义的艺术交流;较高的生活待遇,较多的琢磨时间,也有助于表演水平的提高。更重要的是,戏剧家们还会把自己在内宫融汇琢磨的表演技巧带到宫外,影响京师及周围地区,使民间艺术获得提擢。至于宫廷演出中的那些酸腐虚假之气、腻俗排场之举,一到民间当然就会被自然排除。

最初为宫廷演出输送养料,最后对宫廷剧目进行筛选的,都是民间。宫廷多变,而民间长在,结果,自晚清至近代,中国戏剧文化的主角,渐渐已由民间的地方戏曲担当。中国古代戏剧史,在地方戏曲的洪流中结束。传奇时代所创造的剧目,大多已化作折子戏,与各种地方戏曲合于同台、混为一体。因此,传奇时代,也就悄悄地消失在地方戏曲的汪洋大海之中。

八小结

传奇时代,横贯明清两代。传奇创作的繁盛期,若以《宝剑记》、《鸣凤记》、《浣纱记》作为起点,以《长生殿》、《桃花扇》作为由极盛而走向下坡路的转折,以18世纪中叶的乾隆时期作为全面衰微的界限,那么,就整整延续了两个多世纪。在一个国家里,一种戏剧形式能维持那么长时间的兴旺,在世界戏剧史上并不多见。

很巧,在两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两座传奇高峰的出现正恰与世纪的转换同时:在16世纪结束的时候,拥有了《牡丹亭》;在17世纪结束的时候,拥有了《桃花扇》。汤显祖和孔尚任,都是当时具有最高文化素养的知识分子,由他们这样的人来体现戏剧创作的高峰,包含着深刻的历史意义。

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戏剧,由浑然天成式的戏剧天才莎士比亚、莫里哀等人开创了黄金时代,以后就由莱辛、席勒、狄德罗、歌德、雨果等大学者接过了旗帜。他们在创作上未必比得上莎士比亚和莫里哀,却让欧洲戏剧文化经受了一次次最高水准的文化陶冶。比之于中国,关汉卿和王实甫也是属于莎士比亚式的天才,而明清文人传奇,则把中国戏剧引入到了最高水准的文化砥砺过程之中。

这种文化砥砺,也可以看成是对浑然天成的自然风致的损害。王国维喜欢元剧而不太喜欢明清传奇,恐怕也与此有关。但在这里重要的不是把两者分割开来进行对比,而应该把它们看成是有着必然承续关系的程序性产物。这样,明清传奇的产生和繁荣,也就成了中国戏剧史在越过了元杂剧高峰之后的必然需要。

明清传奇在元杂剧的衰微中崛起,自己也终于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衰微。当年生气勃勃的创业者,也不得不老眼昏花地去面对新兴的戏剧现象。这完全不是它的过错,因此也不必为它总结什么教训。想当初,昆山魏良辅家宅门口纷至沓来的脚印,苏州虎丘山曲会上的济济人头,吴江沈璟属玉堂中的精细论校,临川汤显祖屋舍内传出的悠扬乐声,传奇确也成为时代的宠儿;曾几何时,一演昆腔传奇观众竟哄然而散,甚至不愿为它曾经有过的历史尊荣而稍稍停驻。这很可能会引起传奇作家和顾曲家们的无限忧伤,但对戏剧史家来说,却验证了文化发展的进程,很可乐观。明清传奇延续的时间那样长,产生的佳作那样多,实在是一种文明的巨大骄傲,但即使如此,也不应该让它成为中国戏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