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总是带着过分的赞美去看待祖国在过去时代中所涌现出的杰出人物，并且总认为他们比其他民族的人物更为杰出。因为那些英勇献身的爱国者们，为了国家的安全和荣耀，表现出了一种最合宜的行为。他们根据自己内心那个公正的旁观者的赞同情感来决定自己要做的事情。他们内心的那个公正的旁观者告诉他：他仅仅是大众的一员，为了多数人的安全、利益或者荣誉，牺牲自己的生命是一种义务。因此，他们决定了自己要做的事情。要作出这种牺牲是多么的不容易，能够这么做的人又是多么少，虽然这种牺牲是必要的、高尚的、有意义的。所以他们的行为不仅应该得到我们的赞同、佩服和赞赏，还应该作为最高的美德受到推崇和赞扬。反之，那些不顾良心谴责的卖国贼，企图用出卖国家利益来换取一点点自己的私利，只能成为人们唾弃的对象。
爱国之情总让我们充满猜疑和妒忌地看待任何一个邻邦的繁荣富强。所有独立又互相接壤的国家，都生活在对彼此的不断恐惧和猜疑之中。每个君王都别想从邻国那里得到好心的对待，于是他有理由用同样的方法对付他们。一些独立国家声称它们会在相互交往时遵守对别国法律的尊重，而那只不过是装腔作势罢了。即使为了最微小的利益，他们就肆无忌惮地破坏这些原则，或者无耻地逃避这些原则。当邻国的实力不断增长的时候，每个国家都感觉自己面临着被征服的压力，而爱国的高尚感情总被这些当权者拿来充当国家斗争的工具。比如老加图，每次的元老院演讲的结束语总是：“这同样是我的看法：迦太基应当被消灭。”他因为某国给自己的国家带来那么多苦难而愤怒得近乎发狂，这句话正是他这种粗野之人强烈的爱国心的表现。
而斯奇比奥·内西卡在他的一切演说结束时也经常说一句话：“这也是我的看法：迦太基不应当被消灭。”它所传达的是一种更为胸襟开阔和慷慨大度的态度。在他看来，即使对手已经衰弱到对他的国家无法构成威胁的地步，也可以允许它有一天恢复繁荣。法国和英国都害怕对方海军和陆军实力的增强。但是，如果它们妒忌对方国家的繁荣昌盛、土地的广袤、工业的发达、商业的繁华、港湾的坚固与众多、人文与自然科学的进步，那么这两个伟大民族就要互相伤害了。因为那些使人妒忌的东西，正是世界的真正进步。我们因这些进步而得益，并且因此变得高贵起来。所以在这样的进程中，每个民族不仅应当尽力赶超邻国，而且应当出于对人类的爱，去促进相互间的进步而不是去阻碍它的发展。别国的进步应该成为我们追赶的动力和目标，而不应该成为我们偏见和妒忌产生的原因。
由此可见，爱国情感并不是来源于普遍的人类之爱，因为它丝毫不受后者的支配，有时还会出现对立。举例来说，法国人口是不列颠人口数量的3倍，那么，从人类大家庭的总体考虑出发，法国的繁荣要比英国的繁荣重要得多。但是假如一个大不列颠的国民看重法国的繁荣要比看重英国的繁荣要多，人们却不会认为他是一个好公民。我们热爱自己的国家，仅仅因为它是我们生长的祖国，并不是因为它是人类家园的一部分。智慧的上帝在决定人类情感的时候已经断定：把人们的爱引向人类大家庭的一个特定部分——即我们的国家，会极大地促进整个人类的利益。
临近的民族容易被相互间的偏见和仇恨所影响。英国和法国都会愚昧地彼此敌视，但却不会去妒忌遥远的日本或者中国的繁荣富强。虽然他们也很少能有效地运用与这些遥远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
政治家们的善行是最广泛和最具效力的公益行为。他们为了保持力量均衡而与临近的国家结盟，或者通过谈判保持国际间的安定和平。然而政治家们在谋划和执行良好的政策时，也只会考虑自己国家的利益，虽然偶尔也会有更高层次的追求。在签订《蒙斯特条约》时，法国大使阿沃伯爵，就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使条约有助于恢复欧洲的安定。而威廉王很热心地帮助欧洲大部分的主权国家恢复自由和独立，但他的这种热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对法国怀有强烈的憎恨。安娜女王的首相似乎也怀有这种极端仇视法国的心理。
每个国家都由不同的阶层和社会团体组成，这些阶层和团体都被分配了特有的权力。每个阶层和团体中的成员的利益与名誉都彼此关联。因此，每个人同自己所在的阶层或社会团体的关系自然比他同其他阶层或社会团体更密切。他会自然地去维护本阶层利益，会雄心壮志地去为本阶层谋得更多的利益。
