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艺术大戏剧论坛.第5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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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纪念周贻白先生一百一十周年诞辰专辑(3)

1971年3月,二哥华斌把父亲从天津军粮城坦克部队接回来,经过一年多军队生活的折腾,父亲已经十分衰弱。妈妈直到5月份父亲在家出事才被批准回来一个星期安顿父亲和我的生活。那时候,大哥依旧在苏北;小哥被分配到山西;二哥结婚了,不住家里;我和父亲相依为命。我还在读初中,每天中午、下午放学后,到戏剧学院留守处食堂打了饭回家和父亲一块儿吃。

5月的那个中午,我放学回家,推门即见父亲瘫坐地上,身边一片狼藉:暖瓶碎了,痰盂翻了,牙缸、毛巾、脸盆扔在地上,满地是水,父亲的衣服也没来得及扣好。他什么都不说,随我搀扶他起来、扣好衣服。原来,父亲早晨起床倒热水刷牙,跌倒在地爬不起来,一直瘫坐到我回家。不懂事的我,以为父亲只是跌了一跤,过去也跌过,扶他起来,照常吃饭就是。不料,这次他却怎么也握不住筷子。我急着下午上学,匆匆吃过饭就走了。直到晚上回家,看到中午的饭父亲没动。这才吓得我叫回二哥,送父亲去医院。自那以后,我已记不得去了医院多少次,在隆福医院那狭窄的过道里守候观察床上的父亲多少回。只记得每次都非常紧急,每次都非常担心,每次都低声下气地乞求医生……

远在河北玉田坦克部队“改造”的妈妈,5月匆匆回来一个星期,又不得不回到玉田。直到1972年秋天戏剧学院所在的“大学营”全部返京,妈妈才回得家来。此时的父亲已经不能行走,妈妈果断地办了退休手续。从此妈妈全身心扑在父亲的照料上,这才使父亲艰难地一次次挺过来,尽管他一次比一次更虚弱。

如果说,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那么,妈妈的伟大,决不仅在于她为父亲牺牲了自己的兴趣追求,支持父亲成就了学问,也不仅在于她一边工作一边养育我们兄妹四个长大成人,妈妈的伟大,更在于她以坚强的意志、坚韧的毅力,支撑了父亲最后几年的精神和生命。妈妈出身江南富商之家,30年代在上海接受了西式教育,还是学校女子篮球队队长。高中毕业后因成绩优异由校长安排在上海海员工会做事。认识父亲后,妈妈成为父亲最坚强的精神支柱和生活伴侣,在战乱年代与父亲共患难度过无数艰难困苦。而父亲最后的生命,在完全被抛到体制之外后那缺医少药、工资被冻结、存款被冻结的条件下,若没有妈妈的坚强努力和不屈不挠,父亲坚持不了那么久。现在回想那时候妈妈艰难的身影,我仍克制不住泪流满面。

为了给父亲治病,妈妈到处问药寻医。父亲作为知名学者和民主人士,原本有定点医院定期体检、看病的待遇,北京医院是父亲“文革”前看病的定点医院。“文革”开始后,父亲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帽子,这项医疗待遇就被剥夺了,只能在医疗条件较差的隆福医院看病,还不准医生转院。为了治父亲的病,我已记不得跟着妈妈去过多少个地下私人小诊室。只记得,冬天的寒风里,父亲穿一件中式旧棉袄,一条双膝缝了补丁的旧棉裤,坐在旧椅子改成的轮椅上,妈妈和我轮换着推那沉重的轮椅。铁轮子划过小胡同的柏油路面,发出刺耳的“吱吱”声,总引来不少路人侧目……

1975年父亲75岁。那年春天,我在街上偶然遇见阿英先生的夫人。她也还认得我,告诉我他们已被赶出棉花胡同16号,现在住在炒豆胡同9号的门房间。第二天,妈妈和我就一起推了父亲去炒豆胡同。自从1968年父亲的书被劫走之后,父亲就不大说话了。我多希望以前谈不完话的老朋友患难中相见,能叙叙旧,唤回父亲说话的愿望和能力。

