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瑞春
夏云瑚既非导演又非演员，但是在20世纪中国戏剧及电影发展史上，经常可以看到他的贡献。他从童年时代就自力更生，白手兴业，后来成就为一名文化事业家；一生当中竭尽全力资助和参与现代话剧、电影事业，以此贡献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
笔者是夏云瑚的幼子，十八岁时不顾父亲的反对，携三十美元留学德国，攻读西方文学及思想史。获得博士学位后，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任教，一干就是四十年。退休后，抚今追昔，希望通过追溯父亲的奋斗史而进一步了解20世纪中国戏剧和电影的演变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我用的主要资料是家父20世纪50年代给组织写的自传、相关人士的回忆录、报刊上的文章以及本人青少年时代的记忆。
家父是三房独子。祖父辈一贫如洗，集中三兄弟全部经济力量给幺房娶了一门媳妇。父亲1903年出生于重庆，住在城外一个半乡镇叫“菜园坝”的地方。他七岁丧母，与祖母相依为命，依靠祖母洗衣服赚钱生活。初小一年级开始半工半读，课余在菜园及火柴厂做工，暑假则在江边打零工。十五岁才高小毕业，考入著名的“广益书院”。六年后中学毕业，考入“美孚洋行”，成为营业调查员，1922～1926年在重庆的美孚油栈工作。总公司对他的成就很满意，想调他去万县当华人总管，并答应他在短期内升任监督。但他不愿一生寄人篱下，竟辞去职务，与他的原配妻子合作开了一间家庭妇女实业社，专门生产绒线制品。这样，逐渐在商业界有了一点小名气。1926年，他和几个朋友开“渝冰公司”，除产冰外又兼造汽水，由此生意兴隆。父亲在这段时间虽然积累了不少经验，但并没有成为企业家。
转捩点可能是新开设的“新川电影院”。这家电影院的经理李剑飞委托父亲在上海办理影片租赁事务。1929年，父亲和环球影片公司取得了联系，得到该公司在西南地区的影片代理发行权；后来又把重庆和成都所有的电影院组织起来联营，并统一租片和排片，这样就成立了“上江影片公司”。这个公司在管理上采用先进方法，譬如记账、按卖票收入情况承担租片租金等。父亲把经理的名义让给他在成都的拜兄，自己任副经理。因为业务关系，他本人常住在上海。当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役发生时，家父正在上海。
一、影人剧团
到此时为止，除了短期的家庭妇女实业社外，父亲的职位是经理，靠薪金过活。1937年，当重庆的国泰大戏院成立时，他只拿到2％的股份，大股东是赵巨旭（川康绥靖公署中将参议兼驻京代表）。父亲当然也还是上江影片公司的副经理。他选影片租赁，重视质量，而且以国产片为主，用外国片的收入补助租国产片。因此他认识了不少进步的电影工作者，尤其与“联华公司”的蔡楚生关系很好，“七七”抗战开始时，他们合办过一个刊物叫《民族的呼声》。“八一三”后，上海成立了十三个救亡演出队，一共有二百余名队员。但仍有一批电影工作者没有组织起来。面对上海沦陷在即的危急状态，他们自发地成立了“影人剧团”。一个演出队只有十来名队员，而“剧团”则有三十多人。在大疏散背景下，怎样去内地，经费何处来，都是自己不能解决的难题。于是蔡楚生想起了爱国且向往正义的四川好人夏云瑚，邀请他加入剧团。正如《上海滩风月女明星》所载，当时吴茵叫上白杨，他们一起去找夏云瑚帮忙。当时家父的情况不过是小康而已，但当此国难之际，义不容辞，自然是要尽力而为。
