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晚清汉宋学关系透视
宋学和汉学是两个学术特点差异较大的儒学派别，各有自己独特的长处和短处。存在的差异导致两派在一些重要的学术问题上，如儒学要旨所在、儒学与佛道之关系、心性为虚为实、治学求道之法的真伪优劣等，形成不同的看法，演化成激烈的学术论争。参与论争的学者提出的一些批评的确揭露了对方的流弊。如汉学家指责理学的“空疏玄谈”“以理杀人”；方东树等抨击汉学“驳杂细碎”，疏于义理，都有一定的道理。然而，其中一些人却抱着深刻的门户之见，使其批评带有较多的偏见和狭隘性。晚清的方东树等人就是如此。他们只把程朱一家称为孔孟的正宗嫡传，把程朱以外的学术派别一概视为“异端”，予以排斥。其目的是为理学向汉学争夺学术上的正统地位，用程、朱取代许、郑，打破汉学对学界的垄断，恢复程朱理学昔日的“盛世”。这种偏激态度与汉学营垒中的毛奇龄全盘否定宋学是如出一辙的。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没有为传统儒学的发展找到出路，反而陷入了思想僵化的泥潭，加剧了儒学的危机。
当一种思想学术在自己的独立发展中已经山穷水尽的时候，便会转向对其他学派的渗透，通过吸收和融合相邻学派的长处来充实和丰富自己，以获得进一步发展的活力。这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一种常见的现象，晚清时期出现的汉宋学融合正体现了这一点。许多学者通过汉、宋之争的事实看出：汉学、宋学相斥两害，相济两利，由此而产生了融合二者的思想。嘉道以后，这种主张不仅出现在宋学营垒，也同样在汉学营垒中形成。可以说是当时学界流行的一种带普遍性的观点。由于亲身经历了考据学的衰败及受到理学“复兴”思潮的影响，汉学营垒中的一些有识之士放弃了固守门户的立场，开始对乾嘉汉学进行反省，把学术目光移向宋学，主张在经学研究中借鉴宋学的一些方法来救考据学的流弊。陈澧、丁晏、黄式三及其子黄以周等人就是当时主张融合汉宋的汉学名家。如陈澧等人对汉学流弊有着清醒的认识，看到汉学末流只重考证，而忽视义理的危害性。
对此，陈澧批评说：“谓汉儒善言义理，无异于宋儒。宋儒轻蔑汉儒者，非也。近儒尊汉儒，而不讲义理，亦非也。”他们摈弃汉宋学门户之见，肯定宋儒的学术地位。另一位汉学家丁晏也认为朱熹治学对注疏极为讲求，汉宋学在根本上是相通的。他说：“窃谓为学之道莫先于读经，读经之法莫先于读注疏。注疏之学，朱子教人之学也。”又说：“余谓汉学、宋学之分门户之见也。汉儒正其诂，诂定而义以显；宋儒析其理，理明而诂以精。二者不可偏废，统之曰经学而已。”他看到汉宋学各有长短，可以在“经学”的旗号下统一起来。黄式三作《申戴氏气说》、《申戴氏理说》、《申戴氏性说》等文章，用会通汉、宋的观点，重新解释“理”、“气”、“性”等理学概念，指责戴震批评宋儒是“矫枉过正”。黄以周亦撰写过《对义利问》、《德性问学说》、《道德说》、《辨虚灵》、《辨无》等文章，论述的尽是以往汉学家不屑一顾的理学范畴问题。这些都表明晚清部分考据学家已经在学术研究中注意到借鉴宋学的治学特点。这与理学士人邵懿辰、夏炘等人兼采汉、宋的治学思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成为晚清学术从“汉宋鼎峙”到“汉宋合流”转变的具体表现。
清代的汉宋学从“鼎峙”走向“合流”不是偶然的。首要的一点是这两个学派有着共同的学术渊源，都是孔、孟儒学的发展流派。它们的具体主张、方法各有不同，但在尊孔这一点上是没有区别的。它们的差异和区别正可以形成互补关系，尊崇孔、孟正是导致汉宋学走向“合流”的共同思想基础。冯桂芬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指出：
且汉儒何尝讳言义理，宋儒何尝尽改汉儒考据。汉儒、宋儒皆圣人之徒也。汉古而宋今，汉难而宋易，毋蔑乎古，毋薄乎今，毋畏乎难，毋忽乎易，则学者之为之也。用圣人四科四教之法取之，兼收并蓄，不调而调，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