阿英先生夫妇住的门房间只有大约十平方米,一张大床占去大半个房间,一张小小的两屉桌挤在床头,桌上摆满各种药瓶,床边一张方凳,再没有其他家具。我注意到,墙上挂了一幅很小的列宁素描画像,是过去在阿英先生书房见过的,也许是抄家后唯一的残留吧。阿英先生坐在床里侧的角落,靠着墙,身上围着被子,大概是因为我们去才特地坐起来的。他刚刚经历了一次中风,腿脚不便,人很瘦消而且苍老。父亲坐在唯一的方凳上,默默望着老朋友。我看到父亲微微笑了一下,但最终还是没说话。后来,这对同龄老友再没见过面,阿英先生先于父亲在同一年去世。我相信,他们是为同样的原因未能坚持到最后。

记得东城区查抄办公室通知我们“领取归还物资”,是1975年夏天。父亲的书领回来大约一半,说只有那些被文物管理处夹纸条写了名字的书,以及有父亲印章的书才能确认是父亲的,没有父亲名字的书无法归还了。我却认为,这是借口。虽然无法证明那些同样有父亲印章的书在什么地方,但很明显的是,父亲非常珍惜并一直仔细保存的那些极有价值的善本书,是有印章的,却绝没有归还。当我们去追问时,答复却是,曾经有一些大学去挑过书,也许被挑走了。当时年少的我倔犟地认为,如果认真寻找,那些书是找得回来的。可是,父亲的生命已危在旦夕,善本书又值什么呢?历尽艰辛的妈妈早已看透这一切,跟我们说:不找了。

这一年,父亲的生命即将耗尽。在妈妈的悉心照料下,虚弱的父亲还能每天坐在椅子上,看看院子里的情景。他只是不肯看书。领回来的那些书,陪伴过他大半生,是他生命赖以维系的珍爱之物,如今放到他面前,他却无论如何不肯碰一碰。书,这承载人类文明的媒体,此时也承载了学者太多的辛酸与苦难。父亲还经常无端地发脾气。每次发脾气,父亲都皱紧眉头,不说一句话,用力地拍桌子,非常非常用力,像要把桌子拍碎似的。每到这时,妈妈就默默陪在父亲身边,无语相对。妈妈知道父亲心里的痛苦,妈妈又何尝不苦?眼睁睁看着父亲一天比一天衰弱下去,妈妈变卖一切、想尽一切办法,却无论如何也挽救不了父亲的生命一点一点逝去。我们已经完全被抛到体制网络之外,完全得不到任何救助和医疗的资源。

如果说,60年代初父亲还可以自喻知识分子为“自由职业者”,他内心还存有凭自己的学术立足于社会,随便到哪儿都可以凭本事生存的希望;那么,“文革”中的父亲终于完全明白,和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他只剩了职业已没有了自由。没有学术的自由,也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连放弃学术的自由都没有,只能任人宰割地接受莫名的批判,接受生活的困窘。哀莫大于心死。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我一直不认为父亲是消沉或妥协才不说话。他那时的精神状态确实低沉,但他不是王国维先生那种以死相拼的人,却也不是肯轻易低头的人。能够行走于民间又能够俯首于案头的父亲,是既能游刃于喧嚣又能甘心于寂寞的性格。父亲在战争年代被军阀抓捕拷打过,被日本宪兵关押审讯过,决不肯轻易放弃生命,更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学术。父亲沉默,一方面,是他根本没有说话的空间,他因自己的学术成就而完全被体制抛弃,他的藏书被全部掠走意味着被剥夺了研究的所有权利;另一方面,不愿出卖自己的学术和学者的良心,父亲就只能选择沉默来表达自己的坚持。

1975年底,父亲终于再也不能起床,再也不能说话、不能思考了。父亲虽然每天照常睡眠、照常醒来,却只能安静地躺在床上,任由我们给他翻身换衣、洗脸洗脚、喂水喂饭。父亲失去了所有的自主能力,也失去了思维和记忆。在妈妈的呵护照料下,瘦弱得皮包骨的父亲以这种状态坚持了两年,直到1977年离开我们。

