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时隔一百多年后，洛阳城中又出现了“斗富大赛”。这次的主角不是西晋的王公显贵，换成了北魏的统治阶层。
高阳王元雍是孝文帝的弟弟，长期位列宰辅，财富堪比皇帝。高阳王王府的园林和皇帝的宫殿差不多，“飞第檐反宇，辖辅周通”，摆设奢华，“林鱼池侔于禁苑，芳草如积，珍木连阴”。元雍家中“僮仆六千，妓女五百。隋珠（传说中的蛇珠，是稀世之物）照日，罗衣从风”。他身边常随虎贲甲士百人，打着用鸟羽装饰的伞，“出则随从唱道，仪仗成行，铙歌响发，笳声哀转，入则歌姬舞女，击筑吹笙，丝管迭奏，连霄尽月”，称得上“贵极人臣，富兼山海”，“从汉晋以来，诸王豪侈，未之有也”。做一个比较，元雍吃一顿饭，怎么也得花数万钱，相当于一般官宦家庭一年的伙食费。大臣李崇和元雍财富不相上下，但很吝啬，估计家中伙食费很省。他对人说：“高阳王的一顿饭，要顶我一千天呢！”
问题是：高阳王这么多钱，是哪来的？答案是：贪污腐败，巧取豪夺而来。
元雍揽财的具体手段，后人不得而知。但与他同时期的河间王元琛的所作所为，足可以让后人大开眼界。宣武帝时期，元琛担任定州刺史，任上以贪婪而闻名，任满回京时大车小车载着金银珠宝往家里拉，轰动一时。胡太后知道了，说他：“元琛在定州做官，就差没把中山宫搬回来，其余没有不弄到手的。这样的人怎么能再用！”于是把他废置在家。后来，元琛拿出一部分钱行贿刘腾，又做了秦州刺史。秦州近西域，元琛在任上政绩全无，却遣使向西域求名马，远至波斯国求得千里马，号曰“追风赤骥”。此外，元琛还有能跑七百里的良马十余匹。他有工夫给每匹马都取名字，就是没时间操心政务。
元琛回到洛阳，看到大家都在羡慕元雍的富有，很不服气，暗中与元雍比富。他高调地在家里陈列艺伎、车驾和不可胜数的金银珠宝，其中有金瓶、银瓮百余口，以金为辔头，用银槽喂马，总之是怎么奢华就怎么做。他还发挥自己在秦州做官的优势，摆满西域珍品，都是中原没有的稀世之物。河间王府房屋的华美就更不用说了，窗户上装饰着用黄金做的飞龙、美玉做的凤凰，房前遍栽各种果树，条枝入檐，人们坐在楼上就能摘食。
元琛故意动不动就邀请宗室、贵族、大臣到家里宴会，请客时专用从异域买来的水晶钵、玛瑙杯、琉璃碗、赤玉卮，每一件都工艺精致，出奇的华丽。他还喜欢请宾客参观家里堆满金银绸缎的府库，炫耀令人眼花缭乱的羊毛毯、蜀锦、珠玑、绣缬、绸丝彩、越葛等，四方珍品应有尽有。一次，章武王元融应邀到元琛府上做客。元琛对元融说：“我不恨没看到石崇的富有，只恨石崇没看到我的富有。”元融也是巨富，可依然在元琛家里大受刺激，忌妒坏了。他把自己的动产、不动产算来算去，都比不上元琛的财产多。元融为此气得卧床不起，三天三夜起不了床。京兆王元继去探望他，安慰道：“章武王，你的财富并不比元琛少多少，就不要妒忌他了。”元融说：“我之前以为在‘北魏富豪排行榜’上我能排第二名，仅次于元雍，没想到元琛也在我上面，我只能居第三，真是气死我了！”
