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本相
《南开话剧史料丛编》（全三卷）
崔国良、夏家善、李丽中主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出版
在纪念南开大学成立九十周年之际，以陈洪为代表的编辑委员会，以崔国良、夏家善、李丽中同志为主编，出版的三卷本《南开话剧史料从编》，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工程。它不仅对于南开大学校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更对于中国话剧史的研究乃至中国现代文化史和教育史的研究，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和意义。
摆在我面前的这部巨著，让我惊异于南开戏剧有着这样辉煌的历史，这样令人瞩目的实绩，而且竟然留下这样丰富、这样完备的历史资料，这简直是中国话剧史、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
崔国良、夏家善和李丽中同志，曾经编辑出版过《南开话剧运动史料（1909～1922）》、《南开话剧运动史料（1923～1949）》，而这个三卷本，所收集的资料，更为丰富、更为完备。他们多年寻查，锐意穷搜，发现了、提供了一些新的剧本、新的戏剧论评和新的剧团史料等。
第一卷“剧本卷”，收集了原创剧、翻译剧、改译或改编剧四十余部，这些剧作，或者是南开剧团创作演出的，或者发表在南开中学和大学的刊物上；南开早期话剧幕表及详志十余部；还有南开话剧剧目提要七十余部。这些都展现了南开戏剧运动的实绩。第二卷“南开话剧剧论卷”，收集了在南开刊物上发表的有关南开戏剧的戏剧理论、剧评等约二百篇。第三卷则收集了有关南开话剧编演的历史的记述、回忆等史料一百五十余篇。
当我初步阅读了这些珍贵的史料后，我的一个不成熟的想法是，对于南开的戏剧运动应当重新给予评估和深入研究，那么，与之相关联的是对于南开话剧在中国话剧史上的地位、作用和意义等也需要进一步加以深入研究。
南开戏剧，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在京津地区颇负盛名。胡适在1919年就对南开戏剧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北京也没有新剧团。天津的南开学校，有一个很好的新剧团。……他们那边有几位会员（教职员居多），做戏的功夫很高明，表情、说白都很好。布景也极讲究。他们有七八年的设备，加上七八年的经验，故能有极满意的效果。以我个人所知，这个新剧团要算中国顶好的了。”胡适对张彭春的戏剧创作和戏剧才能也颇多称赞。
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南开戏剧即不再为人提起，也不为戏剧研究者所重视。直到“文革”结束之后，才开始了对南开戏剧的研究。
曹禺先生是最早倡导研究南开话剧的，在《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卷》的编写会议上，他就提出，对于张彭春和南开戏剧应当给予评价。后来他又不断回忆周恩来曾经对他说过的话：周总理在世时，曾对凤子和我一再提及，要编天津话剧史。黄佐临也说：“周恩来总理生前曾对曹禺说：‘写中国话剧史，不能忘记北方话剧发展的历史。’他的话，不仅是指1909年创办的‘南开新剧团’，也包括天津、北京以及北方各地的话剧运动。”
这里，我特别提到，在新时期开启南开话剧研究的，一是由于怀念周恩来而研究南开话剧的，一是马明同志，可以说，是他揭开新时期研究南开戏剧的序幕。他的《张彭春与中国现代话剧》一文，引起话剧界的重视，并因此文将南开戏剧第一次写进中国话剧史册。
