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上吃！”他对我说。当着我的面，他对他的举动有些害羞。两位客人告辞了，他们将重返高原，在那个叫望瑶堡的地方等我。至于我，我说，我将很快向美院领导请假，顺便安顿一下家务，然后前往陕北。当然，在省城的这一段时间，我还想到有关地方查阅一下兰贞子的资料。总之，请他们放心，我会很快去的。送走客人，我展开速写本，在上边匆匆涂写道：
“兰贞子（1914-1933），陕北大革命时期女英雄。寻找表情。寻找感觉。寻找每一个细节以便给她的动机以注脚。参考古希腊时期作品。在陕北人心目中，她无疑已被神圣化，他们把对大革命时代的怀恋之情凝聚在她身上。我没有把握。给我具象。”
我在“给我具象”这四个字下面加了着重点。
5
一些日子后，我启程前往陕北。长途班车在中午时分盘上了高原。蓝天白云下，一个一个像大馍馍一样的山头向我簇拥而来，一种厚重的历史感和崇高感油然而生。在这块恶劣的和残酷的大自然的怀抱里，生活着我们民族慓悍的和源远流长的一支。《西行漫记》的作者曾这样评价过这块地区：人类能在这样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存，简直是一种奇迹。他还形容那些拥拥挤挤、奇形怪状的黄色山峦，好像是疯神捏就的玩具，但同时又是个超现实主义的奇美世界。
当年，毛泽东从另一条自北方而进入高原的道路上，从担架上抬起他的略带忧郁的眼睛，第一眼看到的，也许正如我今天看到的一样，不过更荒凉，更贫困。他那时心理上也许已经有所准备，但是，触目所及的一切仍使他吃惊。他那时是不是预料到了，他为之奋斗的事业中最辉煌的一页，将在这重重叠叠的大山中展开？
鬼使神差，历史选择了陕北，中国革命选择了陕北，将这里黄尘弥天的大地作为凝聚力量和东山再起的大本营。那时，兰贞子已经作古，但是，正是由于她和她的战友们的最初的揭竿而起，为中国革命将大本营放在陕北提供了可能性。
按照党史资料上权威的评价，女英雄“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陕北红军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省城的那些天，我系统地翻阅了有关兰贞子的资料。我只能遗憾地认为，我得到的只是一些概念化的东西。这些东西并非不感人，并非不重要，然而对于我来说，需要的是独特的个性的东西，即经典作家所反复强调的“这一个”。
直到嗣后，当我与单家父女的接触中，当我在从事雕像的创作中，我才明白我的直觉是多么正确。对于兰贞子来说，她确实有“这一个”。
但是现在，我仍然没有抓住我所力图抓住的东西。资料向我显示出的最有价值的，也许是兰贞子的一双大脚，和她的没有扎过耳朵眼的耳朵。然而这些可以成为造型语汇，但不能构成作品的灵魂。
大脚在后来革命风行的时候，在《妇女放脚歌》唱红的时候，曾经成为一种时髦。但是在最初，革命影响还没有波及这里时，不愿缠脚这件事本身就表现了一个女孩子的性格。
“傻丫头，你会嫁不出去的！”村里的女人们好心地说。“说不定，就因我这双大脚，男人们还争不精明哩！”兰贞子笑着回答。除了大脚，让我感兴趣的还有她的耳朵。资料显示，兰贞子小的时候，拒绝像别的女孩那样扎耳朵眼。他们家没有男孩，因此作为长女的她，一直把自己当男孩看待，希望将来顶门立户。
而她的父亲，在这些问题上，总是纵容女儿，总是站在女儿一边。在这块荒凉而偏僻的土地上，在窘迫的食不果腹的生存斗争中，脂粉气和女人气并不重要，循规蹈矩的礼数也并不重要。
如果我是一个新潮艺术家，那么大脚和耳朵，已经为我提供了语汇。记得不可一世的毕加索，女性模特儿在他的眼中只剩下一堆零星的板块，一堆机件构制，而这其中，别的机件在艺术家的眼中已被省略、忽视或缩小变形，充斥整个画面的只是两个硕大无朋的乳房和肥大的臀部。那么，对于我来说，一双奇大无比的脚和一对天然的耳朵，便足以构成我的造型了。
