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北京人艺的话剧《窝头会馆》
碣石
时光的镜头推向六十多年前，1948年，那是一个历史的转捩点。
北京南城一座破败的土灰色小院。小院有一个不伦不类的诨名，叫“窝头会馆”。所谓会馆，多半是某些人升官发财之后，为显摆身价、聚拢豪气而修建的府邸，它与贫民生存的必需——“窝头”似乎不搭界。这以“窝头”命名的会馆，总透出一股黏糊糊的市井气，细一想还有捉摸不透的人性怪异。
已经功成名就的小说家、影视剧作家刘恒，其第一部话剧剧本就从“窝头会馆”写起。写着写着，他自己说会馆成了躯壳，而躯壳里面的人纠结了他的心智。导演林兆华也被剧本里这群俗世里浮沤、极端中挣扎的人们所吸引，组织了一帮北京人艺的“馆中人”：濮存昕、何冰、宋丹丹、杨立新、徐帆等，为排演这台大戏，建构了实打实的明星阵容。有娱乐报见火浇油，报道明星们在排练场“飙戏”，这吊足了观众的观赏欲。2009年9月25日首演当天，《窝头会馆》的票房直达468万。这回，“没事偷着乐”的人不只是刘恒，作为这台好戏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北京人艺的院长张和平应该更加欣慰，这几年他一直致力于狠抓原创，夯实戏剧的文学功底，日积月累的努力，终于变成了剧场火爆的现实。
一
在新中国六十周年华诞之际，北京人艺上演一台反映老北京贫民生活的戏，别有新意和深意。看着舞台上窝头会馆里的旧式人群，总让人有一种翻看前辈遗存的老照片的感觉，有精神血脉上不可阻断的亲近，也有物换星移间恍如隔世的迷离。孔子说，“温故而知新”，新中国是从旧中国的朽根里攒出的新芽。这新与旧之间的巨大反差，包含了历史、社会、人文等诸多值得解读的文化密码。
1948年是中国历史上紧张极了的年份，也是最后一根稻草即将压断牛背的时刻。新旧两股政治势力的较量进入白热化，旧的社会制度摇摇欲坠，生活资源严重匮乏，再加上强人豪横，兵匪滋事，穷，成为普通百姓共有的生存困境。
《窝头会馆》写了一群在末世里挣扎的小人物，戏剧通过他们的悲欢离合，展现了旧时代“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情形。窝头会馆里的人们，在现实层面上，忍耐着旧社会将死未死、经济崩溃、生活艰难的困窘；在心理层面上，感受着时代黎明前最沉重的黑暗；在精神层面上，无论他们信奉天主、观音还是关公，其实在风雨飘摇的社会里，都有灵魂无所皈依的隐痛。
戏一开始，两个家庭主妇田翠兰与金穆蓉一见面，就为了两片膏药吵嘴，她们都有一腔的积怨，却理不顺、说不清。一种弥漫在每个人心中的压抑、凝滞、无奈的气息，像阴云一样弥漫了小院的屋宇。
若是在平常年景，房主苑国钟靠着窝头会馆的房租，养活自己和儿子应该没有问题，如今他每次要房钱就好像在讨饭，房客们捂紧了干瘪的钱袋，他又不忍将他们扫地出门，加之其子又患着痨病，他只能到街上卖点私酒、咸菜、花草，换点小钱度日。西屋住着的田翠兰，身世凄苦，瘟疫之年家人遭殃，她带着奄奄一息的小女进城找活路，快要饿死的时候，曾经迫不得已做过皮肉生意，后来被一个卖炒肝儿的男人领进家门。如今女儿大了，招了个养老的木匠女婿，一家子手脚勤快，按说日子应该不难，可生意不好做，逃兵吃东西不给钱还打人，肖保长借着抓差动不动就罚钱。东屋住着的中医周玉浦，购买草药时常被骗，坐堂行医赚不到钱，大把的膏药卖不出去，一天到晚苦不堪言。他的妻子金穆蓉曾是王府的格格，如今家族落败，亲眷们在炮火里辗转，她自己置身于大杂院，独养女儿忙着闹学潮，因此整天心惊肉跳，寝食不安，只有向天主祷告求个平安。窝头会馆的旧主人古月宗像一个不死的幽灵，见天儿在屋角、墙根里晃动，无聊中拿把铁钎子扎墙，说是玩蛐蛐解闷儿，实际上也是在找一笔子虚乌有的意外之财。七十三岁的他近乎无赖地混吃等死，但念念不忘的是，买他房子的苑国钟从哪里得到的那宗款；他最得意的是，利用房契上文字表述的模糊，白住小屋二十多年，从未付过房钱。