从现有的史料来看，南开话剧运动是中国话剧史上的校园戏剧（也可以说爱美剧运动）历史最长、开展得最有系统也最为完备的戏剧运动，同时，也是在中国北方创立新剧的最好、最有力的戏剧团体。话剧界有所谓“南有南国社，北有南开新剧团”，“南洪（深）北张（彭春）”的说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可以说，南开话剧为中国话剧的奠基和发展作出它特有的历史贡献。
南开戏剧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地方，有以下几点：
其一，南开新剧团无论是作为一个教学的辅助机构，或者作为一个剧团，就中国话剧的发展历史来看，它有着明确的宗旨和追求的目标。
它的创始人张伯苓校长曾说：“南开提倡新剧，早在宣统元年（1909年），最初目的，仅在藉演剧以练习演说，改良社会，及后方做纯艺术之研究。”也就是说，除最初阶段有其实用的功利的目标，其后一直坚持的是把戏剧作为艺术来开展的。
张彭春那样热衷戏剧，倡导戏剧，导演戏剧，也是有他的崇高的艺术追求的。他在南开提倡学生应当有一种艺术的生活。在他看来，教育的目的在于培育杰出的人才，甚至“伟人”，而他所倡导的“艺术的生活”，基于“伟大的热情，精密的构造，和静淡的律动，这三个艺术的元素”。而这样三个要素又是“和我们的生命的很深处，有密切的关系”。由此他得出的结论是：“凡是伟大的人，第一要有悲天悯人的热烈的真情；第二要有精细深微的思想力；第三要有冲淡旷远的胸襟。要得到这些美德，不可不营造艺术的生活。”这样的一种艺术追求应当说是崇高的。
南开新剧团正是有这样一个宗旨，一个目标，或者说一条路线，而具有了它的独特的性质，独特的道路，独特的风格。它既不同于职业剧团，如中国旅行剧社；也不同于南国社。前者，因商业而使它最后走向解体；后者因激进而左转，同样也难于坚持。田汉转向之后，走向革命，走向进步，但在戏剧艺术的追求上却遭遇挫折。南开新剧团虽也有小的曲折，也有经济上的困难，但是，却能坚持在戏剧艺术上有所追求，始终稳步前进。诚如曹禺对北京人艺的题词：“骆驼坦步”，不断前进。
其二，有组织，有领导。南开新剧团从开始创办就有校长张伯苓的强有力的领导，十分明确地将演剧作为学校教育的组成部分；组织老师参加其中，演剧不但作为他们自己的业余活动，这些老师更成为剧团的中坚。张彭春先生实际上是剧团的艺术总监和总导演，这就保证剧团在艺术上不断提高，而不至于半途而废。虽然剧团只有在每年校庆演出，但是剧团却不松散，平时也有编剧、筹款、排练、演出等活动。
其三，尤为难得的是，它重视理论，重视开展戏剧批评，使其成为一个具有理论方向的业余剧团。
在演剧上，他们坚持以现实主义为主导，同时也不排斥其他流派的演剧方针。这里，应特别提到周恩来的《我校新剧观》一文，它集中体现着南开新剧创作和演出的理论导向。
张彭春的戏剧思想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他推崇易卜生，但绝不像胡适那样只是强调“易卜生主义”。他创作的《醒》和《新村正》，不但早于胡适的《终身大事》，在戏剧艺术、在对易卜生的现实主义的诠释和领悟上，都高出胡适一筹，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有其独到见地的。我以为，他同宋春舫有近似之处，不但对外国的戏剧有比较全面而深入的观察和研究，同时，对中国的戏曲也有比较正确的评估。这也是张彭春的得天独厚之处；于此，又与同时期的洪深有所不同。张彭春作为一位导演艺术家，他不但把欧美兴起的小剧场的理念带回中国，而且将欧美最值得吸收借鉴的剧作引进来。最为可贵的是，他把对中国艺术精神以及中国戏曲精华的把握，融入其导演艺术之中。这样，绝不会简单照搬，食洋不化。
而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戏剧艺术上所探索的路线，是值得总结的。从他的创作来看，无论《醒》和《新村正》都是写实主义的，显然，他认为中国人更容易接受现实主义。在引进剧目上，也是有计划地把易卜生的现实主义戏剧搬上中国舞台，他避免了那种误解易卜生问题剧的做法，而是把易卜生的戏剧以精湛的舞台艺术呈现出来，因此，才轰动京津。同时，他又把改编外国剧目作为探索的一翼，如《财狂》和《争强》的改编和演出，都取得巨大的成功。