“八一三”前，白杨的薪金已达每月三百元，父亲当然不能在这上面比高低。他将目光放到剧团集体方面，答应给每人每月补助十元，另外承诺由他负责赴内地的路费及食宿。这样一行三十六人在9月23日搭上去南京的火车。战时交通非常不便，午前到站，半夜发车，大家站了一晚上终于到了南京。吴茵回忆说，当天日机连续轰炸，投弹达二百多枚，他们下榻的饭店后墙就有一枚炸弹落下，幸亏没有爆炸，否则就不会有“影人剧团”的下文了。为了避免发生意外，家父连夜找到一艘木船赶往芜湖，行李和人都上船后，船已被压得只比水高出一两寸了。大家前胸贴后背地站着到了芜湖，在那儿等候去武汉的轮船。家父为众人鼓气，自称为福将，跟着他会遇难呈祥。后来他们成功到达武汉，见了阳翰笙和田汉，后又换乘民生公司的船继续西进，中途在宜昌演过一次《放下你的鞭子》，10月5日安抵重庆。至此，家父已不名一文。对于他的妻子杨克纯来说，这无异于晴天霹雳。惊愕之余，她只有四处向亲朋借贷，帮助夏云瑚维持影人剧团的开销。这事阳翰笙先生（我称之“阳伯”）都记得，1979年5月见到他时，他告诉我，有一位刘大姨爹给了五千元。10月27日，剧团开始正式在国泰大戏院演出，由此才有收入，并逐渐自给自足。
在民生公司的民贵轮入川前，家父已经告诫过女演员，为避免军阀的搅扰，衣着要朴素，外出要结伴。同时全团又定下《生活守则》，其中一条是不单独参加社交活动。另外，所有十二位女士（十一名女演员及陈碧华女士）结拜为姐妹，互相照顾。因为有此措施，才顺利通过了第一道难关。当时很有几位出名女演员，如吴茵、白杨、杨露茜、刘莉影、严皇、周曼华（当时只有15岁）等。其中，白杨因《十字街头》演出成功而最有名。因此“影人剧团”到渝后，文化界开过数次欢迎会和记者招待会，报纸也大肆报道。在10月8日就发生了重庆市市长李宏坤请女演员陪舞的事件。
吴茵和陈白尘对此都有生动的回忆。据陈白尘说，剧团排演后，有市政府职员拿着市长的名片来到苍坪街的宿舍，请白杨吃饭。当时这叫对戏子下“条子”，她当然很气愤，立刻拒绝。市政府好像感觉到自己太轻率，晚上派了一名科长，穿着民国初年的礼服，头戴瓜皮帽，身着灰色软缎长袍，外罩黑马褂，足登黑色缎鞋，来找剧团负责人。当时由陈白尘接待。这位科长抽出十二份大红请帖来，请十二位姐妹去赴宴。陈以“生活守则”为理由，说必须全团活动。该科长说了一声“不识抬举”便扬长而去。当晚，大家找到夏云瑚，希望他能解决此事。家父出手不凡，竟很快办妥。第二天，李市长邀请全体团员赴宴。十二名女演员都不施脂粉，身穿阴丹士林布蓝色旗袍和男团员们一起赴宴，一共开了四席。陈白尘因不懂四川社会风俗，当市长夫人请女演员入内院时，他又紧张起来。但是她们一会儿就回来了。市长虽没有陪席，但过来敬酒，宴后又请大伙去书房谈话。他告诉大家，上演时票价不要太高，宣传会因此更广泛。话后他请大家在府内小舞厅跳舞，剧团团员同声拒绝。这个原本请白杨在欢送唐式遵军长上前线宴席陪宴暨陪舞的事，就不了了之，一场风波消弭于无形。
二、成都风波
从10月27日起，影人剧团在国泰大戏院上演了五十余场，剧目有《卢沟桥之战》、《沈阳之夜》、《流民三千万》、《汉奸》、《黑地狱》、《放下你的鞭子》、《醉生梦死》等。11月30日，剧团正式改为职业剧团。12月2日去成都，其在蓉的情形有郑国民先生的文章详细介绍。父亲带男女演员拜会各大报纸暨文化团体，并在“东林餐馆”招待新闻界。但成都市政府比重庆苛刻，本来预备12月5日前审查上演剧本和演职员名单，进行预演并制定监视取缔办法，但一直拖到14日才过了这第一道难关。剧团在“智育电影院”上演陈白尘编导的《卢沟桥之战》和陈白尘编剧、王献斋导演的独幕剧《沈阳之夜》，大受欢迎。四日后改演由陈凝秋（塞克）编剧、沈浮导演的《流民三千万》和施超导演的独幕剧《求婚》。当晚就遇到了第二道难关。