一百多年前西晋富豪斗富的时候，晋武帝司马炎还插手相助。胡太后在这一点上不偏不倚，对所有“参赛选手”都公平对待。一次，胡太后领着群臣巡查后宫，看到后宫库存的布帛太多，有的已经发生霉变，有的因无处堆放，只好在门廊边堆着。她便对大臣们说要奖赏有功之臣，后宫的布帛谁能拿多少就能拿走多少。众人一听，争先恐后地冲上去抢夺布帛。一百多人拼命地搬取，有人卷走一百多匹，而尚书令李崇和章武王元融干脆背，每人都背了近二百匹，结果没走多远，元融就跌倒在地，扭伤了脚，李崇则扭伤了腰。
斗富行为恶化了朝廷风气。官吏们一心向“钱”看，变着法子地敛财。正始三年（506年），吏部尚书元晖公开标价卖官：太守大郡两千匹绢，次郡一千匹绢，下郡五百匹绢；其他官职也按等级不同，售价不同。元修义做吏部尚书时，上党太守出缺，中散大夫高居向皇帝请求补缺，皇帝答应了。但元修义已经把上党太守“卖”给别人了，就是不让高居去上任。高居急得在公堂上大喊：“有贼！”有人问他：“光天化日，哪来的贼？”高居指着元修义说：“就是坐在堂上的人。皇上已答应我担任上党太守，但因为他收受了别人的贿赂，就不听皇帝命令，不让我上任，这难道不是白日行劫吗？”卖官鬻爵严重冲击了官场的正常秩序，加上官多职少，大量人员升职无望，甚至有当官资格却补不上缺。为解决矛盾，崔亮担任吏部尚书时，奏请“停年格”，即不问官员才能，一律按照资历来决定当官和升官的先后；凡有空缺职位，不问贤愚，择资历老的人优先叙用。这种机械又不负责任的人事改革，竟然得到了上下的一致称赞——毕竟这是最客观，也相对公平的方法。
贵族官僚在斗富，北魏的普通百姓却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赤贫生活。此外，他们还要供官府驱使劳动，妻离子散，终年得不到休息。愤怒在百姓心底堆积，一旦遇到合适的环境就会喷发出来！
二
北魏的外敌，除了南朝，还有北方的柔然。
柔然最强盛的时候，势力东起大兴安岭，南到黄河河套和山西北部，与北魏相峙，西逾阿尔泰山，北至今贝加尔湖，大致上囊括了现在的蒙古高原、内蒙古和新疆地区。柔然拥有“风驰鸟赴，倏来忽往”的骑兵队伍，威震漠北，几乎年年侵扰北魏边境。北魏伟大的皇帝、太武帝拓跋焘登基之初，柔然曾南下侵略，将太武帝包围了五十多重。也就是在太武帝时期，北魏取得了对柔然战争的多次胜利，柔然元气大伤，对北魏的威胁降低。太武帝拓跋焘将柔然称为“蠕蠕”，嘲讽柔然智力低下，是不会思考的虫子，他下令全国军民都对柔然改称“蠕蠕”。
此后，柔然虽然开始没落，但还保留相当可观的武装力量，对北魏构成威胁。为防御柔然、拱卫京都平城（平城离北方边境不远），北魏积极防御，修筑长城，在东起河北，西至黄河河套地区，延袤两千余里的边境线上设置军镇，调兵遣将驻守。北魏设立了六大军镇，称为“六镇”：沃野（今内蒙古五原北）、怀朔（今内蒙古固阳北）、武川（今内蒙古武川西）、抚冥（今内蒙古四子王旗东南）、柔玄（今内蒙古兴和西北）和怀荒（今河北张北）。
初期，北魏朝野非常重视六镇。六镇的将领都从北魏贵族豪强，甚至是宗室子弟中挑选；官兵也是鲜卑族的精壮。他们地位崇高，待遇优厚，经常能得到朝廷的封赏和恩赐。六镇将领被视为“国之肺腑”，升迁的机会比内地的同僚要高，如果不愿意继续任职随时可以返回首都当京官；士兵们被视为“国家精锐”，根本不用为生计发愁，在一片尚武的风气中可以耀武扬威地驰骋四方。女子们都以能嫁给六镇的边将和士兵为荣。
