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传播媒体的发展开始了舆论研究时代的话，拉斯韦尔的战争宣传研究无疑具有崭新的视角。拉斯韦尔把宣传表述为“观念对观念的战争”。当然，政治宣传上的战争虽然是指政治观点的斗争，但与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相比，其隐晦度却相当之高。在政治宣传中，歪曲真相，赞美我方，唤起敌对意识等是惯用手法。另外，政治宣传也是针对敌国人民的战争，具有降低敌国国民士气的作用。虽然政治宣传具有阴险的一面，但是既然能够影响战争双方的士气，不容置疑，政治宣传也能够成为事关战争成败的重要武器。而问题在于政治宣传中往往具有相当多的谎言和夸张，所以未必能持续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拉斯韦尔为探索政治宣传有效性的背景，试图从精神病理学的观点来寻求一种解释。即，宣传具有“转移个人感情”的心理作用，如果能通过巧妙的场合对人的罪恶感、人性的弱点、情爱等心理进行操纵，宣传就容易有效地发挥作用。拉斯韦尔之所以把精神病理学的方法引入政治宣传研究之中，是因为他在芝加哥时代的学术兴趣偶然转到了这两个研究领域。这两个领域表面上似乎没有什么直接关联，但是如果注意到人性中的非理性一面，二者之间却有着共通之处。于是，他的上述两部著作吸收了对人的非理性有较多关注和研究的沃拉斯和李普曼的思想，同时保留了政治象征理论学脉中的早期研究成果。这就意味着，同样是向人的理性提出挑战的拉斯韦尔，虽然并不是留下了政治传播学的开创性成果的研究者，但却是从象征理论的视角在对政治人的理解上接近了现代政治本质的研究者。
当然，这并不是说拉斯韦尔的研究方法就没有问题。为了说明政治人的非理性，引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是必要的，拉斯韦尔的研究方法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如果要把政治语言的作用还原到接受者每个人的内心世界的话，就会淡化对传播行为的互动性的理解。拉斯韦尔把自己所看到的个人心理问题扩大到社会共通的心理问题，认为对于国家的精神状态的“疾病”的治疗和预防正是政治学的任务。也就是说，虽然是对政治宣传的分析，但其视角并不是对政治传播本身的理解，而是对被政治宣传所左右的人们的心理的研究。这也是拉斯韦尔的政治传播研究初期的局限。
耶鲁大学时代的拉斯韦尔主要从事政治权力的研究，而且致力于政治学的学科体系化，因此没有对政治宣传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但是，在其所著的几种教材中，他参考了自己以前的政治宣传研究，进而，使政治宣传在政治学的一般理论中被定型化了。拉斯韦尔的《权力与社会》一书以“政治学研究的架构”为副标题，本书是他的政治学体系建构的总结性著作。这部对政治学的定义和假说进行解说而形成辞典式的著作，在论述了“影响力”和“权力”之后，拉斯韦尔专设“政治象征”一章，其中对政治宣传的功能进行了梳理分析。
据拉斯韦尔所述，所谓政治象征，就是“创建、变更、维护权力的、对权力运作过程具有直接功能”的符号。象征可以分为显性和隐性、世界性的和地域性的多种多样的类型，其中，拉斯韦尔以具体事例进行详细探讨的分为四种：政治宣传；政治神话；政治定式；政治权威。
政治宣传拉斯韦尔把政治宣传定义为“由政治象征所构成的对舆论的操纵和控制”。政治宣传为了达到自己的意图来使用象征，而其意图的实现，是由引起关注、被对象理解、获得好评、享受利益、接受评价等各阶段的宣传活动而形成的。
政治宣传在和对象个人固有倾向一致的情况下则被进一步强化，否则就会被削弱。
应对宣传效果弱化的方法是必须以事实来证明所宣传的事物。政治宣传是把事物状况的激烈程度“推进到极致的东西”。在激烈程度低的场合容易使人们精神得以净化，激烈程度高的场合则会助长危机的发生。政治宣传的实质是舆论的异质性。宣传所期望的效果与人们固有倾向的背离、科学技术手段和传播技巧的应用等都是密切相关的。政治宣传根据其强烈程度可分为“煽动性”和“说服性”两类。