在父亲最后无思无忆的那两年,看到妈妈那么艰辛地坚持悉心照料父亲,我有时候会忍不住想:这种坚持的意义是什么?长大后我逐渐明白,那绝不仅仅是在等一个公正的结论,也不仅仅是妈妈对父亲的夫妻情意,那里面饱含着妈妈对父亲深深的理解,妈妈是在帮着父亲坚持作为学者的尊严和尊严背后独立的人格。在已全无空间表达自己自由意志的处境下,坚持生命,就是最后的抗争。妈妈在生命和独立人格面前坚强不屈。到今天,和92岁高龄的妈妈在一起,我一直都无比地敬佩。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父亲从出版第一本著作《中国剧场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到他最后一本著作《戏曲演唱论著辑释》(中国戏剧出版社1962年版),短短27年,留给后人七种专著,数百万字。从1966年到1977年,11年里父亲被剥夺了研究和写作的权利,他没有屈服。他既没有修改或放弃自己的学术观点出卖学术,也没有屈从权力出卖学者的良心。他在生活条件极其恶劣的条件下,以自己的方式,向我们传达了他内心对独立和自由的坚持。这正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urdieu)所定义的那类知识分子:文化工作者要配得上知识分子的称号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方面,他必须属于一个知识分子自治的领域,独立于宗教、政治、经济和其他权力,他们必须尊重此领域专门法则。另一方面,他们必须在政治之外的实际的知识学科发挥自己特有的专长和权威,他们必须保持全职的文化生产者身份,而不能成为一个政治家。

我想,父亲所代表的正是他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共有的情怀。那一代人,崇尚自由意志,以思想独立和学术自由为他们最深层的精神支柱,他们追求独立自由的生活,坚持“自由职业者”和“无党派人士”的身份。他们可以受雇于某个机构,但是他们的思想和创造,与职业工作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将学术旨趣放在人类的和社会的终极价值,决不局限于职业机构的范围。一旦他们的价值遭遇干涉,他们会以书生意气毫不犹豫地坚持自己的观点,他们不愿意也没必要妥协投降。那一代学者,相对于今天,可以认为是中国近现代传统知识分子,当然不是古代儒学意义上的传统知识分子。他们在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接受西方启蒙思想,虽经战乱与革命,大多命运坎坷,却始终抱持自己的信念:为天地立心,为自由立言。王国维先生、陈寅恪先生都是那一代学者中最高的典范。

21世纪的中国,一方面,正在经历迅速的工业化、现代化过程,现代科技带来无限多样而便捷的物质条件,通讯、交通、国际互联网把中国与世界连在一起;与此同时,工具化风气正在控制人们看待学术活动的视角。对知识和学术的看法不再取决于其内在标准,而是取决于外在的用于其他目的的作用。知识和学术成为工具,积极服务于经济发展、社会改造等实用目的。市场价值,成为衡量学术水平和学者能力的唯一标准。

另一方面,革命的遗产以新的形式传承下来。学术活动不仅成为体制的组成部分,而且,知识分子工作的制度化,即学者的职业化,深深影响了思想与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过去,计划体制下的单位制和户籍制,曾把学者牢牢固定在一种行政关系中,没有改变也没有迁徙的自由。这种状况反而强化了传统知识分子的抗争意识,所以陈寅恪先生才固执地坚持“为学术争自由”(陆键东,1995)。如今,独立感的追求让位给了要求获得机构的肯定和承认,而且那不是外在工具化的结果,而是知识分子自我工具化的选择。他们在知识实用主义价值观下自愿追逐知识与商业、知识与权力的结盟,并且积极推进着以市场和权力为标准的专业化制度。无论是革命的逆反效果还是现代技术影响的力量,知识分子的抱负不再关心人类的终极价值,学者的权威也不再建立在追求真理的能力上,而是建立在捍卫特定利益群体或自己的专业身份的能力上。知识分子不再属于人类的知识和学术,而是属于他们从业的机构,并情愿与社会大众保持距离。

那么,传统知识分子赖以支撑自己生命和学术的自由精神,是否正在衰落为一种历史的怀念呢?那么,或许正因为这样,今天重提学术之独立、精神之自由,才更有独特的意义?作为上一代学者的后人,我相信,只要学术还在、知识还在,人类就需要独立的学者以及诚实的研究,就需要思想独立和精神自由。那就有理由相信,独立自由的思想能与天地同在。或许,这就是我们纪念上一代学者和他们的精神之意义所在吧。

(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10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