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童书歌德谈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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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1825年(5)

说话间马已经套好,我们便登车向花园驶去。傍晚静谧、温暖而近乎溽热,天空浓云汹涌聚集,像是快来暴风雨了。我们在干燥的沙石路上来回漫步,歌德静静地走在我身边,看样子正思绪万千,心潮澎湃。我呢趁机聆听从伊尔姆河对岸传来的山雀和画眉的啼叫;为迎接正在形成的暴风雨,鸟儿们蹲在还未长叶子的树梢放声歌唱。

歌德纵目环顾四周,一会儿仰望空中的乌云,一会儿扫视路旁草地上的灌木和树篱,但见无处不弥漫着绿意。

“这样的黄昏预示着会有一场温暖的暴雨,”歌德说,“万木复苏、繁花似锦的春天再次降临啦。”

这时候已经乌云密布,并听见了隆隆的雷声,也开始打起雨点来了,歌德觉得还是回城里去好些。在他府邸前下车的时候,他讲:

“今晚上你要是没有别的安排,那就请一块儿进去再待上个把小时。”我很高兴地接受了他的邀请。

泽尔特的信还躺在桌子上。歌德说:

“奇怪,真叫奇怪,对于公众舆论人们太容易盲从啦!我不知道自己啥时候对民众犯下过什么样的罪孽,可人家称我不是民众的朋友,而且永远也变不了啦。我当然不是那些革命的暴民的朋友,他们四出抢掠烧杀,打着为公众谋福利的幌子只顾追逐最卑劣的私利。我不是这种人的朋友,正如我也不是路易十五的朋友一样。我憎恨任何的暴力颠覆,因为破坏的和赢得的一样多。我既恨那些这么干的人,也恨那些造成这么干的根源的人。可是,我因此就不是民众的朋友了么?任何一个有正义感的人,难道不都跟我想法一样么?

“你知道,任何前景光明的改良,都令我欢欣鼓舞。相反,如我已经说过,任何的暴力,任何的冒进,都让我在灵魂深处产生反感,原因是不符合自然规律。

“我是植物的朋友,我爱玫瑰花,认为它是咱们德国自然界所能生长的最完美的花卉;可是我也不会因此变得痴傻,竟要求我的花园现在,还在四月末,就开放出玫瑰花来。我已经满意,只要现在能发现头几片绿叶,能看见枝条上的叶片一周一周地多起来。我感到高兴,在五月里能看见了花蕾;我深感幸福,玫瑰花终于在六月盛开,向我充分展示出它的鲜艳,送来了它扑鼻的香味。可要是有谁不能等待时令的到来,那他只好去温室喽。

“还有人说什么,我是公侯的仆从,我是君王的奴隶。好像这么讲有什么意义似的!—— 难道我效力的是一位暴君?是一位独裁者?—— 难道我服务的是一个只知道搜刮民财来供自己荒淫享乐的统治者?—— 这样的君主和这样的时代,赞美上帝,早已经成为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我和大公爵同心同德,我与他一起努力奋斗了整整半个世纪;可是,如果我准备讲,我知道有那么一天公爵不曾考虑做点什么为他的领地造福的事,或者对改善每一个臣民的处境有益的事,那我必定是在撒谎。—— 身为一个邦国的国君,他为自己谋取到的除了重负和辛劳,还有什么哟!—— 他的住宅,他的衣着,他比一位殷实市民略微丰盛的餐桌吗?—— 咱们只须去到我国的一些滨海城市,就会在一位体面的商人家里,发现人家的厨房和酒窖要比他府中的更好。

“今年秋天,”歌德继续说,“我们要庆祝公爵执政五十周年。可我仔细想想,他的所谓执政,除了坚持不懈地为国效力,还有什么啊?完全是为实现伟大的目标效力,为民众谋福利效力!—— 设若我不得不当一名国君的奴仆,那至少我仍感到欣慰,因为我为他当奴仆的那位国君,他本身也不过是大众利益的一位奴仆。”

1825年5月1日,星期一

(票房收入与演出质量;希腊悲剧何以衰落)

在歌德家吃饭。可以设想,修改剧院建设规划,将是我们之间的第一个话题。我担心这极其出乎意料的举措,会深深伤害歌德。谁知一点儿影子也没有!我发现他和颜悦色,兴致好得不能再好,绝对没有任何小心眼儿的痕迹。他道:

“人们极力从经费预算和改变规划可以大大节省开支入手说服公爵,他们成功了。这我完全无所谓。一座新剧院归根结底永远不过是一堆新木柴,或迟或早一不留神又将付之一炬。我以此自慰。至于多一点,少一点,高一点,低一点,根本不值一谈。你们无论如何会有一座过得去的剧院,即使它不完全符合我的愿望和想象。你们会去看戏,我也会去看戏,临了将会万事大吉。