然而我不满足，我总觉得这种冷静的夸张和变形，总有一天会被视为艺术的异端。活生生的事物被冷冰冰地阉割和肢解，这本身就是对大自然神奇造化的一种亵渎。我有太多的热情和想象，也许只有凡·高那种血腥般的紫红和灿烂炫目的金黄，那种在热情的疯狂燃烧下窥测到的大自然的精悍之美，才适合于我，才适合于这个命题。
6
那座位于高原腹心的革命城，已经成为一座新兴的现代化城市。街道整洁，楼房林立。宝塔山、清凉山、凤凰山成对峙状鼎立，延河和南河在这里交汇，然后合成一股，奔向东川。
长途班车在进入延安市区时．正是黄昏，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座楼房的轮廓，屹立于宝塔山的宝塔，宛如一个过去年代的高高桅杆，半隐半现在暮霭中和城市升腾的烟雾里。延河已不像电影里或革命回忆录中所见到的那样清洌和宽阔，水流有些浑浊和瘦小，河床也被水拉得很低。这当然不是被人们戏谑地认为“诗人舀干延河水”的缘故，而是气候的原因，加之延河上方的沟沟岔岔，修了许多的堤坝。
入夜，我来到华灯初放的延河大桥上，在那里久久流连和徜徉。延河像一条明亮的闪闪发光的带子，自远方流来，在宝塔底下折个弯，又向远方奔去。各式各样的灯盏倒映在水里，给人一种缥缥缈缈的美妙感觉。河流浑浊与否，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关于这条河流的所有的光荣与斗争，幸福与憧憬，愉快和不愉快，过来人的狂热的回顾与新潮人物尖刻的评判，这些在此一刻都化为虚无。它平静得就像所有不带感情色彩的河流一样，毫不理睬两岸的喧嚣，不舍昼夜地走着自己命定的里程。
当我在桥头徜徉的时候，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也在桥头徜徉。我盯着他看了几眼，他也看了一眼我。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正是单猛，那位女记者的父亲，雕像的倡导者，我们擦肩而过，不过几天后，我们还会遇上的。
我认为在延安多逗留几天是值得的。在居住的几天里，我用几乎全部的时间，来考察革命纪念地。我从旅馆租了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满世界地走，但是后来我终于明白了，我是无法将这些陈迹都拾到眼里的，因为在这座红色首府里，俯拾皆是陈迹。
一孔普通的窑洞，窑洞里住着户普通的人家，你到窑里讨口水喝，顺便刨根问底，问这窑洞，延安时期是做什么用的。主人回答说，他是后来移民来到这里的，前几年，有个叫杨植霖的来过，说这里当年是中共党校的一个什么分部，他在这里上过学。这个杨植霖写过一本关于王若飞的书。他说，那时，他的左边住的是丁玲，右边住的是××，等等。你游览如今已经变成公园的宝塔山，在山的左首几百米处的荒山野坡上，大地隆起一个土包。这是谁的坟墓？割草的孩子告诉你，死者是《松花江上》的作者，他的光荣的名字叫张寒晖，柯仲平的“文化山上葬寒晖，一把土来一把泪”，说的就是当年的那场葬礼。前几年，来了一位神经兮兮的老女人，她在这架山坡上寻呀寻，手里攥着柯仲平的诗，身后跟着几个当年抬过棺材的人，他们在山坡上转悠了很久，最后确定，张寒晖的墓就是这个土包。在清凉山，细细的羊肠小道旁边有三座塌陷的坟墓。这也许是周恩来的三个卫士，周恩来劳山遇险时的牺牲者。据说周恩来一九七三年回到延安，流着热泪说，拜托你们了，寻找一下这三个烈士的坟茔吧，不是他们冒死相救，今天就不会有我周恩来了。据说这卫士中有一个人那天恰好装有周恩来的名片，土匪武装击毙他后，从身上搜出名片，以为周恩来已死无疑，于是中止了追击，从而周恩来得以从灌木丛中逃脱。周恩来如今已没有能力追究此事，因此这三座荒坟便依然荒落在那里。其实，这种默默无闻的归宿也许更适宜于这三个默默无闻的人！当然，这三座塌陷物也许不是坟墓，或者是坟墓，但不是那三名卫士的坟墓，一样的累累白骨，谁能辨认清楚呢？
