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姓伍，名元。我的故乡叫做“银行”。我出世后，就同许多弟兄们一齐被关在当地最高贵的一所房屋里。这房屋铜墙铁壁，金碧辉煌，比王宫还讲究。只是门禁森严，我不得出外游玩，很不开心。难得有人来开门，我从门缝里探望外界，看见青天白日、花花世界，心中何等艳羡！我恨不得插翅飞出屋外，恣意游览。可是那铁门立刻紧闭，而且上锁。这时候我往往哭了。旁边有个比我年长的人，姓拾，名字也叫元的，劝慰我说：“不要哭，你迟早总有一天出门的。你看，他们给你穿这样新的花衣服，原是叫你出外游玩的。耐心等着，说不定明天就放你出去了。”我听从这位拾大哥的话，收住眼泪，静候机会。
果然，第二天，一个胖胖的人开了铁门，把我们一大群弟兄一齐拉了出去。“拾大哥再会！”我拉住胖子的手，飞也似的出去了。外面果然好看，各式各样的人，各式各样的景致，我看得头晕眼花了。不知不觉之间，胖子已把我们一群人交给一个穿制服的人。这人立刻把我关进一个黑皮包中，我大喊：“不要关进，让我玩耍一会！”但他绝不理睬，管自关上皮包，挟了就走。我在皮包内几乎闷死！幸而不久，皮包打开，那穿制服的人把我们拖出来，放在一个桌子上。我看见桌子的边上有一块木牌，上写“出纳处”三字。又看见一堆信壳，上面印着“中心小学缄”五个字。还有一只铃，闪亮地放在我的身旁。我知道，他是带我们来参观学校了。我想，他们的操场上一定有秋千、浪木和网球、篮球，倒是很好玩的！谁知他并不带我们去参观，却把我们许多弟兄们一一检点，又把我们分作好几队：有的十个人一队，也有八个人一队、六个人一队……只有我孤零零地一个，被放在桌子的一旁。
“这是什么意思？”我一边看那人打算盘，一边心中猜想。忽见那人把我们的弟兄们，一队一队地装进信壳里，且在每个信壳上写字。只有我一人未被装进，还可躺在桌上看风景。我很高兴，同时又很疑惑。那人在每个信壳上写好了字，就伸手按铃。“丁丁丁丁……”声音非常好听！我想，他大约对我特别好，要和我一起玩耍了。岂知忽然走来一个麻子，身穿一件破旧的粗布大褂，向那人一鞠躬，站在桌旁了。那人对麻子说：“时局不好，学校要关门。这个月的工钱，今天先发了。”就把我交给他，又说：“这是你的。你拿了就回家去吧。校长先生已经对你说过了吗？”那麻子带了我，皱着眉对那穿制服的说：“张先生，学校关了门，教我们怎么办呢？”那人说：“日本鬼子已经打到南京了，你知道么？我们都要逃难，大家顾不得了。你自己想法吧！”麻子哭丧着脸，带我出门。
麻子非常爱护我。他怕我受寒，从怀中拿出一块小小的毛巾来，把我包裹。嘴里说：“可恶的日本鬼，害得你老子饭碗打破。这最后的五块钱做什么呢？还是买了一担米，逃到山乡去避难吧。”我在他怀里的温暖的毛巾内睡觉了。等到醒来，不见麻子，只见一个近视眼，正在把我加进许多弟兄的队伍里去。旁边坐着一个女人，愁眉不展，近视眼一面整理我们的队伍，一面对那女人说：“听说松江已经沦陷，鬼子快打到这里来了。市上的店都已关门，我们只好抛弃了这米店，向后方逃难。但是总共只有这点钱（他指点我们），到后方去怎么生活呢？”这时候我才明白：人们已在打仗，而逃难的人必须有我们才能生活。我很自傲！我不必自己逃难，怕他们不带我走，怕他们不保护我。我又睡了。
我睡了一大觉醒来，觉得身在一个人的衣袋里，这衣袋紧贴着那人的身体，温暖得很。那人在说话，正是那近视眼的口音：“听船老大说，昨天这路上有强盗抢劫，一船难民身上的钞票尽被搜去，外加剥了棉衣。这怎么办呢？”他说时用手把我们按一按。又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低声地讲些什么，我听不清楚。但觉一只手伸进袋来，把我和其他许多弟兄拉了出去。不久，我们就分散了。我和其他三个弟兄被塞进一个地方，暗暗的，潮湿的，而且有一股臭气的地方。忽然上面的一块东西压下来，把我们紧紧地压住。经我仔细观察，才知道这是脚的底下，毛线袜的底上！我苦极了！那种臭气和压力，我实在吃不消。我大喊“救命”，没有人理睬。我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我醒来，发见我和其他许多同伴躺在油盏火下的小桌上。那近视眼愁眉不展地对那女人说：“听说明天的路上，盗匪更多。怎么办呢？钞票藏在脚底下，也不是办法。听说强盗要搜脚底的。”女人想了一会，兴奋地说：“我有好办法了。我们逃难路上不是带粽子吗？我们把粽子挖空，把钞票塞进，依旧裹好，提着走路。强盗不会抢粽子的。”两人同意了。女的就挖空一只粽子，首先把我塞进，然后封闭了。这地方比脚底固然好些。糯米的香气也很好闻。可是弄得我浑身黏湿，怪难过的！我被香气围困，又昏沉地睡着了。