“公爵对我发表了他的意见,”歌德继续讲,“认为一座剧院根本无须是一件建筑艺术的杰作;整个而言,他这意见自然没啥可反对的。他还讲,始终不过是一幢以挣钱为目的的房子嘛。乍听起来,这话有点金钱第一;但仔细想想,却也不缺少高尚的一面。须知一家剧院不只是要他掏钱,也可以替他省钱、赚钱,这一来所有事情都非做得极其出色不可。上边必须有最好的领导,演员必须绝对的一流,始终必须上演优秀的剧目,以保持对观众的吸引力,达到使剧院每晚都满座的目的。这可真是言简意赅,几句话说清楚了几乎说不清楚的问题。”

“大公爵靠剧院赚钱的意见看来非常实际啊,”我接过话头,“它逼着大家始终保持最佳状态。”

“莎士比亚和莫里哀想法也如此,”歌德接着说,“他俩也首先用他们的剧院赚钱。为了达到这个主要目的,他们孜孜以求的是使一切始终保持最佳水准,并且还与时俱进,给传统的好东西不断加进一些精彩的、有吸引力的新东西。《伪君子》遭禁演,对莫里哀是个沉重打击 —— 但不仅是对于剧作家莫里哀,对于剧院经理莫里哀也一样,他必须考虑一个大剧团的出路,必须看看到哪儿去为自己以及自己领导的演职员弄面包吃。

“对于一座剧院的兴衰,”歌德继续说,“最危险的莫过于它的领导层生活无忧无虑,票房收入是多是少对他们个人毫无影响,一年中他们因票房减少的收入到年终反正有其他来源补偿。人性如此,只要不受利益驱使,就容易松懈下来。现在尽管还不能要求像魏玛这样一座小城的剧院自给自足,不需要每年再从公爵的国库领取补贴。但是一切都得有自己的目标,自己的限度;每年多赚或者少赚几千塔勒尔,绝非等闲小事,特别是因为收入减少和经营变差自然相伴而行,也就是说失去的不光是钱,同时还有声誉。

“我要是大公爵,等将来调整监管人的时候,就会一劳永逸地给每年的补贴规定一个数目;我会从最近十年的补贴算出一个平均数,然后再略略加以减少,得出一个足以像样地维持运转的钱数。剧院经理必须用这笔钱进行经营。—— 然后我再前进一步,说:经理和他的导演们如果领导得力,经营有术,到年终票房有了盈余,那这多出来的银子就用于给经理、导演和工作表现最优异的台柱子们发奖金。到那时你看看,人们将怎样干劲十足,剧院将怎样摆脱已逐渐陷入的瞌睡状态。”

“我们的剧院管理条例尽管有各式各样的惩罚规定,”歌德继续说,“却缺少了一条,就是没有对成绩优异者的鼓励和奖赏。这是一个大缺陷。因为既然我每出一点错都担心可能扣工资,那么如果我干得超过了对我的预期,就必定也希望获得奖励。要是人人都做得比要求和希望的更多,那剧院自然会兴旺。”

……

天气晴好,我们在花园里来回漫步;随后我俩坐在一条长凳上,背对着一道新叶繁密的宽厚树篱。我们谈尤利西斯的弓弩,谈《荷马史诗》的英雄们,谈古希腊的悲剧作家,最后谈起了那个广泛流传的说法:古希腊戏剧的衰亡,都怪欧里庇得斯。歌德压根儿不赞成这种观点。

“一般地讲,”歌德说,“我不认为一种艺术可能因为某一个人而走向衰败。必定是有许许多多因素在一起起了作用,而这些因素却不是容易说清楚的。古希腊的悲剧艺术不可能因为欧里庇得斯而衰落,就像古希腊雕塑艺术的衰落,不可能归咎于某个与菲底阿斯同时、但却逊色一些的大雕塑家。因为真正伟大的时代,总是从善如流,不懈追求;相形见绌的东西产生不了影响。

“欧里庇得斯的时代,是何等伟大的时代啊!那时的文艺趣味,不是倒退而是前进的。雕塑艺术尚未达到它的顶峰,绘画艺术才刚刚萌芽。

“与索福克勒斯的作品相比,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即使有很大缺点,但这并不等于说,后来的作家们都必定模仿这些缺点,并因此而完蛋了。反之,它们要是有很大的优点,某些优点甚至超过了索福克勒斯,那么,后来的剧作家为什么不学习这些优点,或者为什么不至少变得跟欧里庇得斯本人一样伟大呢!

