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李党争是由进士考试引起的。唐宪宗在位时期的一次科举中，举人牛僧孺、李宗闵在考卷里批评朝政。考官认为这两个人符合中举的条件，就把他们推荐给了唐宪宗。宰相李吉甫见牛僧孺、李宗闵批评朝政，揭他的短处，对他十分不利，便在唐宪宗面前说这两个人（牛僧孺、李宗闵）与考官有私人关系。宪宗信以为真，不仅把几个考官降了职，还取消了对牛僧孺和李宗闵的提拔。一时间朝野哗然，百官争相为牛僧孺等人鸣冤叫屈并谴责李吉甫忌贤妒能。迫于压力的唐宪宗于同年将李吉甫贬为淮南节度使。这样在朝臣之中就分成了两个对立派。但此时李德裕、牛僧孺尚未做官，派系斗争色彩尚不浓厚。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前宰相段文昌在科举期间向穆宗奏称礼部贡举不公，所有录取都是通过“关节”。穆宗询问翰林学士李德裕、元稹、李绅等人，他们都说这是实情。穆宗宣布复试﹐结果原榜十四人中仅有三人勉强及第，朝野哗然。此事令李、杨等人大为怀恨﹐从此“德裕﹑宗闵各分朋党，更相倾轧，垂四十年”。此后在穆宗﹑敬宗﹑文宗三朝，牛李两党都被当时掌权的反宦官的李训﹑郑注排斥朝外﹐大体上是两党交替进退，一党在朝，便排斥对方为外任。开成五年（840年），文宗死，牛党及其宦官所支持的继承人未能继位，另一派宦官拥立的唐武宗即位﹐牛党顿时失势。李德裕成为宰相，开始了李党独掌朝政的时期。牛党遭到严重打压，其领袖牛僧孺、李宗闵也被贬职流放。会昌六年（846年）三月，武宗死，宣宗即位。宣宗十分厌恶李德裕，即位之后马上贬他为外任，李党纷纷被斥。牛僧孺﹑李宗闵被召还朝（李宗闵不及还朝即死）。李德裕被贬为崖州（今海南岛琼山东南）司户。
牛李两党之争以牛党获胜而结束。
关于牛李党争的性质史学界一直存在分歧意见：着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认为牛党代表进士出身的官僚，李党则代表北朝以来士族出身的官僚。他们之间的分歧不仅局限于政见不同，也包括对各自的文明礼法的态度之异。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牛李党争的焦点在于对待藩镇的态度是强硬还是妥协的分歧。此种观点还认为李党主张革新而牛党因循守旧，所以李党是进步的，而牛党是守旧的。
唐代最伟大的文学家、教育家是谁？
韩愈（768～824年）字退之，号昌黎，世称韩昌黎，也世称韩文公，唐朝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州）人，他是唐朝最伟大的教育家。
韩愈作为教育者，他敢于背逆当时的潮流，积极指导后进学习，他做到了“收召后学”、“抗颜而为师”（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尤其重视对年轻作家的教育和培养。
韩愈在《答李翊书》一文中提到：“根之茂者，其实遂……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文中的“根”和“气”，都是指作家的思想修养及人格修养，韩愈认为强调作家的道德修养和文学修养对搞好创作极具重要性。
韩愈作为修武人，曾多次在县境北部的百家岩游历，还在此作长诗《题西白涧》，西白涧由此成为百家岩的重要一景。韩愈的思想源于儒家，但也有不少离经叛道之言。
他在儒家正统自居的同时反对佛教的清净寂灭和神权迷信，却又相信天命鬼神；他盛赞孟子而反对杨朱、墨子，认为杨、墨偏废正道，却又主张儒墨相用；他提倡王道而反对霸道；而又推崇管仲、商鞅的功业。他严厉抨击二王集团的改革，却在反对藩镇割据等主要问题上，与二王的主张十分一致。此类矛盾现象在其作品中屡有反映。
韩愈与柳宗元同为“古文运动”倡导者，并与其合称为“韩柳”，为人有“文章巨公”
和“百代文宗”之名，提出了“文以载道”和“文道结合”的伟大主张，着有《韩昌黎集》
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等。有“文起八代之衰”的美称。
韩愈的教育理论和成就不仅在当代做出了为数不少的贡献，并且对后世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所提出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的言论成为了历代教育工作者们所遵守的准则而流传至今。
在唐代和韩愈齐名于“唐宋八大家”的是谁？
柳宗元（773～819年），字子厚，山西运城人，祖籍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市运城、芮城一带），世称“柳河东”及“河东先生”。因其官终于柳州刺史，又被称作“柳柳州”
或“柳愚溪”。他与唐代的韩愈，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和曾巩，并称为“唐宋八大家”（柳宗元为唐宋八大家第二）。
