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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章 现场2(13)

在西湖和杭州城郊,一共有三百六十个寺院。那几年里,几乎每一个寺院都留下了苏轼的足迹。越是四处游历,苏轼越是觉得自己对杭州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亲切感。他甚至相信,自己前生就是杭州的一个和尚。据说,他到杭州后,有一天和朋友一起到西湖寿星寺游玩。他从来没来过杭州,更没到过寿星寺。可是,一进门他就觉得这地方曾经来过,一切都十分眼熟。他对朋友说:“从院门到经堂应当有九十二级台阶。”派人一数,果然是九十二级台阶。这就是他在一首诗中写的“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长如到旧游。”

深情所至,使清醒的苏东坡有时也犯糊涂。

我们理解这种美好的湖涂,因为那是深情所至。

通判,是个副职。用今天的话说,杭州的太守,是一把手,而通判,是二把手。刚到任时,除了审理案件,大事不多。杭州的州府衙门,就在紧靠西湖南岸的凤凰山头。苏通判几乎每天都与西湖见面。有时候,苏轼干脆把办公桌搬到湖边,一边欣赏湖光山色,一边处理公务。花朝月夕,雨雪阴晴,西湖以它四季如画的美景,深深打动了诗人的心,征服了诗人的心。诗人决定尽量逃向大自然。

大自然,是温柔而神奇的。大自然,可以不依赖于人类而存在,可是人类的生命却不能离开大自然而生存。没有了大自然的抚慰和滋润,任何心灵都会变得生硬、枯涩、萎缩。

在大自然的感召下,苏轼心灵的泉水喷涌而出。苏轼一生献给西湖的诗共有一百六十多首,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他在杭州任通判时写下的。现存的苏轼词集表明,苏轼填词,也是在杭州任通判开始的。

西湖,不断给苏轼以灵感,雨中的西湖,尤其令他怦然心动。在他眼里,西湖,简直就是那位绝代佳人西施,浓妆淡抹,天生丽质,无论晴雨,总是那样风光旖旎,令人心旷神怡。有诗为证: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

这首题为《饮湖上初晴后雨》的七言绝句,成为了千古绝唱。

这位36岁的杭州通判,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把西湖比作西子的天才。

“西子湖”于是名扬天下。

(画面依次为:杭州城郊凋敝的农舍、道路上饥饿的农夫、监狱中衣衫褴褛的囚犯。干旱的田野,枯竭的深井、淤塞的运河、荒草丛生的西湖水畔,等等。绿水长流的运河,西湖上的白堤、苏堤、苏堤上的六座桥,及杭州病坊遗址等。)

解说词

林语堂先生谈到苏轼这一时期的生活时,曾经这样奉劝读者:“我们最好记住,即便是在天堂般的杭州,也不是遍地荷花牡丹的。”

是呵,严酷的现实社会生活,远比人们身边万紫千红的大自然色彩暗淡。

在官场上歌舞酒宴、迎来送往的后面,是普通老百姓维持基本生存的困苦与艰难。严重的自然灾害不断地降临到这块多难的土地上,水旱无常,蝗灾又带来饥荒。由于盐价太高,农夫往往吃不起盐。上任不久,苏轼就奔忙于四乡八县,组织抗灾,赈济灾民。越往下面去,他越是真切地体会到民众的疾苦,越是痛恨那些深居高堂、对百姓的死活不闻不问的官僚。有一年春末夏初,正是麦子将要成熟的关键时刻,偏偏遇上阴雨连绵,农民急得直直地瞪大两眼仰望苍天。可是,统治者高高在上,对这一切漠不关心。面对这种“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的惨痛情景,苏轼忍不住在诗中借题发挥,对他们进行无情的讽刺和指责:

“蚕欲老,麦半黄,前山后山雨浪浪,

农夫辍耒女废筐,白衣仙人在高堂。”

他多么想以大腕力,用大手笔改变这一切,多么想给他深爱的这块土地和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带来真正的天堂般的生活。然而,他毕竟只是二把手,没有决策权。他所能做的工作,就是协助太守将杭州城里已经淤塞了的六口废弃的水井,重新治理修复,让甜甜的井水重新滋润杭州市民的心灵。

苏轼的愿望实现了,可是没有彻底实现。

苏轼改造杭州的蓝图变成了现实,又没有完全变成现实。

十五年后,苏轼再度来到杭州。这一回,他是以浙西路兵马钤辖兼杭州知州的身份走进杭州城的。苏轼一展当年抱负的时刻终于到了。

1089年7月,苏轼重回杭州,走马上任。“还来一醉西湖雨,不见跳珠十五年。”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54岁的时候,他还能与自己梦牵情绕的西湖再度亲近,再次见到当年“白雨跳珠乱入船”的美丽情景。