钱，作为剧中的重要道具，也作为剧中人欲望的体现，不止一次的出现。一个典型的场面，是房主苑国钟死乞白赖地催要房钱，要得狠了，不掏不行了，房客金穆蓉干脆端出一大簸箕纸币“哗啦”一声倒在地上，爱与恨，纠结在钱上，显现在这个动作上。而房主着急的是怎样尽快把这一堆烂纸片换成硬通货。时局动荡之中，物价不断飞涨。在随后的剧情里，苑国钟抱怨说，上月还能买袋面的钱，这月就只能买到一小把，够包两个饺子了。这样的经济让社会失序，让人心失衡。任何时代，民不聊生，总意味着制度的变更，社会的异动。
通货膨胀是钱自身在缩水，而苛捐杂税又让贫民口袋里本来缩水的钱又归了大堆。剧中保长肖启山来到窝头会馆催捐，他一张口就像念绕口令一般，冒出一大堆花样繁多的名目：“电灯费、渣土费、大街清扫费、大街洒水费、城防费、兵役费、水牌子费……绥靖临时捐、绥靖建设捐、护城河修缮捐、下水道清理捐、丧葬捐、植树捐、房捐、粪捐、树捐……还有一个是……（找着了）马干差价？对，马——干——差——价……诸位，我说全乎了没有？”这样的层层盘剥，肆意搜刮，还让老百姓活吗？难怪人们大眼瞪小眼，欲哭无泪。
混乱的世道自然会催生混世魔王，肖保长就是其中之一。他借着收敛捐税，不断地搜刮民脂民膏。为了扩大自己的房产，他绞尽脑汁，先是准备把疯子女儿嫁给苑家濒死的儿子，一计不成，又利用高利贷压垮了苑国钟，终于把窝头会馆据为己有。苑国钟眼看就要无家可归，而肖保长却不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新政权还来不及把他掀翻在地，他的儿子已经抄了他的家底。
编剧刘恒说，“本剧的主题说文了是‘困境’，说白了就是‘钱’。”“外在的困境是资源短缺，内在的困境是欲望不灭。性是大欲，钱是大欲之欲。”在《窝头会馆》中，钱这个“大欲之欲”对苑国钟的诱惑是如此强烈，然而也给他带来了深重的伤害，他那说不清道不明的买房钱，让他一辈子抬不起头来。当走投无路时，邻家姑娘子萍带来了同学们的捐款，她把钱交给苑国钟的儿子苑江淼，而自尊要强的苑江淼，一是不忍从饥饿的同学嘴里抢饭吃，二是不想把自愿做的事情在同学手里变现，因此坚决不收。苑国钟看着钱，眼里闪着渴求的光，他本能地抓在手上不放，病弱的儿子疾言厉色让他撒手，情急之中竟然给了父亲一巴掌。钱，也让肖保长父子反目成仇，当肖家儿子偷走了家里的金条，准备在乱世中出逃时，肖保长跑来追要，没想到儿子掏出手枪，冲着他歇斯底里地号叫。当中医肖玉浦询问苑国钟的个人信仰时，苑国钟咬牙切齿地喊出一个字：“钱”！钱，让人爱到绝望，恨到极致。
在《窝头会馆》里，钱像是一个死结，一头儿系着风雨飘摇、岌岌可危的社会，一头系着在末世里为活下去不断挣扎的人心。钱，这个符号化了的戏剧意象的凸现，让人们看到了旧时代社会危机的本质。从捐税中，人们看到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在人性上，人们看到了极端贫困中人心的原欲和灵魂的变异。看穿世象的落魄文人古月宗，自有一番关于“钱”与“刀”的评说，看似荒诞不经，其实别有深意。当“钱”所代表的占有欲望打破了人心承受的底限时，“刀”所代表的厮杀争斗就会发挥调控作用，然后建立起新的社会平衡。
在新中国六十华诞之际，《窝头会馆》展示了旧社会的人生画卷，令人抚今追昔，思索未来。刘恒说：“作为一种政治纪念，或者说作为一种民族的纪念，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历史时刻非常值得咀嚼和剖析。在我看来，政权的更迭是因为资源分配严重失衡从而不得不重新建立平衡的过程。不论从统治者的角度，还是从被统治者的角度，一个政权在坍塌的时候都会体现出某种巨大的悲剧感。反过来说，新生的政权则无不带有信仰和理想的光辉，这体现了人类在困境中奋力前进的内在动力。毋庸讳言，这个剧本的定位就在这个地方。”这样的人文情怀，让刘恒透过窝头会馆里住着的一群人，冷静审视那个“烂透了”的旧的社会形态，也从中预示了新时代必将到来的历史趋势。