唐代宗大历八年（773年），柳宗元出生于京都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他出身于官宦家庭，早有大志，早年为考进士的缘故，行文以辞采华丽为工。贞元九年（793年）中进士，十四年登博学鸿词科，授集贤殿正字。一度为蓝田尉，后入朝为官，积极参与王叔文集团政治革新，迁礼部员外郎。永贞元年（805年）九月，因王叔文集团革新失败而被贬为邵州刺史，十一月又被贬为永州司马（任所在今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
在贬永州期间，柳宗元写下了着名的《永州八记》（《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
元和十年（815年）春，柳宗元回京师，不久又被贬为柳州刺史，在任期间政绩卓着。
宪宗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初八（819年11月28日）卒于柳州任所。柳宗元喜好同名士交往，刘禹锡、白居易等人都是他的好友。
柳宗元一生创作诗文作品达600余篇，而且其文的成就远大于诗。其诗多抒写抑郁悲愤、思乡怀友之情，幽咽愤然，自成一路。最为世人称道的是他的清深意远、疏淡峻洁的山水闲适之作。柳宗元的骈文有近百篇，其散文笔锋犀利，讽刺辛辣。其游记写景状物，多所寄托。其哲学着作有《天说》《天对》《封建论》等。柳宗元的作品被编成集，有《柳河东集》、《柳宗元集》等。
柳宗元是唐代着名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他针对当时作文风气浮夸的弊病，同韩愈倡导了“古文运动”，二人并称为“韩柳”。其文章风骨之独立，各类文章思想之深刻，影响至今。
“二王八司马”说的都是谁？
“二王八司马”指的是唐顺宗时期主张打击宦官、革新政治的官僚和士大夫。“二王”
指王伓、王叔文，“八司马”指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他们在改革失败后，俱被贬为州司马，“二王八司马”之名由此得来。
王叔文，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善棋。王伓，杭州人，善书法。唐德宗李适时，二王凭借他们擅长的技艺来侍候太子李诵。李诵常常与东宫的侍读们谈论时事，王叔文的见解最能得到赏识。经过多年的接触，李诵对王叔文极为信任。当时一批有才能的士大夫，如陆质（原名淳）、吕温、李景俭、李谅、李位等形成了一个以王叔文为领袖，以“二王、刘、柳”为核心的革新集团。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唐德宗病死，李诵继位，他就是唐顺宗。王叔文集团在顺宗的支持下立即掌权，以韦执谊为宰相，颁布了一系列明赏罚﹑停苛征﹑除弊害的政令。政令一出，就达到了“市里欢呼”、“人情大悦”的效果。为了统一事权，革除弊政，王叔文集团十分注重掌握财权和从宦官手中夺取兵权，他们任命与刘禹锡有联系的宰相杜佑兼度支使及诸道盐铁转运使，王叔文为副使，韩晔、陈谏、刘禹锡、凌准为判案，李谅为巡官，程异为扬子院留后。又任命与凌准有联系的老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兵马节度使，韩泰为行军司马，李位为推官，以便夺取京西诸镇神策军兵权。王叔文集团的行动遭到了宦官集团的强烈抵制，夺兵权计划未能实现。宦官俱文珍、刘光琦等和剑南西川（今四川成都）节度使韦皋、荆南（今湖北江陵）节度使裴钧、河东（今山西太原南）节度使严绶联合起来对抗王叔文集团。他们先于三月逼迫顺宗立李淳（后改名纯）为太子，又于八月逼迫顺宗让位给太子。由于顺宗预定改元为永贞，故此事件史称为“永贞内禅”。王伓被贬为开州司马，不久病死。
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户，次年被赐死。永贞元年（805年）八月，太子即位，是为唐宪宗李纯。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及韦执谊八人先后被贬为偏远地区的八州司马。在“八司马”以外，陆质先已病死，李景俭守丧，吕温出使吐蕃未还，所以这几人没有参加革新运动，未遭贬谪。在王叔文集团中地位较为次要的李谅和李位随后也被赶出朝廷。
王叔文集团掌权时间只有一百四十六天，后人称之为“永贞革新”。他们的施政方针主要是抑制日益专横的宦官集团，改革德宗时期诸弊政，防止皇帝权力被架空，具有进步意义。
唐朝的终结者是谁？
朱温（852～912年）又名朱全忠，称帝后改名为朱晃。宋州砀山午沟里（今安徽省砀山县）人，就是他一手终结了有着289年历史的唐朝。
朱温幼年丧父，家贫。成人后与其兄朱存“勇有力，而温尤凶悍”，“不事生业，以雄勇自负，里人多厌之”。乾符四年（877年），朱温加入黄巢起义并屡立战功，很快就被升为大将。大齐政权建立后任同州防御使一职。朱温率军攻打河中时屡战屡败，怕受到谴责，就叛变降唐，投靠了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唐僖宗任名朱温为左金吾卫大将军，兼任河中行营副招讨使，并赐名“全忠”。中和三年（883年）又被授以宣武军节度使，参与平定了黄巢之乱。龙纪元年（889年）被封为东平王。天复元年（901年）封为梁王。黄巢覆亡后，唐帝国已经名存实亡，各方节度使拥兵自重，朱全忠是其中势力最大的一支，史载“郡将自擅，常赋殆绝，藩镇废置，不自朝廷”，“王室日卑，号令不出国门”。