煽动性宣传是期望在短时间内见效的情况下和不想获得知识价值的情况下被使用的。
为了和梅里亚姆的政治象征理论相比较，拉斯韦尔又对其他的三种具体事例进行了简单归纳：
政治神话拉斯韦尔认为，“政治神话”是在某种社会流行的基本政治象征的类型之一。“政治神话”又可以分为两类：即，把基本期待和要求定式化的“政治教义”；表示感情和自我同一的“miranda”。其中，在政治教义里，蕴涵了保存社会结构功能的政治神话“意识形态”以及要取而代之的“乌托邦”理想。
政治定式政治定式（political formula）就是详细记述和规范社会结构的象征，并由此确定某种政治行为是否正当的东西。对这种定式的解释由权力拥有者来决定，所以完全可以从指导者一方所宣示的政治指示等东西来设想国民的政治行为。
政治权威政治权威就是合法化的权力。伴随政治权威合法化的过程是主观的，因此政治权威被视为政治象征的形式之一。
由上可以看出，在拉斯韦尔所认为的“政治象征”是基本的、带有高度象征性的“语言”符号。与梅里亚姆所不同的是，他没有把政治整体作为传播过程而给以宏观性的结论，而是把政治作为一种仪式，乃至作为一种电视剧来分析。从严谨的学术视角来看，这就意味着从梅里亚姆到拉斯韦尔之间没有继承性。这种观点是艾德尔曼提出的，随着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学术国际化，这种观点得到学界的承认。在政治象征研究中，政治语言的微观研究因为拉斯韦尔的分析而作为一种方法得以确立。
拉斯韦尔在以政治科学化为目标的耶鲁时代，热衷于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政治语言研究的方法论开发。其所著《政治语言》（Language of politics，1949）一书，是拉斯韦尔对这种研究进行梳理的探索性著作。如该书的副标题“关于数量意义的若干研究”（Studies in Quantitative Semantics）所显示的那样，在这本书中，拉斯韦尔所追求的是意义论和数量论的结合。这里的意义论是指由语言所传达的“主旨（purport）”和语言的“表现样式（style）”所构成的“语言研究领域”。拉斯韦尔为了对其进行科学的、定量化的处理，建构了数量化研究的框架。关于“表现样式”，拉斯韦尔希望建构一种定型化分析模型。这个模型把政治语言的表现样式分为危机时和没有危机时两种样式。即危机时的语言表现样式一般是朴素的、多次重复的，而且具有对比效果；没有危机时的语言表现样式具有一般性的复杂的多样化的标本效果作用。前者在国家形态方面与专制政治相对应，后者在国家形态方面与民主政治相对应。用语言表现形式与国家形态相对应的方法进行政治语言研究，可以明确揭示出政治民主化的程度和政治稳定的程度。这种研究方法有助于对拉斯韦尔所说的政治“疾病”进行诊断。
为理解其政治语言的另一个要素，即政治语言所传达的“主旨”，拉斯韦尔又提出了“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的研究方法。所谓内容分析，就是在对政治宣传的分析中，抽出为获得某种效果而特意使用的语句（甚至是一对主语和陈述语），分类调查其使用数量的分析方法。这种分析虽然在语句选择和分类等方面有难度，但只要将其克服，便可以获得数量式的处理分析结果。因为在危机时期所使用的语言重复很多，通过语言的频繁度分析可以明确地把握演说者的政治意图，这是拉斯韦尔的理解。这样的语言分析方法在计算机被广泛应用的今天更容易被使用。
拉斯韦尔的政治语言研究在使政治的整体性变得明了的同时，也存在过于注重微观研究的偏颇之处，但是在提高政治象征理论的实证性上，应给予肯定性评价。
二、艾德尔曼与政治象征理论
