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靖波
政治与美学之间存在着丰富的互文关系，不仅一个时代的政治理想可以通过美学话语表达出来，甚至某些政治行为还可以直接用艺术的方式来实现；同样，以追求精神自由为目的的审美活动也总是带有浓重的现实功利色彩。审美的和谐与政治的秩序都以一种理想化形态呈现在人们面前。因此，当我们面对一批由国家行政机构所推举并提供充足的财政支持的戏剧作品时，强烈的意识形态气息便会迎面扑来，它们不仅折射出占统治地位的审美理想，而且能为流行的舞台风格找到现实的依据。
在近年来的艺术领域中，没有哪种艺术形式能像戏剧这样表现出主流话语与非主流话语的严重分离。无论是电影、电视、小说还是音乐、绘画，总会有为社会中经济地位和价值取向不同的人群所共同关注者，但是，在大剧场上演并被纳入各级各类戏剧奖项视野的作品，则在相当程度上体现着国家意志和政府导向，而在非传统的边缘性空间上演的戏剧则常常被主流文化所漠视。业内人士也毫不掩饰这一倾向。有论者就明确表示，“热衷于‘内宇宙’、‘性意识’”的作品是“有害和不健康的”，主张“重申文艺的意识形态性，强调文艺作品提升人们的思想境界、陶冶人们的情操、塑造人们的灵魂的重要作用。”
“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就是以政府部门出面的方式，选定一批符合主流政治规范和审美理想而又被认为能够为普通观众所欢迎的舞台艺术作品，在财政上给予补贴，使之能够在较长时间内广泛上演，为文艺创作起到示范作用。在这种语境下，对于合乎主流政治理想的作品加以褒奖，达到弘扬某些审美范畴、贬抑或驱逐另一些审美范畴的效果，就成为政府部门实现政治目的的有效手段。“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由文化部和财政部负责实施，其主要内容是，从2003年起，经过五年的时间，以经济投入的方式扶持一批戏曲、话剧、音乐、舞蹈、杂技等共五十台舞台艺术作品。这是一项“带有理想化色彩”的工程。据参加评审的人员的体会，该项工程的目的是“协同打造一批具有时代精神和民族气质的、凝聚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舞台艺术领域千百万艺术家迸发出来的艺术创造力、足以代表舞台艺术领域对人类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代表舞台艺术领域中国艺术家的水平与追求的优秀作品”，以“建构舞台艺术的国家形象”。
作为一项国家艺术工程，入选剧目的首要的标准应是和执政党的执政理念保持一致，因而，其共同的美学特征就是对“秩序感”的追求，亦即执政党的“和谐社会”这一政治话语在戏剧语境中的转写（当然，“和谐”本身也是一个美学范畴，指的是消除了各种差异面的纯然对立而显示出它们的互相依存和内在联系的整体统一。直接的对立面若是经过中和，可以成为具体的统一）。秩序的最高含义即为宇宙结构，它与混沌、无序相对。而在入选剧目中，则表现为戏剧行动的目标和冲突所达到的结果必须符合有关“和谐社会”理念的权威阐述。通观十一部入选话剧，其情节大多经历了一个从无序到有序的过程，而以理想化秩序开始出现或最终确立为戏剧行动的最高目标。大多数入选话剧的故事都是以混沌无序始，以秩序的建立为结束。无论剧情带有悲剧色彩，还是带有喜剧、正剧色彩，大致的模式都是类似的。如《虎踞钟山》通过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在建立教学秩序过程中与几名高级将领学员的冲突，生动地体现了人民解放军如何改掉身上的游击习气，朝着正规化、现代化的方向转轨。《万家灯火》以风俗喜剧的风格讲述了北京旧城区的金鱼池地区从一个拥挤、破烂的街区经过政府的改造，变成了一个宜居的地方，由居住空间逼仄而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迎刃而解，人们的精神状态也由惶恐、乖僻一变而为通达、乐观。若不是编剧李龙云涉笔成趣，换个作者，该剧难保不成为“和谐社会”的庸俗图解。《生死场》中，苟且偷生的北方农民在侵略者的血腥屠杀面前终于由麻木走向有组织的反抗，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视为一种新秩序的建立——即对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有斗争”这一人类历史秩序的维护。
或许带有悲剧色彩的剧目更能体现“精品工程”对于“和谐”理想的执著。《商鞅》的主人公虽然最终被暗箭所害，但他的结局却不是一个失败者，因为在他身后，他所追求的一切政治理想都得到了实现，他为秦国制定的政治军事秩序甚至直接奠定了117年后秦国统一天下的政治基础。这个奴隶出身的“孽种”，“让奴隶见了天日，令显贵们变色……令山川易位，乾坤倒转”，有着鲜明的思想优越性和令人仰视的道德高度，即使在变法过程中出现了“血流成河”的惨烈景象，也丝毫不掩主人公生命燃烧时所发出的光辉。他惨遭暗害的根本原因不是他的性格缺陷，而在于他对官场潜规则的坚决拒斥。剧作者之所以要唤醒历史的亡灵，乃是因为他认为，现实的中国也要求“以严酷的法制来建立起社会的秩序”。现实题材的《郭双印连他乡党》亦带有一定的悲剧意味：主人公将自己行医多年积攒的钱全数捐出，倾家荡产帮助乡亲们脱贫。
但是，个人的牺牲加上强迫摊派，不仅未能实现让乡亲们脱贫的理想，反而让跟他苦干了五年的全村人“除下苦受罪没沾上一点儿好处”。但是，他毕竟用生命铺就了一条通向致富的道路，碾子沟的《生态农业建设基金申请报告》也得到了批准，郭双印总算死得其所。同一年度的现实题材戏剧《棋盘岭传》在揭示当代农民命运的深刻性上并不输于《郭》剧，艺术性和观赏性也不遑相让；而未能入选“精品工程”，似乎可以从它的情节上找到原因，即《棋》剧的主人公总是被动地遭受命运的捉弄，无能、亦无从安排自己的人生秩序。在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数年后，这个与共和国同龄的“板凳爹”的小康生活的蓝图刚刚展开，就被铁矿开发商的隆隆炮声所摧毁；而曾经对吃不饱肚子的农民给予过真切关怀的县委高书记此时竟住进了病房，再次登台时已经坐在了轮椅上。郭双印的死是壮志未酬，板凳爹的死竟是喝醉酒后被狼吃了。这个颇具荒诞意味的死使得戏剧的结局进入了一种无序状态，与主流意识所遵奉的理念显得格格不入，落选“精品”也就势在必然。
从权威人士的反复阐述中可以看出，执政党的政治理想在于建设一个和谐社会。作为全球化时代的治国理念，“和谐社会”观不再将现代西方的精神文化视为洪水猛兽或污染之源，而是积极吸收和借鉴西方民主思想和科学理念，将它们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在对待民族传统时，则特别重视具有东方色彩的伦理思想，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方略，这也可以视为对儒家“近者悦，远者来”观念的新的表达方式。与之相适应，“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入选剧目的戏剧冲突大都脱去了剑拔弩张、你死我活的激烈态势，而倾向于将社会矛盾伦理化，尽可能在家庭氛围和亲情层面使冲突双方达成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