一种声音将我惊醒，原来他们又在打开我的粽子来了。但听那女人说：“放在这里到底不是久长之计。路上要操心这粽子，反而使人起疑心；况且钞票被糯米黏住，风干了展不开来，撕破了怕用不得。你看，已经弄得这样了！据我的意思，不如把钞票缝在裤子里。强盗要剥棉衣，裤子总不会剥去的。还是这办法最稳妥。”两人又同意了。我就被折成条子，塞进一条夹裤的贴边里，缝好。近视眼就穿了这裤子。其他同伴被如何处置，我不得而知了。这里比粽子又好些；可是看不见一点风景，寂寞得很！我只是无昼无夜地睡。
这一觉睡得极长，恐怕有四五年！我醒来时，一个女人正在把我从夹裤的贴边里拉出来，但不是从前的女人，却是一个四川口音的胖妇人了。她一边笑着说：“旧货摊上买一条夹裤来，边上硬硬的，拆开一看，原来是一张五元钞票！”把我递给一个红面孔男人看。男人接了我，看了一会，说：“唉，想必是逃难来的下江人，路上为防匪劫，苦心地藏在这裤子里，后来忘记了的。唉，这在二十六年（二十六年，指一九三七年。），可买一担多米呢！但是现在，只能买一只鸡蛋！可怜可怜！”他把我掷在桌上了。我听了这话，大吃一惊。我的身价如此一落千丈，真是意外之事！但也有一点好处：从此没有人把我藏入暗处，只是让我躺在桌上，睡在灯下，甚或跌在地上。我随时可以看看世界，没有以前的苦闷了。
有一天，扫地的老太婆把我从地上捡起，抖一抖灰尘，说：“地上一张五元票，拿去买开水吧！”就把我塞进衣袋中。我久已解放，一旦再进暗室，觉得气闷异常！我打着四川白说：“硬是要不得！”她不听见。幸而不久她就拉我出来，交给一个头包白布、手提铜壶的男人。这男人把我掷在一只篮子里。里面已有许多我的同伴躺着、坐着，或站着。我向篮子外一望，真是好看！许多人围着许多桌子吃茶，有的说，有的笑，有的正在吵架，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热闹的光景，我乐极了！我知道这就是茶店。我正想看热闹，那头包白布、手提铜壶的男人把我一手从篮中拉出，交给一个穿雨衣戴眼镜的人，说道：“找你五元！”那人立刻接了我，把我塞入雨衣袋里。从此我又被禁闭在暗室里了！无聊之极，我只有昏睡。
这一觉又睡得极长，恐怕又有四五年！一只手伸进雨衣袋内，把我拉出，我一看这手的所有者，就是当年穿大衣戴眼镜的人。他笑着对一青年人说：“啊！雨衣袋里一张五元钞票！还是在后方时放进的。我难得穿这雨衣，就一直遗忘了它，到今天才发现！”他把我仔细玩弄，继续说：“不知哪一年，在哪一地，把这五元钞票放进雨衣袋内的。”我大声地喊：“在四五年之前，在四川的茶店内，那头包白布、手提铜壶的人找你的！”但他没听见，管自继续说：“在抗战时的内地，这张票子有好些东西可买（我又喊：“一只鸡蛋！”他又没听见），但在胜利后的上海，连给叫化子都不要了！可怜可怜！”坐在他对面的青年说：“我倒有一个用处；我这桌子写起字来摇动，要垫一垫脚。用砖瓦，嫌太厚；把这钞票折起来给我垫桌子脚，倒是正好。”他就把我折叠，塞入桌子脚下。我身受重压，苦痛得很！幸而我的眼睛露出在外面，可以看看世景，倒可聊以解忧。
我白天看见许多学生进进出出。晚上看见戴眼镜的人和青年睡在对面的两个床铺里。我知道这是一个学校的教师宿舍，而这学校所在的地方是上海。原来我又被从四川带回上海来了。从戴眼镜的人的话里，我又知道现在抗战已经“胜利”；而我的身价又跌，连给叫化子都不要，真是一落万丈了！想到这里，不胜感叹！
我的叹声，大约被扫地的工人听见了。他放下扫帚，来拉我的手。我仔细一看，大吃一惊：原来这人就是很久以前拿我去买一担米的那个麻子！他的额上添了几条皱纹，但麻点还是照旧。“旧友重逢”，我欢欣之极，连忙大叫：“麻子伯伯，你还认得我吗？从前你曾经爱我，用小毛巾包裹我，后来拿我去换一担米的！自从别后，我周游各地，到过四川，不料现在奏凯归来，身价一落万丈，连叫化子都不要我，只落得替人垫桌子脚！请你顾念旧情，依旧爱护我吧！”他似乎听见我的话，把我从桌子脚下拉出来，口中喃喃地说：“罪过，罪过！钞票垫桌脚！在从前，这一张票子可换一担白米呢！我要它！”他就替我抖一抖灰尘，放在桌上；又用粗纸叠起来，叫它代替了我的职务，他扫好了地，带我出门。
麻伯伯住在大门口一个小房间内，门上有一块木牌，上写“门房”二字。里面有桌椅、床铺。床铺上面有一对木格子的纸窗。麻伯伯带我进门，把我放在桌上。他坐在床上抽旱烟。一边抽，一边看我。后来他仰起头来看看那纸窗上的一个破洞，放下旱烟袋，拿出一瓶浆糊来。他在窗的破洞周围涂了浆糊，连忙把我贴上。喃喃地说：“窗洞里的风怪冷，拿这补了窗洞，又坚牢，又好看。”窗洞的格子是长方的。我补进去，大小正合适。麻伯伯真是好人！他始终爱护我，给我住在这样的一个好地方。我朝里可以看见麻伯伯的一切行动，以及许多来客，朝外更可以看见操场上的升旗、降旗、体操和游戏。我长途跋涉，受尽辛苦，又是身价大跌，无人顾惜，也可以说是“时运不济，命途多舛”了！如今得到这样的一个养老所，也聊可自慰。但望我们宗族复兴起来，大家努力自爱，提高身份，那时我就可恢复一担白米的身价了。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三日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