政治象征理论于20世纪60年代得到艾德尔曼的青睐，再次成为政治学界注目的焦点。虽然艾德尔曼的激进批判式论调使其理论影响力受到一定限制，但是在政治运动盛行的当时，作为一种新的政治理解模型，仍拥有众多支持者。拉斯韦尔也把艾德尔曼作为研究者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艾德尔曼“再次构筑了政治的象征性维度，不容置疑地在政治过程的研究中吹入了一股新鲜空气”。1966年以后，艾德尔曼在威士康辛大学与政治学家G.H.米德齐名，成为著名政治学者。其代表作有《政治象征的应用》（Symbolic Uses of politics，1964）、《作为象征行为的政治》（Politics as Symbolic Action，1971）、《政治语言》（Political language，1977）、《政治景象的建构》（Constructing the political Spectacle，1988）。通过这些著作，艾德尔曼所探索的是对政治的象征性侧面的说明。总之，虽然艾德尔曼和拉斯韦尔都以对“政治象征”的理解为基本立场，但是，艾德尔曼是把政治本身作为由象征所支配的场来理解象征理论的。
艾德尔曼对政治的基本质问是，为什么不平等政治现象能够被人们容纳和认同呢？基于“自由主义”政治立场的这一疑问，大概是从以下的事实中所生发出来的。依照现代政治学的基本观点，政治的基本指针是以民主的方式进行利益分配。
但是，少数精英比多数大众拥有更多的财富和价值，这种事实是不符合民主主义理念的。如果说政策是行政机关和利益团体之间政治妥协的产物，而且政策也不反映多数人的意愿的话，那么就不能说这种政策在何种基准上是合理的。尽管这样，这样的政府行为却并未引起民众的反抗，之所以如此，肯定是政府用别的方法使大众承认现存的政治秩序的。基于这种事实判断，艾德尔曼对这种并没有给多数人带来利益，而且其有效性也令人怀疑的政策，为什么在当时能被一般民众所接受，甚至被赞赏的情况提出了疑问。艾德尔曼认为用当时的政治学理论对这个问题是无法解释的。为弄清这个问题，他参照了梅里亚姆和拉斯韦尔的政治象征研究，并研究了米德（G..H.Mead）的社会行为论和象征相互作用论、文化人类学、现象学及社会学等理论，对政治提出了自己的一套独特看法。
艾德尔曼认为，政治存在两种不同侧面，即追求实体利益的“斗争政治”和以利益分配正当化为目标、以象征为媒介的“秩序政治”。以实体利益为目标的政治具有人的理性方面的动机，以合法化为目标的政治象征则是以人的感情为基础的。
而且，艾德尔曼还假定了在前者的政治成功中，后者的政治成功是不可欠缺的。艾德尔曼提出了对政治系统的全新理解图式。这种新的图式是，政治象征就是政治的感情投资，而大众所表明的政治支持只不过是对政治感情投资的回报而已。同时以政治操纵舆论的事实为依据，艾德尔曼批判了当时常常被引用的伊斯顿的系统政治论，认为在伊斯顿的系统政治论中政治投入和产出是相反的。艾德尔曼指出：“个人对于公共问题的立场是不固定的、可以随时改变的。政府的活动及政府自身政治态度的变化和动员，对民众个人具有潜在的影响力。政治活动的重要产出，不是被贴上政治目标这个标签的特定公共政策，而是创造对于政治的顺从和支持”。艾德尔曼的这种政治理解，在人们批评政治的时候被频繁使用。也就是说，之所以一部分人获得特殊利益，而且大众不追究其问题，是因为舆论被政治领袖们所操纵的缘故。然而，这种政治理解图式在当时的政治学里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我们认为，虽然这种政治理解图式受到种种批评，也有学者把它作为必然的东西而加以滥用，但应把政治的这种功能作为一个须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而引起重视。
为了说明大众对政治的不反对状态，艾德尔曼使用了“无动状态（quiescence）”这个词。从当时的政治学研究动向来看，把只有承诺没有行动的状态视为“无动状态”的行为。把这种行为引入到分析对象之中是完全可以被接受的。
艾德尔曼通过“象征性利益”这个概念来说明“无动状态”的心理背景，即得不到实际利益的大众，因为以某种形式被赋予“象征性利益”，所以他们对政治持不反对态度。由此他进一步提出了“虽然是提出实际利益要求的集团，却因为得到非实体的价值的成功而保持无动状态”的“象征性利益”命题。进而，艾德尔曼阐述了关于这种“象征性利益”的具体内涵归根到底还是“安全”。既然社会状况有既复杂且不安定的一面，人们当然就容易陷入心理不安的状态。政治象征就是利用民众的这种心理，并由象征所显示的“威胁和安全”来激发人们的情感或安抚人们的情绪。
艾德尔曼之所以提高了对政治语词的兴趣，也是其批判性政治认识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