所谓国体，就是指如何划分不同的阶层和社会团体，如何分配它们的权力、特权和豁免权。
而国体的稳定性，取决于每个阶层或社会团体维护自己的权益免受其他阶层侵犯的能力。某个阶层地位的升降，也都会带来国体的改变。
但所有不同的阶层和社会团体的稳定和发展都依赖于国家的保护。只有凭借国家的繁荣和独立，各个阶层才有立足之地。虽然所有阶层的成员都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在国家的生存发展需要牺牲他所属阶层的利益时，他就未必会顾全大局了。这种狭隘虽然是不合理的，但是也不是没有一点用处：至少它抑制了一味的开拓，保持了这个国家已经划分出来的各个不同阶层之间的平衡。有时它似乎阻碍了政治体制的变更，但实际上它却促进了整个国体的巩固和稳定。
爱国的情感牵涉到两条不同的原则：第一，对已经确立的国体和社会结构的尊重；第二，对维护同胞们的安全、荣耀和幸福的希望。至少，一个爱国的人不可能是一个不尊重法律和不服从行政官的公民，他也不可能不为增进同胞们的福祉而努力。
并且，这两个原则常常保持一致并引发同样的行为：如果我们的政治体制能够切实维护同胞们的利益，为了增进同胞们的安全、荣耀与幸福，最好的办法就是维护现有的政治体制。
但是，当国内局面出现骚乱时，当公众间出现不满情绪、发生派别争端时，这两个不同的原则就会引发不同的行动。人人都会想到，眼下的这种政治体制需要进行某些改革——它显然不能维持社会的安定。这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要解决的难题：何时应该维护旧制度的权威，何时应该顺应改革。
对外战争和国内党派斗争两种环境，是公益精神最好的表现机会。英雄因为在与外敌的战争中建立功业，满足了全民族的愿望，而受到人们广泛的感激、赞美和爱戴；而国内派别斗争中的党派领袖虽说可能得到半数同胞的赞誉，但也会受到另一半人的咒骂。他们的品质和各自行为的是非曲直，却往往难以有一个标准的评判。因此对外战争带来的荣誉总是比国内党派斗争带来的荣誉更加绝对和纯正、无可非议。
然而，如果一个取得政权的政党领袖的威信足以引导政府进行稳健而认真的改革，他为国家作出的贡献就会比战争更加重要和巨大。他可以建立新的国体，或者改进现有的国体。他有机会成为一个伟大国家改革进程中最优异、最杰出的人物，最重要的是，他可以用自己的睿智使同胞们获得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安定和幸福。
在对自己同胞遭受的痛苦的同情上建立的爱是真正的人性之爱。在党政之争中，某个政治团体的精神和它所提倡的政治体制的理念，往往与对公众利益的关心联系在一起。高尚的公益精神就是这种体制的精髓，公益心在这里被催发到狂热的程度。某些在野党的领袖们总喜欢提出某些貌似可行的改革方案。他们宣称他们的方案不仅会消除人们的不便和痛苦，还可以防止这些不便和痛苦在将来重现。尽管现有的体制已经能让国家的公民们过上安定祥和的生活，但他们还是常常建议对国体进行改革，并要求改变那些最关键的环节。
在他们的卓越辩才的鼓动下，他们政党中的大部分成员，都开始相信并陶醉于这种体制虚构的完美，虽然他们并未亲身体会过这种体制的好处。这些领袖在鼓动别人相信他的这个过程中居然也被自己打动，和别人一起沉醉在自己虚构出来的美景中，虽然他们清楚自己的本意只是为使自己获得更大的权力。有些政党的领袖在这个方案推行的过程中难得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但他们为了不让自己的追随者们失望而失去支持，在实际行动上也不得不按照大家的意愿行事，哪怕这种行动同他自己的原则和良心相违背。他们拒绝一切调和、折中和合理的迁就通融，目标过于远大和虚幻，因此他们的计划也常常半途夭折。而那些只要稍加注意就能解决的问题反而被人忽略，迟迟得不到解决。