成都的警备司令严啸虎，平常人称“严老虎”，派马弁请白杨吃饭，被婉拒后又在第二天找了一个绰号“四川蝴蝶”的川剧演员当说客，但白杨一样拒绝。严啸虎当晚就派手下去“智育电影院”捣乱。在《流民三千万》演到第三幕中国人民赶出侵略者，朝阳高升时，便衣就吵起来，大叫这是替日本宣传、白杨是日本特务。严啸虎勒令影人剧团停演并在三日内离开成都。智育电影院被贴上封条，还派了武装士兵站岗。据沈浮回忆，他住在一位姓方的旅长家里。吴茵说女演员们住在王瓒绪军阀的小公馆处。王的岳父以前在上海明星公司工作过，与影人交好，因此要女儿请女演员回家住，要女婿向严啸虎施压。严妻知道后，也找他大吵大闹。警备司令的行径在成都引起公愤，社会舆论甚至一些高级军官都对他表示不满。据说他一次去某中学训话，整个过程中学生们都口中念念有词，念的是白杨。成都的名流如“五老七贤”也对严的行为表示不满。严认为是夏云瑚有意拆他的台，决定不顾损失与夏拼了。这样僵持了一段时期。这期间影人剧团只有开销没有收入，父亲的经济损失相当可观，上江影片公司也因此倒闭。后来经中间人调解，严啸虎不得不卖了个面子，定下一个苛刻的条件：剧团暨演员都必须改名。表面上他赢了这一回合。
影人剧团在1938年1月16日正式改名为“成都剧社”，在智育电影院公演《醉生梦死》，十天后改演陈白尘编剧、沈浮导演、白杨主演的《汉奸》。剧团度过这场风波后，差不多面目全非了。别人看到话剧有钱可赚，也要分一杯羹。因剧团成员每月只支取四十元零用钱，沙利文剧场就用二百元高薪聘去了一批演员和当时唯一的布景师——马瘦红。另一批演职人员则被“春熙大舞”聘走。原来的影人剧团一一分为三。留在成都剧社的成员，后来大多数都加入了昆仑公司，包括白杨、吴茵、刘莉影、严皇、燕群、谢添（天）、施超、高步霄、沈浮、梁笃生、熊淳、杨露茜等十来人。这里还有一个插曲：刘莉影参加了《日出》的公演，在《雷雨》中本应由她扮演繁漪的，但在公演前一天被她丈夫田琛拉到沙利文剧场演同一角色，大家只好请病后初愈的燕群来顶替。当时是三个戏院同时公演同一出话剧。
关于《日出》及《雷雨》的演出，吴茵在给笔者的信中提起了一些轶事。因为演员太少，导演沈浮也要上台演戏。在《日出》中大家认为他高大的形象合适演潘经理这一角色。但他的声音不厚实，念台词习惯先轻后重。施超的习惯刚好和沈浮相反，是先重后轻。他们的绰号是“空前”和“绝后”。吴茵也提到《雷雨》的轶事。因为布景师被沙利文剧场聘走，吴茵“拍胸脯和陈碧华的弟弟陈震，他是学绘画，我也懂一点，连同没有走掉的木工同志，三个臭皮匠，半懂不懂，将景画出来，也算成功了，效果还不错。我扮鲁妈，出场演戏，入场就帮忙做效果，用竹扁滚黄豆做下雨声。或帮打灯光，趴在第三幕鲁贵窗下，等繁漪站在窗外开窗时，用手电向上照繁漪那张阴森可怕的脸，制造紧张空气。打完灯光，我又赶紧出场和四凤抱头痛哭了。回忆当时那种玩命的工作态度也还真有劲头。”这样生动的描写，只有亲历者才写得出来。《雷雨》是1938年3月公演的。当时三家剧社同时上演，轰动一时。成都剧社的公演最受欢迎，这当然和观众对白杨的爱慕有关，但最可敬的是这些不肯出卖自己理想的成员有着“玩命”的工作态度。4月，大家已经筋疲力尽，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在重庆演出两个多月后到达成都，成都剧社遂与其合并，阵容又充实起来。基本上“协会”还是分为两队，轮流排戏和演出。但是成都毕竟人口不多，观众有限，需要经常换戏，排戏和写剧本都困难，不能持久。后来白杨和赵丹等重要演员被派去重庆，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也就解散了。沈浮去了西北电影厂，别的人去了重庆参加中国电影制片厂和中央电影摄影场。
在这期间，家父加入了亚洲影片公司，负责发行苏联影片。他在自传里提到一件事：“剧团事件之后不久，我在成都上映苏联片《苏俄驱日战记》获得了空前的成就，继续上映《列宁》片也很好。在宣传时曾经画了一幅巨大的列宁油画像，挂在戏院门口。他（严啸虎）又告人说我宣传赤化，可是因为当时政治上不能正面反共，而且我持有中央放映执照，他无法给我定罪名。又曾想以托匪的帽子加诸于我（那时他们常用这顶帽子害人。经人告诉他，那帽子加在一个放映《列宁》影片的人头上是滑稽的），他又把我无办法。剧团解散后，我也离开了成都，经常住在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