冯氏的话反映出晚清士大夫不满于汉、宋之争而赞同于汉、宋合流的思想倾向。还要看到，晚清的理学“复兴”是在汉学盛行过百余年之后而兴起的。许多理学家都或多或少地受过汉学的熏陶，有着考据学的根底。他们中大多数人的知识结构并不是单纯的程朱理学，而是汉宋兼习，有的还是“义理、考据、辞章、经济”四科并举。这与宋明时代的道学家有所不同。像曾国藩、邵懿辰、夏炘、方宗诚、苏源生、李元春等人，都有较深的汉学造诣，自幼受过良好的汉学训练。这种学术经历使他们对汉学的意义、作用有着深切的体会，不会采取完全排斥的态度。最后，汉、宋合流与晚清政治方面的因素有着一定的关系。嘉道以后，由于种种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清王朝实行的文化专制政策稍有松动，思想领域开始活跃起来。儒学内部的各个派别、儒学以外的派别，以及传入中国的西学，都在学界涌现出来。
然而，在封建统治者看来，这种学派林立的情况只会助长“异端”思想的蔓延，削弱自己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力。他们尤其对今文经学和西学与日俱增的影响而感到忧心忡忡。张之洞担忧地说：“道光以来，学人喜以纬书、佛书讲经学。光绪以来，学人尤喜治周秦诸子，其流弊恐有非好学诸君子所及料者。”最令封建统治者和正统派士人恐惧的，就是中日甲午战后兴起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潮带来的思想冲击。这种冲击改变了晚清思想界矛盾冲突的格局，使旧有的程朱、陆王之争及汉宋学之争日益趋于缓和，而使新学与旧学、西学与中学的斗争突显出来。其结果则进一步促进了汉宋学的合流。事实很明显，在新思潮的冲击下，如果继续进行汉宋之争，势必导致两败俱伤的结果，直接削弱了传统儒学的统治地位，而维护儒学最好的办法就是使汉宋调和，协调儒学内部各派的力量，共同对付“异学”、“异说”的挑战。无怪乎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既尊许、郑，又崇程、朱，给士子们开列了一大堆汉儒、宋儒的著作目录。其用意是要他们通过兼修汉宋学术确立坚定的尊孔崇儒立场，成为“护圣”、“翼道”，不为“邪说”所惑的封建卫道士。政治因素固然不是导致汉宋学融合的唯一因素，但却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无论是汉宋对峙，还是汉宋融合，都是晚清儒学为了摆脱危机而采取的一种自我调节的形式。就传统儒学本身的发展来说，汉宋对峙，弊大干利；汉宋融合，利大于弊。后者的出现对于晚清儒学乃至其他学术领域，都曾经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任何一种学派如果把自己封闭起来，与其他学派处于彼此隔绝的状态，它便不可能从外部环境中获得发展的养料，只会使自己变得越来越僵化，最终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要避免这种状况，就必须保持学术自身的兼容性。汉宋融合就是儒学所固有的这种兼容性的具体体现。晚清的汉宋融合也使儒学的兼容性有所加强。在融合思潮的影响下，不仅程朱与陆王、汉学与宋学间的矛盾得到缓和，出现了互相融合的情况，中学与西学也出现了低层次的融合。从某种意义上讲，晚清学界是“古今中外”的汇聚，也是它们的融合。汉宋学融合对后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主张“复兴”儒学的张君劢提出将汉宋两家熔“于一炉”，以开中国传统儒学的“新的面目”。他说：
今以义理为主与以训诂为主之两派经籍注疏于一炉，可以为经学另开一新面目。更就将来之思想途径言之，以汉学家之精神，发挥之于考古学、文字学、史学。以宋学家之精神发挥之于哲学，或人生观，岂非《中庸》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多而为吾哲学界之大幸事乎？
需要说明的是，晚清士大夫们提出的学术融合是有条件、有前提的。这个条件和前提就是必须保持“义理”的统帅地位和孔孟程朱的绝对权威不得动摇，把兼容的标准定为孔孟之道；凡符合此“道”者被兼容，不符合此“道”者被排斥。按此“道”融合的结果只能是传统儒学旧有结构的自我调整，而不可能开出近代学术的新花。
[作者简介：史革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