而真正热心公益的人，他尊重已经存在的各种权力乃至个人特权，尊重各个社会阶层和等级的传统权力。如果他认为某些根深蒂固的权力和特权在某种程度上被滥用了，他会努力用一种温和的方法去调和这种权力和特权。当人们的偏见无法通过理性来说服时，他也不会盲目地使用暴力。因为他总是谨记柏拉图的名言：“不可用暴力对待你的父母，更不可用暴力对待你的国家。”他在推行自己的政治计划时，总会考虑人们根深蒂固的习惯和偏见。在无法树立正确的法律前，他会努力修正现有法律带来的所有不便和错误。他会效法梭伦，尽力在人们能接受的范围内制定最好的法律体系，然后思考如何建立完美的法律。
可偏偏在政府中掌权的人，他们的行为总是与之相反。他们总是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头脑中的政治计划是完美的，不容别人对它提出任何修改的意见。他强行推行自己的计划，却全然不去考虑会影响计划实施的各种重大利益或社群的意见。他过分自信地认为，他能够像摆放棋子那样轻松地去摆布社会中各个阶层的成员。他没有想到，这些被他看成棋子的人也有自己的想法和行动。他不明白，在人类社会这个大棋盘上，每个棋子都有它自己的行动原则，它完全不同于立法机关用来指导它们的那种准则。如果这两种原则能够达成一致，并指向相同的行动方向，那么人类社会这盘棋就可以顺利和谐地走下去；而如果这两种原则彼此抵触，这盘棋就会下得十分艰难，并且会把我们的社会搅得一刻不得安宁。
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应该具备一套关于政策和法律的完整的设想和理念，这是他必须具备的见解。但是坚决要求实现这个设想所要求的一切，甚至不管时机如何都要马上实现它，无视所有的反对意见，是霸道和不现实的。在这个过程中，他想使他自己的判断成为辨别正确和错误的最高标准和权威，所有人都不应该抵触他。所以，在一切从政的人当中，处在权力顶峰的国君们的处境其实是最危险的。因为这种霸道在他们身上表现得尤为严重和突出——他们总是毫无理由地坚信自己的决断是唯一正确的。当这样的国君对国家的结构和体制实行变革时，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那些可能影响他的意志贯彻执行的力量。柏拉图的神圣箴言在他们看来毫无意义。他们认为自己才是整个国家的意义所在，而不是相反。而他们改革的伟大目标常常只是：清除所有的障碍，削弱贵族的权势，剥夺城市和郡的特权，使地位高的一切阶层都丧失往日的力量，再也无力反对他。
论普施众生、兼济天下的善行
虽然人们有效的公益行为很少能超出自己国家的社会范围，但人们的慈悲之心却不受任何限制地普施于天下的万事万物。对于有知觉、有益的生物，我们衷心期盼它们的快乐；对于它们遭遇的不幸我们也会同样感到难过。而对于有害的生物，我们则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憎恨——这种憎恨实际上是由我们对于万物的仁爱之心产生的。因为我们对那些有益而有知觉的生物所遭受的不幸感到万分的同情。
不相信上帝存在的人会难以相信，这种普施万物的善行正是上帝这个伟大的神灵的旨意。他指导着我们的本性去关怀和保护天下所有的生物，无论卑贱的还是高贵的。他所具有的最纯正的美德使他时时刻刻都希望给人类带来幸福。但对于怀疑他存在的人来说，任何高尚的兼济万物的善行，都是一时的、靠不住的幸福假象。于是当他面对这个无人主宰、广阔的世界时，会产生令人伤感的怀疑和悲观，他会觉得未知的地方除了充满苦难和不幸以外什么也没有。悲观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他，让他不再相信一切美好的事物和幸运。但对于相信上帝真实存在的人来说，所有的痛苦和忧伤也不会磨灭他的乐观之情，因为他常常能够感受到上帝的美德和智慧。
有智慧和美德的人愿意在任何时候为了他所在的阶层或社会团体的公共利益而牺牲自己的私人利益。同样，他也随时准备为了国家或者君王的更大利益而牺牲自己所属的阶层或社群的局部利益。更进一步地说，他同样愿意为了全世界更大的利益，为了一切有知觉、有益的生物的利益，去牺牲上述一切次要的利益。他虔诚地相信上帝的存在，他相信这种局部的痛苦和邪恶也是那个仁慈而具有无上智慧的上帝设计的，那对于普天下的幸福来说是十分必要和不可避免的。因此，他心甘情愿地承担起落在自己、朋友、社群或者国家上的一切灾难，他认为那是为了世界的繁荣和进步而必须承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