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数陌生的人彼此擦肩而过，制造着身体与身体的物理距离，也揣摩着心灵与心灵的化学反应，接力似地没有终止。
美国法学家弗里德曼这样刻画现代社会的人际距离：当我们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或威胁我们，如罪犯。陌生人扑灭我们的火灾，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盖房子给我们住，还用我们纳税的钱投资。陌生人在收音机、电视或报纸上告诉我们世界各地的新闻。当我们乘坐公共汽车、火车或飞机旅行，生命便掌握在陌生人手中。如果我们进医院，陌生人切开我们的身体、清洗我们、护理我们、治死或治愈我们。如果我们死了，陌生人将我们埋葬。
如此看来，几乎我们的一切都要仰仗陌生人。陌生人的好坏决定着我们的幸福指数的高低。怎么样可以让陌生人更好一些呢？答案是依赖社会导向和道德底线的高度。陌生人的道德底线一旦沦丧，任谁也逃脱不掉随时存在的危险。
除却严肃的哲学姿态，陌生人也带来了无处不在的游戏感——因为陌生而不可预知，生活由此拥有了更多即兴成分。
派队上、酒吧里、旅途中，常常是陌生人发生身份转换的理想场所。相见何必曾相识，因为陌生所以坦诚，因为陌生才不需要前因后果。“我爱上一道疤痕/我爱上一盏灯/我爱倾听转动的秒针/不爱其他传闻……我只爱陌生人/我爱陌生人/我爱上某一个人/爱某一种体温。”
陌生也是一种缘分。在陌生的场景下，游历的我是另一个你。大家一起毁灭，然后重生。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深藏着幻想和往事。陌生的缘分，有时候就跟杜拉斯说的那样：我们哭。要说的话都没有说。我们后悔彼此并不相爱。我们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陌生人社会是构成城市的基本前提，人们一起匍匐于红绿灯前，等待着一分钟之后的奔涌。彼此都是陌生人，倚靠公认的交换法则来沟通。只有陌生人的城池里才有波澜云诡的机会，熟人社会里的人生都是相互重复的，继而彼此乏味的。
几年以前我的ID承载着我的灵魂杀入了网络，这个诱人的世界。没有金钱权利和相貌，ID就是性命。
陌生人在虚拟的世界展现着灵魂的极端一面，比真实的世界更真实。在网络上我单枪匹马地闯，个性与才华是征服陌生的惟一方式，从默默无闻到一呼百应，我可以瞬间对一个人的看法完全颠覆，也可以瞬间爱上一个陌生的ID。
陌生人对话，真真假假如斗智游戏，或者干脆是一场痛快淋漓的自我倾述。法国电影《亲密的陌生人》完好地表达了这样的主题——被老婆抛弃的中年男人开了一间税务咨询工作室，请了一个老女人做秘书，每天跟一些无聊的人、无聊的事打交道。一天傍晚，美丽少妇走了进来，把他当作心理医师，开始叙述与丈夫之间的种种隐私，令他对她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无聊的生活也变得有趣起来。她临走与他约定下次就诊的日期，他没有拒绝。
第二次，她又来了，发现他并不是心理医生，愤然离去。可是，隔了几天，她却出现在他的工作室里。此后，隔三岔五，她就会或预约或不预约地来，二人做着诉说与倾听的游戏……按照好莱坞的娱乐模式，总该发生一点色情或案情了，可是，这是法国电影，一切仅仅在她诉说他倾听之间展演，只围绕着如何做一个合格的陌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