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艺术中国仕女画艺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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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仕女画风格演变的背后(6)

这说明,唐代的这种丰腴之尚是非常明确的,文字和绘画的表述几无二致。不仅如此,唐代雕塑造像也未能免俗。唐代陵墓出土的唐代女俑,民间称之为“胖娃娃”,可见其有多肥。而佛教造像中的菩萨、天女也日渐丰满起来,现存敦煌壁画中的唐代菩萨天女皆体态丰肥、面相丰满,甚至有画家将豪富之家的妇女形象直接画到佛寺的壁画上。京城长安宝应寺壁画中的“释梵天女,悉齐公(魏元忠)妓小小等写真也”,“菩萨如宫娃”已是当时时尚。艺术中人物领域如此,其他领域居然也能跟风,韩幹不画痩马,其画马皆转变,正如韩愈所言“书总之,唐代的丰肥壮硕,不只是艺术中人物领域所独有的,而是遍布整个艺术领域。这其实是唐代整体气度的反映,开拓进取、积极向上是唐代的时代特征,生命力和朝气是时代元素,也是那个如日中天的时代必然的审美倾向,体现的是豪放热烈、力量型的、开放兼容的文化视野。上述种种情况皆反映出唐代的丰腴肥硕、健康艳媚的女性美观念。

当然,唐代崇尚以是膘满臀圆,书法风格也由痩硬向“肥硕贵痩硬吾不取”。

肥为美,并不局限于外表,还包括对才情的强调。六朝女性重德行、重个性的风气到了唐代转而表现为重才情,——时之间唐代出现众多才女。前文提到的唐代历史舞台上的两位重要女性皆充满才情。武则天“素多智计,兼涉文史”,胆识过人,十四岁入宫前,家人恸哭悲泣,她则从容自若,云见王子庸知非福,何儿女悲乎·”后来凭其才貌,得宠于高宗,终成——代女皇。杨贵妃,则通音律,擅歌舞,智算过人,天资聪颖,“后宫佳丽三千人,万千宠爱在——身”,此决非偶然,除了其姿色出众,更重要的是其才智明慧,性格机敏,善解人意。不但在上层社会中,对女性要求才貌兼具,甚至文人对妓女的要求也是如此,他们重词赋而不重经学,尚才华而不尚礼法。白居易在《江南喜逢萧九彻·因话长旧游·戏赠五十韵》中这样描绘多才多艺的青楼女子:

时世高梳髻,风流淡作妆。戴花红石竹,帔晕紫槟榔。鬓动悬蝉翼,钗垂小凤行。拂胸轻粉絮,暖乎小香中。选胜移银烛,邀欢举玉觞。炉烟凝麝气,酒色注鹅黄。急管停还奏,繁弦慢更张。雪飞回舞袖,尘起绕歌梁。

元稹在《寄赠薛涛》中这样赞颂薛涛的诗才:

锦江滑腻蛾媚秀,幻出文君与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皆停笔,个个公侯欲梦刀。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

当时还有许多文人与歌妓、女冠唱和的诗篇,如文人与薛涛、鱼玄机、刘采春、女道士李冶等才女都有唱和作品流传,这体现了唐代对女性不但重貌,还重才情的社会风气。正如《玉台新咏》所云,理想的佳人应该是“加以天时开朗,逸思雕华,妙解文章,尤工诗赋。琉璃砚匣,终日随身,翡翠笔床,无时离手……其佳丽也如彼,其才情也如此”。才和貌在唐代的女性风气中同样重要,否则即使丰肥腴丽也是皮囊——个。

丰腴肥硕、健康艳媚的女性审美观念在唐末开始发生变化。

这——变化从中唐时期,在文艺之风中就有所显露。中唐是唐代由盛转衰的起点,由此开始唐代已经在下坡路上滑行,李泽厚《美的历程》云中唐时期的文人:

他们不乏潇洒风流,却开始染上了——层薄薄的孤冷、伤感和忧郁,这是初盛唐所没有的。

唐末至五代时期,初唐和盛唐的大度已被时代的车轮碾过,在女性风气上,开始追求女性美的病态化,妖艳的女性及其闺房生活,是当时诗歌的主要内容之——。审美趣味和艺术主题走进更为细腻的官能感受和情感色彩的捕捉追求中,这种时代精神直接导源了五代花间词关注闺房的风气。且使女性审美观念发生了变化,此时不再以女性的健硕为美,而代之以愁颜、病容、媚态、柔姿和困懒的纤弱美人,并出现了女性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女子缠足。这种时代精神的转向是晚唐至五代仕女画渐次消痩的原因所在,仕女画中的这种渐次消痩风气从晚唐持续到宋代,就变成了宋代仕女画的婉约端庄、纤细孱弱,再往下发展到明清则为风露清愁、弱不禁风的明清仕女。

隋唐五代对女性美的要求是此时期仕女画风的依据,其中以唐代的“以肥为美”最为突出,在仕女画中的影响也最深刻。唐代以肥为美的社会风气,首先是时代精神的反映,隋唐时期国力强盛,尤其是唐代,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鼎盛状态,繁荣昌盛,丰衣足食,正如诗圣杜甫《忆昔》所云“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这——时期,统治者采取开放国门的政策,国际间和国内各民族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国际上,四方来朝,国内各民族互相杂居,互相融合,国内多民族文化的交融和对外来文化的广泛吸取,使唐代形成多元化的文化风格与雄健豪放的时代精神,健康自信、热烈放达的气度使他们更热衷于女性的健康丰满美。另——方面,唐代以肥为美的社会风气与李唐王朝鲜卑族的血统有关。鲜卑族是游牧民族,其游牧生活造就和需要的是剽悍、健硕的体魄,这——根深蒂固的传统在唐代统治者那里并没有发生改变,统治者的喜好和提倡对以肥为美风气的盛行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第三节)文人文明的统治

一、宋代的重文轻武和元代的文人隐居

中国在唐代的时候还是——个外向的国家,积极进取、气宇轩昂,到了宋代就变成了——个内向的国家,重文轻武,恬淡内敛。这种变化,所导致的不仅是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历程,还带来了中国社会精神的全面转向,从妇女地位上来看,不得不说宋代是女性地位的转折期,因为从此以后的整个封建社会,女性再也没有走出礼教的禁锢。这——现象发生的背景是中国社会的文人化过程。

中国封建社会历朝受军人之祸颇多,从六朝频繁的改朝换代,到唐五代的军阀割据,再到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以军权黄袍加身,皆为军权之弊。宋太祖赵匡胤由此立身,深以为虑,生怕朝中大将也走此路,因此,——方面极力加强中央集权,另——方面,削夺朝中大将的兵权。《宋史》记载:

乾德初,帝因晚朝与守信等饮酒,酒酣,帝曰:“我非尔曹不及此,然吾为天子,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安枕而卧。”守信等顿首曰:“今天命巳定,谁复敢有异心,陛下何为出此言耶?”帝曰:“人孰不欲富贵,——旦有以黄袍加汝之身,虽欲不为,其可得乎。”守信等谢曰:“臣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之。”帝曰:“人生驹过隙尔,不如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无所猜嫌,不亦善乎。”守信谢曰:“陛下念及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称病,乞解兵权,帝从之,皆以散官就第,赏赍甚厚。

这就是著名的“杯酒释兵权”,在这次释兵权的活动中,宋朝拥立赵匡胤称帝的重要开国武将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赵彦徽都被解除军权,安排到地方任节度使。宋太祖收回地方将领的兵权之后,重新建立新的军事制度:先是从地方军队挑选出精兵,编成禁军,由皇帝直接控制;各地行政长官也由朝廷委派,并任命儒臣治军。这样——来,虽然防止了兵变,但是这种崇文抑武也导致了严重的后果,致使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能调动军队的不能直接带兵,能直接带兵的又不能调动军队,这种矫枉过正严重削弱了部队的作战能力,以致后来宋朝在与辽、金、西夏等北方少数民族的战争中,连连败北,直至亡国。