在延安的日子，我以主要的精力，考察了凤凰山麓、枣园、杨家岭、王家坪这些领袖们居住的地方，以及桥儿沟那座双尖顶教堂。凤凰山麓是一座静静的小院，院子里朝东坐西，几孔简陋的石砌窑洞。枣园则是一座像样的庄园式村落了。据说红军进驻延安，地主闻风而逃，这里的空窑洞后来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毛主席居住过的窑洞前，一树丁香，虽说已过了花季，但枝叶尚繁茂，一副郁郁葱葱的样子。窑洞里的陈设也是简陋到了极点，一张木床，几把简陋的硬木长椅，一张很大的桌子，一把藤椅。桌子上有笔墨纸砚，有一盏带玻璃罩的旧油灯，一根生铁条。讲解员说，这铁条叫“镇纸”，是当时的八一铁厂用投产的第一炉铁水浇铸的。站在枣园这架陕北高原普通的山坡上，眼观眼前滔滔而过的延河，想到全世界为之瞩目的中国革命，以及金碧辉煌的共和国的建立，曾经在这里完成它决定性的一页，总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杨家岭是一条不起眼的小山沟，中国革命同样在这里留下了雪泥鸿爪。毛泽东住过的窑洞。七大会场——那个仍被如今的建筑学家称为奇迹的飞机楼。还有杨家岭下边，小溪旁，那块毛泽东曾经耕种过的土地。
我累了，我坐在山腰间平台上休息，结果我发现，这里仍然是个陈迹。旁边立着的红牌告诉我，这是毛泽东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的地方，正是在这里，毛泽东发表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那个著名谈话。我就坐在毛泽东当年坐过的那条石凳上。想到伟人们在这块无产阶级革命圣地的辉煌的业绩，想到萧条异代不同时，给这块平凡的土地带来光荣的显赫人物已纷纷谢世，独有我这渺小的踏访者，在这里游荡，辨认着雪泥鸿爪；想到大诗人拜伦的悲凉歌声“伟人啊，请注视你的身后”这模棱两可的话，我感慨万千。
正当我惴惴不安地坐在这条石凳上时，我看到了不远处那位老者。他正是我在延河大桥上碰到的那位。
7
老者拄着根拐杖，怅怅地站在那里。“像我一样，这也是一位梦游者”，我想。山沟里有徐徐的小风，我倒没有感觉到什么，可是老者承受不了了。我听见他咳嗽了几声。有鼻涕流出来。老者在咳嗽完后，感觉到了这一点。他将拐杖交到另一只手里，空出这只手，在口袋里摸索起来。
他是在摸手帕。当手在颤巍巍地摸索时，手帕的一个角已经露出了口袋。但是，当老者将手帕往出提时，一定是他的手关节不灵便了，只见那张手帕掉在了地下。
捡起一张手帕是件容易的事，但是对这个老者却并不简单。他思考了一下，把手杖重新换给这只手。然后两只手同时拄着拐杖，腿开始蜷曲，他试图跪蹴下来，捡起这张手帕。
蜷曲的程度不够，上身也没有能够弯曲，因此，尝试了几次，老者失败了。老者现在开始重新拄着拐杖，直直地立在那里。他举起头来，向四边张望着。我看见了像一条细细的线儿掉下来的鼻涕。我猜度出老者是希望有人帮助他，同时我也埋怨起这个不知名的老者的家人，他们也太粗心，让这个谁知道有多少岁了的人在这里一个人行走。我站起来走了过去，我想帮助他。我甚至觉得自己站起得太晚了。我俯下身子，去捡那张手帕。可是，正当我的手就要落地，捡着手帕的时候，手被一根拐杖挡住了。“我在等秘书！”老者说。
我缩回了手，站直身子。我脸红了。我生平遇见过许多令人尴尬的事，但像这样的尴尬还是第一次。