孝文帝迁都洛阳并大规模汉化后，六镇官兵的待遇完全逆转。柔然对洛阳的威胁极少，且汉化后国家崇文轻武，政坛上游戏规则也变了。过去在疆场上的英勇斩杀不再被人称道，汉族的诗书礼乐和朝堂上的权力斗争变成了游戏的核心规则。六镇的政治、军事地位不断降低。边将们在汉化改革过程中被“抛弃”了，同样是拓跋族宗室和鲜卑贵族的他们逐渐被排挤出权力核心，一般军官也被排斥在“清流”之外，他们的升迁和待遇远远落后于内地的同族、同僚们。大多数人一辈子也不用指望升迁到内地去了。当时只有六镇还保留着“镇”的特殊行政区划，其他地区都奉行州县制，六镇被视为另类。洛阳的贵族们将边将看做鄙夷的粗俗军人，傲慢得很。一般人也将去六镇视做畏途。
至于士兵们，特权没有了，优厚待遇也没有了，连吃穿都失去了保障，只好转而聚敛钱财。精壮的士兵到境外去掳掠财物，老弱的则砍伐山林、耕种田地，辛辛苦苦一整年收入微不足道。更可悲的是，许多士兵拖家带口，常年滞留边镇，生活困难且得不到改善，类似于流放。运气好的士兵，从军一辈子可以做到军主，其他人就只能老死边关了。鲜卑精壮和汉族地主子弟自然不愿意再去边镇当兵，朝廷就把犯官、囚犯、流民等人发配到六镇去补充缺额，后者最后成了六镇军官和士兵的主要成分。
值得欣慰的是，六镇的军队因为战斗频仍、行政特殊，汉化潮流并没有涌动到这一区域。相反，六镇的汉人反过来被鲜卑化、胡化了，不读书不耕种，也跨马横刀，还改姓鲜卑姓氏。官兵们保留了草原民族骁勇善战的作风，战斗力较强。
几十年间，六镇官兵从天堂跌入了地狱、从光荣的国家栋梁变为了羞耻的监狱苦役。被背叛、被忽视的情绪和怨恨、迫切希望改善处境的想法，充斥在六镇之中。
北魏内部分裂成了两个不同的区域：一个是以洛阳为中心的汉化区域，面积广大，以农耕文化为主。统治的鲜卑人经过汉化提高了文明程度，可也沾染了汉族柔弱、内斗和中庸等等特性；一个是以六镇为核心的北方区域，面积狭长，笼罩在这一个区域的北方，以草原文化为主。两个区域制度不同，文化不同，交流越来越少。可怕的是，双方相互仇视，隔阂日益深重。这是非常危险的。（内地和六镇的对立又和北魏内部早已有之的“文武分治”的矛盾纠缠在一起。洛阳的禁卫官兵虽然境遇比六镇官兵要好许多，但也日益边缘化，和文官集团及朝廷离心离德。他们在感情上倾向边镇官兵。）
任城王元澄就向胡太后指出：北方边将的地位越来越轻，恐怕对御敌固边不利，进而危及社稷，请求朝廷严格挑选边将，整顿六镇军队。大臣李崇则进一步指出：取消六镇军民一体的特殊政区，像内地一样划分为州县，同时进行汉化改革，与内地一视同仁。胡太后对这些意见一律束之高阁，不闻不问。
胡太后的精力正放在建造佛教石窟上。现存的洛阳龙门石窟，就是胡太后主导的杰作。石窟在洛阳南十二公里、洛水边的龙门悬崖上，其中的佛像浮雕难以确数，有数万个之多。这些鬼斧神工之作是胡太后倾全国之力的宏大工程，主要完成于5世纪90年代北魏迁都之后的三十年间。这三十年之后，北魏帝国迅速走上了衰亡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