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声是在一个特殊的地方建立起来的。所以，本质上来讲，名声是相较而言的，它的价值也是相对的。如果大众和获得名声的人变得一样，那么名声就消失了。只有那些无论何时何地其价值都不会消失——此处指的就是自身直接拥有的东西——所拥有的价值才是绝对的。所以，伟大的心灵和头脑具有的价值和幸福都在于其本身。价值并不在于名声，而在于使人获得名声的东西——那才是实在的，而名声只是在偶然和意外中得到的罢了。确实，名声只是外在显示而已，名人通过名声证明其高度的自我评价是正确无疑的。所以可以这样说：就像光不经过物体折射就无法被看见一样，一个人的卓越之处也只有通过得到名声才获得了合法性。然而，名声的外在显示并不永远有效，因为有时候可能会名不副实。此外，有一些人虽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却没有获得相应的名声。莱辛莱辛（1729—1781）：德国启蒙思想家、剧作家、文艺理论家。说过一句很明智的话：“一些人享有盛名，但另外一些人却应当享有盛名。”此外，如果一个人所具有的价值只能由他在别人眼中表现出的形象来决定的话，这种生存就太过于悲惨了。如果一个英雄或天才所具有的价值只是他所获得的名声的话，那么他的人生也的确很悲惨。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每个人都是按照自己的本性生活的，所以他首先是用自己的样子为了自己而生存。一个人的自身本性，无论是什么样的存在方式，对他来说都是最重要的。如果他的自身本性没有价值，那么他这个人就没有价值。相较而言，他在别人眼中呈现出的样子却并不那么重要，只是次要的细枝末节，它有很大的偶然性，对他本人产生的影响也只是间接的。此外，大众的头脑就好像是萧条、可怜的舞台，其中没有真正的幸福，只有虚幻不实的幸福。在名声殿堂中，有着各种各样的人：统帅、大臣、舞者、歌手、演员、富豪、庸医、犹太人、杂技演员等。没错，与那些杰出的精神思想素质——特别是较高级的——相比，这些人更容易受到人们发自内心的赞赏和尊敬。绝大多数人对于卓越的精神思想素质的尊敬只是随口说说罢了。用幸福学的眼光来看，名声只是满足我们的骄傲和虚荣心的罕见而昂贵的东西，此外并非其他。然而，大部分人有着过分的骄傲和虚荣心，虽然他们对此极力掩饰。也许那些理所应当获得名声的人才拥有最强烈的骄傲和虚荣心，在他们的并不太确定的意识中，他们认为自己拥有超过常人的价值。在能够证明自己的不凡价值并且得到承认的机会到来之前，他们必须经过漫长地、不确定地等待。他们认为自己受到了隐秘的不公正待遇。不过，就像我在本章开头说过的那样，通常人们过于看重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其重视程度是不合理也不合比例的。因此，霍布斯霍布斯（1588—1679）：英国哲学家。的言论虽然过于激烈，但也许是对的：“我们之所以感到高兴，是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和别人比较而抬高自己。”从中可以看出人们之所以如此重视名声的原因，而且为了获取名声而不惜付出一切代价：
名声（这是杰出的灵魂仅存的弱点）
使明白的头脑拒绝享乐，
而过着艰苦辛劳的生活。
——弥尔顿弥尔顿（1608—1674）：英国诗人、争论家。著有长诗《失乐园》。（卢西达斯），70
以及
傲慢的名声殿堂
在悬崖峭壁上熠熠发光，
人生的智慧想要登上去是如此艰难！
——贝蒂贝蒂（1735—1783）：英国诗人和随笔作家。（吟游诗人）
最后，我们也能发现，爱慕虚荣的国家喜欢经常念叨荣耀，并且毫不犹豫地把它当作动力来促使人们创造杰出的功业和伟大的作品。然而，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名声只是次要的，只是成绩、贡献的表象和回音；而且值得称赞的事物比称赞本身的价值更高。因此，人们之所以感到幸福不是因为名声，而是因为用来得到名声的事物；也就是因为那些成绩和贡献，或者更确切地说，人感到幸福的原因是创造出这些成绩和贡献的思想和能力，不论是智力方面的还是道德方面的。因为每个人为了自己都必须发挥自己最好的品质。他在别人眼中的形象，和别人对他的评价，都是次要的。