正是张彭春选择的这样一条系统地实验戏剧的道路，带出了一群学生。曹禺就是在他的这样一条实验戏剧的路线中走向创作的道路，并成就为一位伟大剧作家的。
其四，是它的开放性。校长张伯苓能够在1909年就把话剧这样一个西方剧种引进学校，可以看到他开放的胸襟。此后，他在中学教育中，将各种有益学生身心的艺术纳入业余活动之中，由封闭的、单纯的课堂变为开放的、多元的、活泼的大课堂。
而在戏剧活动中，不但鼓励学生演剧，也鼓励学生创作剧本，翻译剧本，发表在校刊上。南开的校刊成为现代戏剧的一个阵地。从发表的剧本来看，有多幕剧、独幕剧，正剧、悲剧、喜剧、闹剧，还有诗剧、趣剧；从吸收外国戏剧来说，既有易卜生、莫里哀、莎士比亚等这样的大家，也有新近的爱尔兰剧作家约翰·沁孤，以及现代派的剧作家梅特林克、唯美派的王尔德等。曹禺在班上的晚会还演过未来派的剧本《换个丈夫吧》。正是这样一个开放的氛围，使参加者的艺术视野开阔，善于吸纳新鲜的事物，有利于参与者的创造力的培养。
南开浓郁的戏剧氛围，为中国的话剧和电影界培养出一批人才。像南开中学的老师吕仰平、伉乃如、陆善忱等，又如孙瑜、金焰、吴博（鲁韧）、黄宗江等，与曹禺同时代的、参与演剧的人就更大有人在。在史料中，可以看到受益于南开戏剧的人物很多，可见其影响。
总结我的想法，南开戏剧对于中国话剧的最重要的贡献，是它在实践中形成的一条切合中国国情的戏剧艺术发展的路线。这样一条路线，可以说由于曹禺而延伸到国立剧专，延伸到全国，形成了以曹禺为代表的诗化现实主义的艺术传统。
最后，让我再一次祝贺《丛编》的出版，希望由于它的出版而深化南开戏剧的研究，深化中国话剧的研究，并且能够对当前戏剧、校园戏剧有所启示。
2009年8月25日于京东罗马嘉园
《二十世纪中国戏剧整体观》
丁罗男著
上海百家出版社2009年10月出版
（一）
我与罗南同志相识，大概有三十年了。
最早，他的硕士论文《中国话剧学习外国戏剧的历史经验》就引起我的关注，那是一篇很有分量的论文。他给我留下一个十分深刻的学术印象：他在学术研究上是一个很严肃的人，不轻易发表论文，一旦发表，必然有很好的见解。这在我认识的朋友中是很少见的。不苟且，不盲从，有深思，他是我推崇的戏剧史研究专家。
罗男同志的《二十世纪中国戏剧整体观》，是他多年来教学与学术研究的成果，出版至今已有十年。这是一部在理论学术界颇有影响的著作。在即将再版之际，他约我为其写序，此书洋洋三十万言，我只能谈谈我读后的点滴感想。
（二）
这部论文集有三个组成部分：1.百年历史回顾，主要是关于中国戏剧史的整体性研究；2.剧坛精英解析，主要研究戏剧家的思想观念、剧作家及其作品；3.当代戏剧思考，主要探讨新时期以来中国戏剧的现状与走向。
罗男的戏剧研究是很有特点的，他善于抓住一些历史和现实中的重要论题，给予具有独到见地的论述。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他的研究处于一个峰巅状态，当时，在戏剧史研究中几个需要廓清的重大课题都在他的论述范围之中。如写于80年代初的《论我国早期话剧的形成》，针对几种话剧起源说，他以大量具有说服力的历史资料，提出他的独到见解，认为“早期话剧是在改革戏曲的基础上接受了日本新派剧的影响而逐渐形成的”。这一观点，后来为一些戏剧史所接受。《“西潮东渡”和中国话剧运动》，可以说是较早的关于中国话剧接受外国戏剧影响研究的论文，对早期话剧到20世纪30年代的话剧发展过程中，外国戏剧理论的引进、翻译剧作和外国演剧学派，以及戏剧运动对中国话剧的影响，作了最初的勾勒，是一篇具有开拓性意义的论文。
本书中的许多论述，更是针对当代话剧界中一些混乱的思潮而发。譬如，通过对中国话剧百年历史的反思，对那种盲目否定现实主义传统的看法，起到正本清源的廓清作用。在《中国话剧文体的嬗变及其文化意味》中，他选取了一个“文体”的特殊角度，分析了中国现实主义话剧的历史成因，揭示了为什么现实主义会成为中国话剧的主潮，以及不同时期的现实主义的不同特色。同时，也分析了现实主义传统的缺陷。这些论文，不但具有学术价值，更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