这一回,他是一把手,可以放开手脚,大刀阔斧地干了。

杭州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老市长为民众办的三件大事。

一到杭州,迎接苏轼的,就是严重的灾情。从年初起,水灾连旱灾,整整侵袭了半年。粮食颗粒无收,米价猛涨,老百姓被逼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按照惯例,新官上任,绝对是报喜不报忧。苏东坡就是苏东坡,他一反中国官场陋习,一再上奏朝廷,如实申述灾情,请求缓交一部分上供的大米。在他不屈不挠的要求下,朝廷终于决定拨给杭州大米20万石,宽减杭州当年的上供米三分之一,并拨给救灾款22万钱。苏轼当即决定将救灾款连同原来计划用来整修政府办公楼的经费,全部拿到外地购买粮食,有计划地投放市场,平抑物价。这样,大灾之年,百姓免于受大难,杭州城乡,没有饿死一个人。

古老的杭州,古老的中国,就是这样,从一次接一次的灾难临头和一批接一批的志士崛起中走过来的。

灾难刚刚过去,瘟疫又开始流行。在古代,中国从来没有最基本的公共医疗卫生设施,甚至没有公共医疗卫生设施这个概念。一旦疾病传播,只能是人心惶惶,坐以待毙。苏东坡属于那种在当时的中国人中绝不多见的智者。他从来就注重保健养身,因此,对医疗有着浓厚的兴趣。平日里,总不忘阅读医书、搜集单方。一见城乡疫病开始流行,他立即组织了一批懂得医术的僧人,在官吏的率领下,走街串巷,为老百姓治病。他自己又掏钱购买大批药材,配制成一种名叫“圣散子”的药剂,命令工作人员在街头架起大锅煎熬,过往行人无论男女老少,都必须喝一大碗。这一措施,迅速有效地制止了疫病的蔓延。事过之后,苏轼产生了创立一所专为民众治病的医院的想法。说干就干。他首先从公款中拨出二千钱,自己又捐赠黄金五十两,在杭州众安桥建起了一所名叫安乐坊的病院,然后请来懂医术的僧人坐堂诊治。中国历史上第一所专门面向民众的官办医院,从此诞生。

中国古代有一部书叫《国语》。那上面说:“上医医国,其次疾人。”中国多么需要苏轼这样才足以治国的上医,多么需要苏轼这样把广大民众的疾苦时时放在心上的上医呵!

苏东坡在杭州最出名的政绩,是对西湖进行了全面治理。这项工程,是在对沟通大运河和钱塘江的两条河——盐桥河、茅山河进行了成功的疏浚之后开始的。

自从汉代,西湖与钱塘江分开而独立成为一汪明净的湖水以来,泥沙缓慢淤积。到苏东坡当太守时,湖底上升,水面缩小,原来浩浩淼淼的湖面只剩下十分之三那么大。西湖,不仅是游览胜景,更是杭州农田灌溉、居民饮用的主要淡水资源,还是保证运河航运通畅的重要水源。西湖若不及时治理,再过20年,恐怕就会在地球上消逝了。“使杭州而无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岂复为人乎?”广大民众看到这一点,苏东坡也想到这一点。于是,在广泛调查、察访、周密规划安排的基础上,一个为平民百姓谋利,为子孙后代造福的浩大工程,拉开了序幕。

公元1090年4月,治湖工程正式开工。随着时间推移,从湖底挖出来的淤泥越来越多,无法处理,势必堆积如山。这时,每天都到湖上巡视的苏轼想出了一条两全之策:用这些挖出来的湖草、淤泥在湖中筑起一道长堤。这条长堤南起南屏山,北至栖霞岭,堤上还修建了六座桥,沟通里湖和外湖。在工程最紧张的日子里,苏轼干脆留在工地上和民工一起吃饭。经过半年的苦干,费工20万,终于清除了全部的水草和淤泥,一条长880丈的南北大堤屹立湖上。长堤两岸,遍植芙蓉、杨柳,并修建了9座亭阁。彩虹卧波,三潭映月,柳浪闻莺。沉睡的西湖一觉醒来,发觉身边多了一条春朝涌动的长堤,自己也显得更年青,更漂亮了。

为了纪念苏轼,杭州人民把这条长堤命名为“苏公堤”。

潮涨潮落,云起云飞。

一个世纪的日历,随着潮水流逝了;一百四十多位历史上的杭州太守,随着白云飘远了。苏东坡留了下来,苏公堤留了下来,苏东坡那些吟咏西湖的美妙诗句留了下来。

苏东留给我们的,仅仅是那些诗句和这道长堤吗?