所以，那些应该享有名声但又从未获得的人，实际上拥有的东西更加重要；这些他实际拥有的东西足以填补他欠缺的东西。我们钦羡一个伟人的原因，并不在于他被那些因为缺少判断力而易受迷惑的民众当作伟人，而在于这个伟人本身名副其实。他最大的幸福并不是名传千古，而是他具有耐人寻味、值得永存的思想。他的幸福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但是却没有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最重要的是别人的称赞，那么引起称赞的东西就没有称赞本身重要了。虚假的、名不副实的名声就是这样。这种虚假的名声给拥有它的人带来了好处，但实际上这个人并不具备他的名声所代表的东西。然而，虚假的名声也有缺陷。虽然这些人为了个人利益而自我欺骗，但是当他身居并不适合自己的高位时，就会感到眩晕；抑或，他们自己也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假货。他们担心总有一天自己的面具会被人揭开，从而受到他应得的羞辱，特别是他们已经在有识之士的脸上看到了来自后人的判决。这些人就好像用伪造的遗嘱骗取了财产一样。那些最真实的，也就是身后得到的名声，是不会被名声的拥有者知道的，但他仍然被看作是幸运的。他之所以是幸运的，是因为他拥有可以从中得到名声的杰出素质，而且能够用适合自己的方法进行他心甘情愿地投入其中的事业，因为只有如此创作出的作品才能够流传后世。使他幸运的原因还有他拥有丰富而伟大的情感或精神世界，他的作品将它们记录保存了下来，并且得到了后人的称赞。此外，还有他的思想智慧。在未来的无限时间中，那些思想高贵的人们对研究他的思想智慧这件事乐此不疲。流传久远的名声的价值在于它是实至名归的，这也是这种名声所带来的唯一好处。而这种获得身后之名的作品是否能够得到作者同代人的赞叹则与环境和运气有关，但其实这无关紧要。一般来说，大众没有独立判断的能力，而且无法欣赏级别和难度较高的成就，因此总是屈从于权威。百分之九十九的高级别名声，都是完全以那些称赞者的诚信为基础的。所以，那些思想深沉的人并不看重同时代人热闹的赞扬声，因为他们听到的只是少数几个声音的回响。而且这少数几个声音也只是暂时的。假如一个小提琴手得知：他的听众大部分都是聋子，只有一两个例外，而这些聋子在看到那一两个例外的人鼓掌时，为了隐藏自己的缺陷便也跟着摆动双手，那么这个小提琴手是否还会因为听众的掌声而感到高兴呢？甚或当他得知，那几个领掌的人常常被花钱请去为可怜的小提琴演奏家鼓掌加油！从中可以看到，为什么一个时代中的名声极少能流传后世。因此，达兰贝尔达兰贝尔（1717—1783）：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启蒙思想家及哲学家。《百科全书》的编纂者之一。在描写文学殿堂的优美文字中这样写道：“文学殿堂中有许多已经去世的人，他们在生前却没有进入这里；这个殿堂中也有少数仍然健在的人，但当他们死去之后就会被驱逐出去。”顺便说一句，在一个人还活着的时候就给他建纪念碑的行为说明：我们对后人会怎样评价他不太放心。但是，如果一个人在生前就获得了能够延续到身后的名声，那么这种情况绝大多数都发生在他的老年时代。就算有例外也多见于艺术家和文学家中，而绝少出现在哲学家中。通过那些以著作闻名的人的肖像就能够证明这一点，因为这些肖像大部分都是在其主人成名之后才准备的：这些肖像描绘的通常是作者满头华发的老年形象，哲学家更是如此。但是用幸福论的眼光来看，这是十分合理的。名声和青春加在一起对于我们这些凡人来说太过奢侈。在我们贫乏的生活中，应该感激生活的恩赐，分别享用它们。青春时期，我们拥有的财富已经够多了，并且能够带给我们快乐。年老时，所有的欢愉和快乐都像冬天的树木一样凋零了，这时名声就像冬青一样顺应时节抽枝发芽了。也可以将名声比作夏天成长，冬天供人享用的冬梨。老年时代最好的安慰就是：我们把所有的青春都注入了自己的作品中，这些作品并不会跟我们一起衰老。