“事实是在著名的三大悲剧家之后,的确没有出现同样伟大的第四位、第五位、第六位悲剧家;这,自然是一个问题,一个不那么容易回答的问题。对这个问题,人们却不妨作出自己的种种揣测,这样也可以得到近乎于实际的解答。

“人呐,是一种简单的存在。不管它看上去多么形形色色,丰富多彩,深不可测,他生存状态的圆环却很快都会跑完。

“如果当时的情况像我们今天可怜的德国人这样,莱辛写了两三部过得去的剧本,我写了三四部,席勒写了五六部,那么,给第四、第五和第六位悲剧作家也许还留下了用武之地。

“希腊人呢情况两样,三大悲剧家那么高产,每一位都写了一百或将近一百部作品,《荷马史诗》和希腊英雄传说里的悲剧题材已被处理过三四次了;面对着如此丰富的遗产,我说不难揣想,素材和情节已经渐渐用完用尽,一个紧接在三大悲剧家之后出世的剧作家,真会走投无路哩。

“再说,归根结底,还写作什么!—— 难道一段时间不是已经足够了嘛!难道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剧本,不都是意蕴深刻、艺术精湛的杰作,可以让人看了又看,而不容将其庸俗化从而夺取其艺术生命吗?—— 是啊,就连传承给我们的这少量残篇断简,气势也如此宏伟,意义也如此巨大,我们可怜的欧洲人已钻研、利用它们几个世纪,并将在今后的几个世纪里继续钻研,从中获取养料。”

1825年5月12日,星期四

(谈莫里哀等先驱和席勒等同辈对他的影响)

歌德极为兴奋地谈起了米南德。

“继索福克勒斯之后,”他说,“我不知道还有哪个剧作家像他那样为我所热爱了。他极其纯粹、高尚、伟大和欢快,他的幼芽不可企及。他留给我们的如此之少,实在令人遗憾;不过即使这很少的一点东西,也是无价之宝,可以让有才能的人们从中学到很多很多。

“关键总在于我们学习的人必须符合我们的资质天性,”歌德继续说,“例如卡尔德隆吧,尽管他非常伟大,尽管我极为赞赏他,他却对我毫无影响,不管好的影响,还是坏的影响。对于席勒,卡尔德隆却挺危险,他会把席勒领上歧途,因此非常幸运,他是在席勒逝世以后才在德国得到普遍认可。卡尔德隆在技巧和戏剧效果方面无比伟大,席勒却立意更加雄健、庄严、宏大,因此,席勒如果削弱了这些优点却又达不到卡尔德隆在另一方面的高度,那就十分可惜了。”

我们谈到莫里哀。歌德说:

“莫里哀实在伟大,你每读他一次都会重新感到惊讶。他独具风格,喜剧作品近乎于悲剧,写得来机智圆熟,没谁有勇气步其后尘。他的《悭吝人》让贪欲彻底排挤掉了父子之情,尤其杰出而具有高度的悲剧性。倘使该剧的德文改编本把亲生儿子变成了一位亲戚,那就弄巧成拙,不会有更多的价值。人们害怕直视罪孽的本来面目;可改了结果怎样,难道有什么比不可容忍的罪孽更富于悲剧效果吗?

“我每年都要重温几部莫里哀的剧作,就像我不时地取出以意大利大师为蓝本的铜刻版画来观赏一样。要知道我们是些小人物,没有能耐把这些作品的伟大精神铭刻于心,必须时不时地回过头去更新自己心中的印象。

“人们总在讲原创性,可这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一生下来,世界就开始影响我们,而且不断影响,直至生命结束。说到底吧,除了精力、体力和意愿,究竟有什么我们能称做是自己的东西呢!要是我能一一道出我从伟大的先行者和同代人身上得到的一切,那剩下的真就不多了。

“当然,在我们生活的时代正好是怎样一位伟人产生影响,就决非无关紧要的啦。

“莱辛、温克尔曼和康德比我年长,前两位影响了我的青年时代,后一位影响了我的老年,这对我来说至关重要。

“再有,席勒比我年轻许多,当我已开始厌倦尘世他正好意气风发;同样,洪堡兄弟和施勒格尔兄弟都是在我目睹下登上了文坛, 这些对我也重要得不能再重要。由此我获得了说不完的好处。”

说完伟大人物对他自己的影响,又谈他对别人产生的影响。我提到比尔格尔,说他让我感到奇怪,好似一位纯粹的天才,全然没有一点受过歌德影响的迹象。

“作为天才,”歌德说,“比尔格尔显然与我有着亲缘关系,不过他的伦理修养之树却扎根于别样的土壤,与我有着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向。每个人怎样开始自己的修养,就会怎样继续向上发展。一个在三十岁时写出《施尼普斯夫人》这样一首诗的男子,必然走一条与我不一样的路。他也以他的才能赢得了读者,满足了读者,因此也没有理由改弦易辙,去借鉴一位原本跟自己关系不大的同道的长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