第四集

(画面依次为:齐鲁大地辽阔的平原和起伏的山岭、巍巍泰山、曲阜孔庙、胶东湾的海面、山东诸城的远景、中景以及蓬莱的人文景观等。)

解说词:

在中国的版图上,你似乎可以清晰地见到齐鲁大地上那座巍巍的泰山,可以贴近地听到离它不远处大海的呼喊。

山东,这就是东临苍海、西靠黄河的山东,这就是山连着海、海连着山的山东。

远古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告诉我们,山东半岛,以至整个黄河下游一带,是华夏文化的繁生之地。商代的人们最早就居住在山东半岛。这里是孔子和孟子的故乡,古代中国人精神的太阳,是从这里升起的。“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唐代诗圣杜甫登上泰山时的这种感觉,绝不仅仅是因为特定的地貌而引发的感觉,更是由于特定的文化座标和精神高度而产生的感觉。

此刻,苏东坡站在齐鲁大地上。时间是公元1075年,他刚刚四十岁。这一年的秋天,苏轼在杭州三年任满,朝廷将他调任为密州知州。这密州府的所在地就是今天的山东诸城。十年之后,苏轼又在登州当了五天的知州。这登州,就是如今的蓬莱。

没有文字记载苏轼到达山东之初是否去过海边观海。估计他当时也没有这份心情。投身宦海,已有十多个年头了,苏轼深深感到,比起自然界的大海来,中国官场这个大海才真叫波涛汹涌、深不可测、险象环生。八方暗礁、十面埋伏、十二级风暴,稍不留意,就可能处在千钧一发之际,性命攸关之间。

所有帝国时代的中国官场,都是专制主义集权统治下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个官吏集团垄断了国家机器,尤其是垄断了暴力,制定并操纵着法律,把巨额的人力、物力、财力和资源以国家的名义控制在极少数人手里。而支配和制约这个集团的精神原则,并不象他们在口头或书面信誓旦旦宣称的那样,一定要遵循仁义道德、忠君爱民、清正廉洁等等原则。那些原则,是写给老百姓看的。在这个集团内部,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只有一条,那就是现实的利害关系。一切从一己的私利出发,一切以如何趋利避害为转移。

那些真正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考虑的人,那些真正想为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有所作为的人,很自然的会被这个集团、这种体制视为异己,遭到排斥、打击。

苏轼之前,汉代的司马迁是如此;苏轼之后,明代的海瑞也是如此。

苏轼最终也只能如此。

然而书生气十足的苏轼并不明白这一点。

他只是明显感觉到,越来越多的明枪暗箭直逼向他:这样那样的流言蜚语包围着他。

他想伸手抓住什么,可是,什么都没有,除了冷冷的寂寞,就是深深的痛苦和失望。在一些人眼里,苏轼的存在,就是对他们的威胁。早在到杭州任通判之前,苏轼就被诬告。一伙小人跑到皇帝面前告状,说苏轼利用官船贩运私盐、木料和瓷器。而且有人兴师动众来进行过追查。结果什么也没查出来,只好不了了之。

有人说,苏轼一生的政治生涯,可以用“一塌糊涂”四个字概括。其实,苏轼自己是十分清醒的。他明白,京城乃是非之地,朝中多险恶之心。他要求外放,就这样先到凤翔,再到杭州,又到了密州。然而,哪里都有百姓的啼饥号寒,哪里都存在小人的陷害和攻讦。

苏轼心里憋着一肚子气。十年寒窗,朝夕苦读,真的就这样付诸东流?远大志向,一腔抱负,难道就这样无法施展?他有时候甚至悔不该读书、识字、明理、作官,给自己招来这么多的烦恼和忧患,禁不住在诗里发出激愤之声:

“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

然而,朝命在身,苏轼哪里能休?他不能不匆匆赴任,匆匆赶到密州。

(画面依次为:灾害中荒芜的田野,大片大片枯萎的庄稼;月色下的松林、山坡、流水、独木桥;一望无际的平原、起伏的山岗、密州超然台景观,圆圆的中秋明月,朗朗高挂天上。)

解说词:

密州,用一场空前严重的蝗虫之灾迎接这位新上任的知州。

苏轼深知蝗虫的危害。几个月前在杭州,他刚刚亲自组织过所属各县捕杀蝗虫。他还清楚地记得,那铺天盖地的蝗虫从西北飞来,嗡嗡的轰鸣声压过了江水的波涛声。飞蝗之阵降落在哪里,那里的庄稼就会在瞬息之间被糟蹋得精光。

蝗虫,遮天蔽日的蝗虫,把恐怖两个字,写满田野,写在人们心上。

那个时代,消灭蝗虫的唯一办法,就是在春天到来之前,捕杀它的幼虫。一到密州,苏轼就全身心地浸泡在消灭蝗虫的过程中,他深入到老百姓当中,向老农求教,广泛动员和组织民众用火烧土埋的办法驱除蝗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