“杯酒释兵权”和任用儒臣治军揭开了宋王朝走向文人化的序幕。宋代的基本国策是崇文抑武,重用文臣,不但宰相须是读书人,而且主兵的枢密使等职也多由文臣担任。宋代沿用前朝的科举取士制度,且比前朝更完善,这种科举取士激发了文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参政热情,特别是大批出身寒门的文人可以通过科举走入仕途,这对处于社会中下层的文人的冲击是十分巨大的,文人纷纷以国家栋梁自居,意气风发地发表政见,表达自己的治国主张。宋代科考规模空前扩大,寒门士子前赴后继的科考之路是宋代社会的——大景观。宋代前期科举沿袭唐制,进士科考帖经、墨义和诗赋,这种考法弊病很大。这些内容要么以声韵为务,要么讲究强记博诵,基本上学而无用。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对科举考试的内容进行了——系列改革,取消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目的在于通经致用。

但是由于当时的党派斗争,王安石的科举改革并未持续多久后来的科举则有时考诗赋有时考经义有时兼而有之,并不固定。这种制度使文人成为宋代官僚阶层的主要成分,这——方面使得宋代成为以成熟的文官制度为基础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空前强化的王朝;另——方面,这种完全地靠文人治理国家也有明显的弊病。《论语》所谓儒士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在宋代并没有什么改变,科举制度的激发使得文人对于掌握知识以入仕之外的其他工作都瞧不起,唯有文章才是他们认为的“经国之大业”,然而文章与治国是两回事,文采出众的文人不见得具有经世治国之才,这些文章锦绣的儒士“学而优则仕”之后,并不能——夕成为国之栋梁,纸上谈兵和知识结构的不完整等问题,往往使得身居要职的文人带来朝政的混乱甚至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在抵御外侮方面表现尤为突出,唐宋两代都不乏迂阔文官贸然带兵出击而大败乃至全军覆没的例子。然而,这些并没有冲淡文人参与朝政的热情,也基本上没有改变宋代以文治国的基本国策。

宋代以文治国的国策使得文人获得了宽松的社会环境,出身寒门的文人通过科举走入仕途,实现了他们的社会理想,这对文人的鼓励作用是不可估量的,这使他们热情地拥护国家的统治,积极参与科举考试,——旦入仕参政,便成为前所未有的——个集政治、文学、经术于——身的士大夫群体。正如余英时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所云:“宋代士阶层不但是文化主体,而且也是——定程度的政治主体,至少他们在政治上所表现的主动性超过了以前的汉唐和后面的元明清。”这也使文人士大夫与国家的关系变得空前密切,——方面统治者对文人既倚重又控制,倚重他们建立健全完善的文官制度,达到与武将权力的均衡,防止可能出现的拥军割据,控制文人则是统——意识形态,强化君权。另——方面,在这种以文治国的国策下,文人士大夫对国家政权的依赖性也空前强化,读书入仕这——通道在打开的同时,也封闭了大批文人通过科举之外的道路实现人生价值的可能,使他们实现自己价值的道路除了科举之外越发狭窄,这是历代出现白发举子的前提。这种国策下形成的国家与士人的关系不但体现在士人的行动上同样反映在宋代文人的思想方面。宋代文人在政治上有积极参与的热情,在学术上通常也具有强烈的使命感,他们热衷于讲道论学,具有自觉的卫道意识,由此出现了著名的程朱理学。这将在本书下一节详细论述。而且,宋代由于唐代儒、释、道三家并存的铺垫,此时的儒、释、道三教更趋合——,禅宗思想的活跃也使文人所受影响较深。这种思潮塑造了宋代士大夫迥异于前代文人的文化性格,他们的人生态度渐趋理智、平和、稳健和淡泊,与俗俯仰,更善于将经邦治国追求政治参与的热情与追求内心的自由宁静和谐统——起来,更易于沉浸于日常生活的闲适、安逸,这表现在他们在文艺风气上由唐代的绚烂高昂,转向细腻精致,这在宋代仕女画中的反映尤为突出。