天复元年（901年）唐昭宗被宦官韩全诲囚禁，宰相崔胤命朱全忠前来救驾。韩全诲逃走后投靠了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朱全忠进攻凤翔。天复三年（903年），李茂贞处死了宦官韩全诲等七十余人，与朱全忠和解，并亲自护送昭宗出城，昭宗又回到长安。不久朱全忠尽杀宦官数百人，废神策军，控制了皇室，被封为梁王。天佑元年（904年），朱全忠杀宰相崔胤并逼迫昭宗迁都洛阳，后又指使朱友恭、氏叔琮等人杀害昭宗，立其子李柷为帝，即为唐哀宗。天佑二年（905年），朱温在亲信李振的鼓动下，在滑州白马驿（今河南滑县境）一夕杀尽宰相裴枢、崔远等朝臣三十余人并将尸体一起投入河中，史称“白马之祸”。
开平元年（907年）朱温废唐哀帝后自行称帝，改名为晃，定都开封，国号为“梁”，史称“后梁”，后人称其为后梁太祖。自此唐朝289年的统治宣告结束，中国进入五代十国的纷乱时期。
四大发明之一火药的起源是什么？
火药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项杰出成就。火药由中国人发明，距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火药的研究始于古代道家的炼丹术。
火药的发明者是古代炼丹家们，从战国至汉初，帝王们迷醉于长生不老的幻想，就驱使一些方士（道士）为他们炼“仙丹”，在炼制中逐渐发现了火药的配方。
唐代着名医药学家孙思邈（581～682年）在其所着的《孙真人丹经》中，记载了世界上最早的火药配方——硫磺伏火法。12世纪后，阿拉伯等国的书上开始提到硝石。阿拉伯人称其为“中国雪”，波斯人则叫它“中国盐”。火药和火器的制造，是通过阿拉伯传到了欧洲各国的。欧洲人学会使用火药和火器时，我国早已使用几百年了。
硫磺伏火法发明于唐高宗永淳年间，把硫磺、硝石研成粉末，加入皂角子（含炭素）后即可炼制。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又出现了状火矶法，用硝石、硫磺及马兜铃（含炭素）一起烧炼。这两种配方都已经初步具备火药所含的成分。
火药最初并非用于军事，而是在宋代的杂技演出以及木偶戏中用于特效制造。宋代的“抱锣”、“硬鬼”、“哑艺剧”等节目，都运用了当时的火药制品“爆仗”和“吐火”等，以制造神秘气氛。宋人同时还用火药表演幻术，通过喷出烟火来遁人、变物等，以达到神奇迷离的效果。
火药在世界发展史上具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火药自阿拉伯传入欧洲后，一直被用于对外侵略和扩张，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所必备的工具。火药为人类带来了无尽的战争和灾难，同时也将人类带向了资本主义的新时代。
中日文化交流什么时候出现了第一次高潮？
从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的约两个半世纪里，日本为了充实民族文化，曾向唐朝派出多达十几批的遣唐使团，中日文化交流出现了第一次高潮。
唐朝建立以后，日本沿遣隋使的旧制，继续向中国派出遣唐使。630年（日本舒明天皇二年，唐贞观四年）第一次遣使，838年（即日本承和五年，唐开成五年）最后一次遣使。894年（日本宽平六年，唐干宁元年）再次准备派遣时受到了大臣菅原道真的谏阻，从此正式停止遣唐使。从630年到894年的260余年间，除了最终未成行外，抵达长安的日本使臣，两次是送唐使臣回国，一次是迎遣唐使归日本，正式的遣唐使共有十二批。使团官员有正使、副使、判官、录事等。使团成员除大约占总数一半的舵师和水手之外，还有大量的主神﹑卜部、阴阳师、医师、画师、乐师、译语、史生以及造舶都匠、船师、船匠、木工、铸工、锻工、玉工等。随行的有长期留唐的留学僧、留学生和短期入唐并随同使团回国的还学僧和还学生。初期使团共二百余人乘两艘船前往，后来增为四艘，人数也增至五百余人，但只有主要成员们才被允许进入长安。
遣唐使于895年被废止，其原因除当时政局动荡，社会混乱外，还有经过了二百多年对唐代文化的吸引移植，日本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改革，并开始萌生具有日本特色的文化，对中国文化学习的需求已不那么强烈。每次遣唐使耗费巨大，路程艰辛，这些都令使臣们感到棘手。唐朝赴日贸易的不断增加也弥补了过去靠遣唐使才能解决的对商品的需求。公元894年，宇多天皇接受了还未出发的第十九次遣唐使的奏请，于次年正式宣布停派遣唐使。遣唐使对于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关系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日本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以中为师”，直到今天日本的社会文化还存有我国唐代时的影子。毋庸置疑，唐朝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