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权力与知识的关系被福柯称为“我的问题”。他在这个问题上想得很多，很深。有福柯研究者认为：“自《荒诞与疯狂》后，福柯著作的全部重心都在揭示话语的权力与权力的话语，在于发现知识的政治学。”“注释1”
后现代理论家利奥塔曾指出：“知识和权力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谁决定知识是什么？谁知道应该决定什么？在信息时代，知识的问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是统治的问题。”“注释2”德勒兹也说：“认为知识仅出现于力量关系被搁置处，只是一种错误及虚伪。绝没有一种真理模型不指向某种形式的权力，也绝没有一种知识或科学在行动上不展现或含括某种操作中的权力。”“注释3”按照他们的观点，没有“价值中立”可言。价值中立一度是我们做社会研究的基本准则，也就是说，在研究某个问题时，我们被教导说，不可以加入个人的好恶，不可以对它做价值判断。但是，后现代理论家和福柯却告诉我们，根本没有超脱于权力之外的知识。所有的知识都是某些人的权力意志的产物，它们当然是维护这些人的价值观的。
人文科学中的真理比自然科学中的真理离权力更近，二者的关系更为可疑。福柯说：“哲学家，甚至知识分子们总是努力划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把象征真理和自由的知识领域与权力运作的领域分隔开来，以此来确立和抬高自己的身份。可是我惊讶地发现，在人文科学里，所有门类的知识的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当然，你总是能发现某些独立于权力之外的心理学理论或社会学理论。但是，总的来说，当社会变成科学研究的对象，人类行为变成供人分析和解决的问题，我认为，这一切都与权力的机制有关……所以，人文科学是伴随着权力的机制一道产生的。”“注释4”按照福柯的观点，价值中立是不可能的。那只是一种拔着自己的头发要离开地球的妄想。
尼采说过：知识是权力的一个工具。因此，很显然，它是随着权力的增长而增长的。“注释5”知识不是权力关系的反映，不是权力关系的歪曲表达；它是权力关系的固有之物。
福柯也说过：“权力产生知识（这不单是因为知识为权力服务而鼓励它，或是由于知识有用而应用它）；权力和知识正好是互相蕴涵的；如果没有相关联的知识领域的建立，就没有权力关系，而任何知识都同时预设和构成了权利关系。”“注释6”
福柯为自己提出的问题是：权力关系如何产生了这类话语？话语怎样被权力关系所利用？行使这些权力产生了怎样的反抗，而且用怎样的方式改变了它们的总体构架？福柯在《话语的秩序》中指出：“在任何社会里，话语一旦产生，即刻就受到若干程序的控制、筛选、组织和再分配。”真理就是权力的一种，它“激发了尊敬和恐惧，由于它支配了一切，故而一切必须服从它，它是掌握权力的人们根据必需的礼仪说出的话语；它是提供正义的话语。”“注释7”
福柯说：“我不认为各种人的科学会从监狱里产生。但是，如果它们在知识型中已能形成并产生如此之多的深刻变化，那么这乃是由于它们被一种新颖别致的权力模式传播开去的缘故：某种有关身体的政治，某种使得芸芸众生驯化而有用的方式；这种政策需要包含于权力关系之中的知识的明确关系；它要求屈从地位和客观表现交叉重叠的技术；它引入了个人化的新程序。监狱网络构成了权力一知识的一副盔甲，而这又历史地构成了人的科学。可认识的人（灵魂、个性、意识、行为，诸如此类）是这种分析笼罩和这种统治一监视的对象一结果。”“注释8”
“注释1”王岳川等编，第138页。
“注释2”利奥塔尔，第14页。
“注释3”德勒兹，第99页。
“注释4”福柯，第31页。
“注释5”转引自刘北成，第220页。
“注释6”转引自谢里登，第181页。
“注释7”同上书，第14页。
“注释8”转引自谢里登，第2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