我觉得自己应该硬着头皮干下去。我自我解嘲地说：“举手之劳！举手之劳而已！”然后第二次俯下身子，去捡手帕。这次，手杖没有挡我，或者只是象征性地挡了一下。
为了怕引起误会，捡起手帕后，我立即递给了他。然后，搀着老者，坐到红木牌下边来。
老者一边走一边嘟囔：“秘书，秘书跑到哪里去了？”我明白了老者这是在强调自己的身份，便宽容地笑了笑。
老者坐在了我刚才坐过，也就是当年毛泽东坐过的那条石凳上，而我，就只好坐在他的对面，也就是当年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坐过的石凳上了。
我预感到这是一位不同寻常的人物，但是，我绝对没想到，他就是单猛。本来，按照安排。他应该在最后，雕像落成典礼上露面的，谁知，为了落实建造雕像的款项事宜，他提前来陕北走了一遭，而且恰好与我在这里相遇。
我这时还不知道他就是单老。我掏出烟来，为自己叼上一支，然后请他抽烟。他摆摆手。于是我为自己点着了。抽烟的当中，他突然又摆起手来，我怔了半天，才明白他是要我将烟掐灭。“风从你那面往过吹！”他用手指了指头顶，说。我有些不愿意，但还是把烟扔掉了，又踩上一脚。关于烟的问题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当我们开始拉话时，单老突然伸出手，向我要烟抽。“秘书不在！”他说。
我们这次没有失之交臂。在经过一段艰难的试探后，我知道了他就是单老，而他知道了我就是那个将要为兰贞子制作雕像的人。
能走到这个地方来的人，总还有许多共同点的。一拉起兰贞子，话题突然变得热烈起来。而我也同时发现，单老暗淡的眼神开始渐渐有了光彩，思维变得敏锐，他的举动，也不像刚才捡手帕时那样龙钟老态了。
秘书恰恰在这时候赶来。刚才他是在和旧居的讲解员说笑。讲解员是当年北京来的插队知青，他们在认老乡。
我们约好晚上再谈。是单老主动提出的。我当然求之不得。但是，盯着单老手中正在燃烧的香烟，我提出一个条件，那就是谈时我需要抽烟。我说我的烟瘾，连外国人也知道。有个日本记者，采访我后回去发了篇专访。我不认识日语，请教了别人半天，才知道那位记者写道：李先生给他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他谈话时一直不停地抽烟。
单老同意了。
8
单老的关于兰贞子的故事从更遥远的年代开始，对我来说那简直是地老天荒的岁月。那时这位老者还是一个少年。他的家境可以供他上完私塾。上完私塾后，他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知识，于是背起行囊，离开家，到外乡去求学。
私塾在望瑶堡，因此他上学放学的路上，常常会碰到一个铁匠。铁匠是上城里打铁讨生活去的。这铁匠面色黝黑，他的担子一头担着风箱，一头担着铁砧。铁匠的后边，总是跟着一个光着屁股的小女孩。
单猛在山路上走着，就要离开家乡了，他感到心头涌出一股难言的味道。山路上静静的，在这晴天晌午，在这寂寞的山路上，他不由得放开嗓子，吼叫了起来。
迎面走来了兰铁匠。那个光腚的小女孩贞子，在他身前身后快乐地跑着，一边跑一边采摘路旁的鲜花。
在往日的遭遇中，他们已经彼此认识了，兰铁匠让女儿叫这位念书人“单大哥”，而按照陕北的礼节，单猛称这位铁匠“兰干大”。
单猛的眼睛亮起来。他叫着贞子，他说，单大哥就要到外边求学去了，三年五载不回来，单大哥走了，你想吗？
“不想！我有我‘大’！”兰贞子说着，停止了奔跑，转身拽住了兰铁匠的手。“那么，把你手里的花送给我好吗？”“男娃娃也爱花？”兰贞子喊着，放开她大的袖子，向单猛奔来，一边跑一边还不停地采摘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