元代与宋代相比,虽然——为汉族统治,——为蒙古族统治,在统治方针策略上大为不同,但是二者皆可称为全面文人化的时代。宋代如此称谓的原因前文已陈述,元代之所以也可如此称谓,则是指在文艺成就方面而言,尤以绘画成就为最。元代是文人画最为昌盛的时代。文人是中国文化主要的创造者和操纵者,文人的审美趣味是影响时代审美风尚的重要因素。中国历史上,文人画发展过程中的起落与文人对绘画创作的参与程度密切相关。在政治比较昌明的时代,文人参与政治的兴趣比参与艺术的兴趣要浓厚得多,在这样的时期,绘画创作只是文人消遣的方式。而当文人参与艺术的兴趣强于参与政治时绘画创作就往往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元代就是这样——个时代。元代是中国历史上——个少数民族统治的特殊时期,对于当时大汉族主义的文人来说,这——点是难以接受的,因此出现了大批文人隐居的社会现象,于是游仙、隐居就不只是他们逃避社会的故作姿态,更是他们日常的生活方式。绘画创作作为他们日常生活的方式,是逃逸的门径,也是精神的寄托。这——时期,绘画中以文人画为时代艺术标志,创造了文人画的高峰。与时代艺术精神相——致,这——时期的仕女画中也出现了飘逸出尘的仕女风格。

二、礼教的强化和对女性的拘束

宋代的文治所导致的国家的内向性,在宋代文化中有非常明显的反映。同日益加强的完备的宗法政治制度——样,宋代文化的发展与哲学体系,在内向封闭的境界中,实现着从整体到细节的不断修正和自我完善。这种变化,既是宋代文治社会的反映,也是宋代政治制度的需要。这——时期,最显著的文化现象之——就是理学的出现和发展。

理学产生于北宋,周敦颐是开山鼻祖,由程颢、程颐兄弟开始真正创立,其后经过二程弟子杨时,再传罗从彦,三传李侗的传承与发展,到南宋朱熹完成,二程和朱熹是这——派的最突出代表。因此,又称为程朱理学。程朱理学中最引人注目也是影响最大的理论是礼教,对女性毒害最深的也是礼教。宋代理学的开山人物周敦颐对孟子的寡欲论加以发挥,提出完善人格必须做到“无欲”、“主静”,先治家后治国,妻子必须绝对服从丈夫。这种理论到了程颢、程颐兄弟那里,更向前推进了——步,将天理与人欲完全对立起来,在他们的哲学范畴中,“天理”或“理”是最高统帅,是指自然的、普遍的、公共的准则或道理,——切事物必须服从于天理,人欲则是指——己私欲,明确提出“明天理,灭人欲”的理论。从下列引述中可以看出宋明理学中天理与人欲关系的发展过程:

孟子曰:养心莫于寡欲。予谓,养心不止于寡焉而存耳,盖寡焉以至于无。无则诚立明通。诚立,贤也;明通,圣也。(周敦颐《周子全书·养心亭说》)

圣可学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请闻焉!曰:——为要。——者,无欲也。(周敦颐《周子全书·通书》)

甚矣,欲之害人也!人之不善,欲诱之也。诱之而弗知,则至于天理灭而不知返。(《二程集·遗书卷二十五》)

养心莫善于寡欲,不欲则不惑。(《二程集·遗书卷十五》)

凡人欲之过者,皆本于奉养,其流之远,则为害矣。(枟二程集·程氏易·损卦》)

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程颐《遗书》卷二十四)。

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道,灭人欲。(枟朱子语类》卷十二)

人之——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学者须要于此体认省察之。(《朱子语类》卷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