下面，我们深入探讨一下在与我们密切相关的学科中获得名声的方法，就能够得出以下规律。如果想在这些学科中展示智慧——它的标志就是这方面的名声——就必须将这些学科的资料重新组合。这些资料内容的性质有着较大差异，但是这些资料的知名度越高、越容易被接触到，那么整理和组合这些资料而得到的名声就越大。比如说，如果这些资料与数字或曲线有关，涉及一些物理学、动物学、植物学或解剖学方面的内容；或者这些资料是古代典籍的残篇，或缺少一部分的碑文、铭刻；或者这些材料与某一个模糊不清的历史阶段有关——这样的话，通过精确地整理和组合这些资料而获得的名声，只会在了解这些资料的人当中流传，仅限于这一范围。所以，这种名声只传播于数量不多的、通常过着隐居生活的人中。但是，如果研究的材料被大众所熟知，比如与人的理解力、情感的基本特征有关，或者涉及人们常见的各种自然力、大自然的进程，那么对这些资料进行全新的、具有重要意义的整理组合，并且使人们对这些事物有了更多的了解——这样的研究所取得的名声就会逐渐流传到整个文明世界。因为这些研究材料是每个人都能接触到的。因此，通常情况下，每个人都能对它们进行组合。所以，名声的大小与获得它是所要克服的困难的大小成正比。如果研究材料是为人熟知的，那么正确地对它们进行全新的组合就会更加困难，因为许多人已经在这方面下过功夫了，几乎所有新组合都被尝试过了。相较之下，对于那些很难掌握的、大众较少接触到的研究资料，我们找到新的组合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因此，只要一个人有着清晰而健康的理解力和判断力，在智力上又有一定优势的话，那么他在研究上述资料时就很可能会幸运地找到正确的全新组合。但是，通过这种方法得到的名声的传播范围多少取决于人们对这些资料的熟识程度。人们需要进行大量的研究工作才能够解决这类学科的难题——只是了解和掌握这些资料就必须如此。但是如果我们对那类能带来最深远、最显赫的名声的资料进行研究，那么很轻易就能获得相关素材。但是，在解决这类难题时越不需要花费苦力，就越要求研究者有较高的才能，甚至可以说只有天才才能够完成。对于创造价值和受人尊敬方面来说，埋头苦干与思想的天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从此可以得出，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有着良好的理解力和判断力，但又不自信拥有最高的思想禀赋，那么就应该不拒绝从事烦琐、辛苦的考察和研究，因为只有通过这样的辛劳工作，他才有可能从经常与这些资料打交道的人中凸显出来，才能深入到只有勤勉博学的人才可能进入的偏僻领域。在这个领域中，竞争者少了很多，头脑稍微出色一些的人都能够很快找到对研究资料进行正确的全新组合的机会。这类人取得的成就甚至就是以他通过辛苦劳动获得了这些资料为基础的。然而，他因此获得的赞扬却不为大众所熟知——这些赞扬来自他的研究者同行，因为只有他们才对这一学科有所了解。如果按照我说的途径继续深入下去，最后就会因为已经很难发现新的材料，研究者不需要对材料进行组合，而是只要找到新材料就能获得名声。就好比探险家进入了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他看到的而不是他所思考的就能够使他获得名声。这种获得名声的方法还有一个优势：自己看到的东西要比自己所思考的东西更容易传达给他人，也更容易被他人理解。因此，讲述所见所闻的著作要比表达思想的作品拥有更广泛的受众，因为就像阿斯姆斯所说：
一个人只要去旅行，
就能讲故事。
然而，与此相符的是：在对这类名人有所认识和了解之后，就会让我们想到贺拉斯的话：
出国旅行的人改变的只是周围的天气环境罢了，他们的思想意识并没有任何改变。
而那些拥有极高的思想天赋的人，应该着力去解决重大的难题，也就是与这个世界的整体有关，因而也就是最困难的问题。因此，他们要使自己的视野尽可能地扩大，并且同时涉及多个领域，从而避免在某一个方向上过于深入而沉迷于某个过于专业、冷门的领域中。亦即不应该执着于某学科中的某个专门领域，更不应该去钻牛角尖。这样的人无须为了减少自己的竞争者而选择偏僻的学科。他可以选择那些人人都能看到的事物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他可以对这些材料进行正确的真实的全新组合。这样一来，所有对这些材料有所了解的人都能够欣赏他所做出的成就，亦即获得大多数人的赞赏。文学家和哲学家得到的名声与物理学家、化学家、解剖学家、矿物学家、动物学家、语言学家、历史学家得到的名声之间之所以存在巨大差异的原因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