关于社会政治制度的更替，既往的教科书式解析，往往关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调整的必需，这是历史的宏观的研究视阈。如果在一部戏剧中，从政治层面、道德层面对于社会变革必然性进行理性解析，则不免显得抽象、空疏；而从生活原貌、典型人物出发，对特定历史时期具象化的人生进行塑造，则是更具生命质感和艺术魅力的表现形式。
二
一部好的戏剧，不仅能给观众带来感官上的愉悦，更重要的是，它的内涵要经得起反复的琢磨与阐释。戏剧是以人与人的行动关系构成情感张力的艺术。因此，人物塑造的成功与否至关重要。
刘恒在戏剧中将人物关系编织成一张网，这张网疏密有致，张弛自如，滤得下浮沫，盛得下沉重。
《窝头会馆》的主人公苑国钟，在小院的经济关系里是房产的实际拥有者，在家庭的人伦关系里是身患肺病的大学生苑江淼的父亲，但是这两重现实身份都带有社会认同的模糊性。先为院主、后为房客的古月宗对买了他房子的苑国钟颇为不敬，抓住一切机会夹枪带棒地用话语来撩拨他、嘲笑他、刺痛他，古月宗一直叫他“苑大头”。“苑”者，袁也，苑、袁同音，“袁大头”者，即暗喻那个自不量力、当了八十三天皇帝就一命呜呼的袁世凯，也借指此人当政时发行的货币——银元。咒他短命，恨他发财，正是古老头对待苑大头的一贯心态。苑国钟一收房租就显得心虚气短，一半原因是他心知经济困窘造成了租户钱袋的亏空，另一半原因则是他购买小院的资金来源不明。他的儿子以养病为由，厌恶父亲对金钱的热衷，躲在楼上不容父亲上楼，言语当中常常缺乏晚辈对长辈的敬重。
戏剧一开场就甩出了悬念，埋下了伏笔。按照古月宗的述说，窝头会馆的得名，是因为他的祖上进京赶考，在这里度过了一段窝头咸菜的艰难时光，有幸考中后，即购下小院，招待往来的穷苦书生。在“民国”十六年，小院骤然发生变故——一个革命党人从这个院子里被抓走，还被砍了头。而住在隔壁的军阀又朝这里开枪。“坏了风水”的小院，致使古月宗不得不将其卖掉（卖房的举动或许还与古月宗的坐吃山空有关），而此时，与革命党人一同被抓的门房苑国钟却被放了出来，随后，苑国钟拿出三百多块大洋，把窝头会馆买了下来。这样的叙述语境显然言外有意，即苑国钟出卖了革命党，拿到了大笔赏银。古月宗的说辞言之凿凿，苑国钟对此讳莫如深，这就加大了人们的疑心，也成为戏剧的第一大悬念。到了第二幕，苑国钟在众人逼问下讲出房款的来源，他说那的确是革命党的遗产，此人就义前告知了他藏钱的地点。然而，损人性命赚钱和私吞别人钱财，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人们对他蔑视依然。直到第三幕，窝头会馆就要被肖保长霸占，苑国钟挨了保长儿子小达子的子弹，临死前他才讲出实情：革命党委托他把那笔钱交与别人，可是那联络点早被查抄，联络人生死不明。这样他才用那笔钱买下了窝头会馆。说出了实情，苑国钟依然惭愧，他差不多用自己的后半生确证的身份，现在终于被人认同，儿子也理解了父亲，可他的生命已到了尽头。发财的偶然，死因的荒谬，误解的深重，境遇的凄惨，凡此种种，苑国钟简直是个冤大头。
身份的寻找与确证，一直是刘恒关注的人性内容。其小说《虚证》里，郭普云因为“你们不明白我”而选择自杀；小说《伏羲伏羲》中，天白与天青父子身份的含混招致毁灭性冲动。由刘恒改编的电影《秋菊打官司》中秋菊对村长必须道歉的执拗，还有他改编的电影《集结号》里谷子地对阵亡战友的认证，都与人们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有关。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谱系里，身份之不被认同不仅是对人的自信心的打击，更让其生命存在显出某种荒诞性。苑国钟其实是个老实人，与革命党牵连有杀头危险，他不敢讲出实情；花了不该花的钱，他一直心事重重，越是如此，人们对他的猜疑心、窥探欲越重。到头来，尽管他煞费苦心，但房主不像个房主，父亲不像个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