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政治象征理论的开端
一、沃拉斯、李普曼的论述
在政治象征理论的发展脉络中，我们在考察整体政治和政治象征的关系上，应该把梅里亚姆作为政治象征理论的开拓者。但是，如果注意到政治象征的“机能”这一点，先驱者则是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 Wallas）。沃拉斯在其主要著作《政治中的人性》（Human Nature in Politics，1908）中，批评了此前从人的理性出发来解释人的政治行为的观点，明确提出了政治活动中的人的非理性要素。他对象征的最初的考察是从分析人的非理性开始的。沃拉斯首先注意到，在政治活动中最难理解的几个问题是因语言所拥有的特性而带来的。他认为，语言是基于意识同时又能唤起人的感情的东西，所以在合理的推理过程中也会带有非理性成分。
政治活动中的人之所以会受到非理性的控制，是可以从语言的特性里找到原因的。
此外，沃拉斯的观点还对后来梅里亚姆把政治象征理论体系化有所启发。即梅里亚姆对以国名、国歌、货币等为代表的政治象征的阐发，借鉴了沃拉斯“基于习惯性联想的具有完全非逻辑性效果”的观点。特别是这种借鉴是以政党对象征运用为题材的，且被政党的具体的实际所验证。同时，他认为政党失去支持的原因，也是因为政党所用的象征在人们的潜意识中所产生的消极作用所致。而且，对于政党所用的象征，政治家尽量赋予最大可能的多重含义，从中可以看出政治家为了提高政治象征的弹性所做的努力。
沃拉斯的大弟子李普曼（Walter Lippmann）也在其代表作《舆论学》（Public Opinion，1922）一书中论述了政治象征和政治导向的关系。他认为语言象征具有“魔力”效果。因为语言的含义原本就具有很大弹性，所以，一旦政治语言的含义由有某种权威的领导者解释被确定，必会对人们的判断给予重要影响，这就是所谓的“魔力”论的要旨。另外，李普曼还论述了政治领导者通过对语言的灵活运用并提出象征化的政治口号的原因，其实是领导者企图以唤起民众感情来确保对自己忠诚，这种现象在古代专制国家和现代大众社会中都有明显反映。因而，成功的领导者都十分热衷于“不但组织自己的追随者而且也十分热衷于象征的创造”。
沃拉斯和李普曼对政治传播和政治象征的应用论述并不多，在仅有的论述中，他们也不问象征应用的善与恶，而只是指出其存在的政治意义。李普曼指出：“如果把象征完全看成是坏的手段是不客观的。虽然在学术和思维领域，象征被视为变化无常的情绪性东西。但是，在行为世界里，象征也能够给人们带来好处，而且有时也是必要的东西。”沃拉斯和李普曼对政治象征理论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二、梅里亚姆的《政治权力》和《政治系统》
梅里亚姆作为现代政治学的开创者广为人知，他利用统计调查方法对城市政治运行过程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创立了经验性的现代政治学。不仅如此，梅里亚姆在《政治权力》（Political Power，1934）和《政治系统》（Systematic Politics，1945）两本著作中，运用统计学和心理学方法来理解人的政治行为，并提出了政治分析的新方法，认为政治现象是“深深贯穿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习惯和文化的产物”。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看，这种观点直抵传播学本质，大大推进了当时十分兴盛的宣传学研究的理论深度。而把人与人之间的政治性关系作为“唤起意义”的象征（含语言），也接近了意义体系的政治文化原点，从而使新的政治理论的发展成为可能。梅里亚姆关于权力研究的开拓意义即在于此。他的权力论不只是停留在对政治权力的现实分析上，而且在政治学研究中引入了文化学、人类学的方法，从而深化了政治学研究。
关于政治象征的主要阐述是在《政治权力》一书的第四章。这里要解决的是如何维护权力的持续合法性问题。梅里亚姆虽然认同权力的维系是以暴力为后盾的，但同时也指出了暴力手段是权力结构中被称为“里”的一个侧面，只能在非常状态时才可以使用。相反，利用政治象征来维护权力被称为“表”的方法，这才是维护权力的日常性方法。的确，不管是什么性质的权力，单凭以物理性的强制力是无法巩固的。强制性的力量在带来敌对意识和不满等消极性后果方面，还可能会动摇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因此，明确权力结构中政治象征所发挥的恰当作用是十分重要的。政治象征大多是以美好的东西来激发人们的感情，其中的非理性感情因素有可能成为“强化含有权力关系的心理崇拜的要素”。
那么，政治性象征具有哪些具体的功能呢？《政治权力》第四章中指出了以下几点：（1）隐蔽权力的暴力性侧面；（2）形成权力认同（象征具有把政治权力和担当权力的个人的印象刻入人心里的效果）；（3）形成对权力集团的赞美；（4）赋予个人以满足感（象征是以与其相关的事物而赋予人们的一体感，从而能给个人以心理上的满足感）。在这里，梅里亚姆意识到政治象征的效应主要是作用于人的感情。换言之，注意到政治世界本身就是由非常感性的给与取（give and take）这种方式组成的。梅里亚姆提出了当人们从人生的艰辛和无助中对自己的生存状态感到迷茫的时候，可能给自己带来光明的政治象征便容易受到欢迎的看法。另外，他还叙述了人们之所以热衷于参加群众运动，是因为群众运动能给人们带来某种心理满足感。
而这种心理满足所提供的东西，正是对某种权力的承认和赞美。
当然，如果能给民众带来经济利益的话，也会赢得大众的支持。在维护政治权力合法性方面被视为理想状况的情景是，在“给予实质性的利益的同时，能够引起人们对当权者显而易见的非实用性动机的比较广泛的关注”。也就是说，通过利益机制和象征意义两种途径来获得权力的合法化。但这两者很难说孰优孰劣或何者更优。以象征凝聚人心和以利益凝聚人心二者的强度是没有可比性的。对于权力者来说，运用象征来赢得大众的感情成为越来越必要的手段。即使在以利益使权力合法化成为可能时也仍需要使用象征意义，而当以利益维护权力的合法性发生困难时，更需要以象征作为巩固权力的手段。
梅里亚姆在《政治权力》中，还使用了著名的“感性政治（miranda）”和“理性政治（kuledenda）”这两个词语，把政治象征分为两种类型。所谓感性政治，就是为了维护权力而使用的感性的、非理性的“应使人激动的东西”。即通过某些象征和仪式，调动人们的感情和情绪来维护权力。所谓理性政治，就是诉诸合理且明智的“使人可以信仰的东西”。即通过理论和符合实际的意识形态等来获得人们对权力的基于理性的支持。梅里亚姆列举当时有关感性政治的具体例子，即“纪念日及应该被人们记忆的时代、公共场所或纪念碑等建筑物，音乐和歌曲、旗帜、装饰品、塑像、制服等等艺术性设计，故事和历史、精心组织的仪式，以及游行、演讲、音乐等等的大众性示威活动”。关于理性政治，书中阐述了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神话等概念。
对政治象征的重要性强调，在梅里亚姆的政治学著作《政治系统》中也有明确的阐述。在书中，他指出政治象征的运用是从“父权和王权时代开始”，“经过数百年而展开，事实上延伸到我们的当代”。早期的大部分研究者认为象征多基于权威并具有传统统治的特征，而在现代社会则降低了其重要性。但梅里亚姆指出，即使是在摈弃了绝对权力的现代社会，象征的重要性也“几乎毫不减弱的保留下来”。梅里亚姆对其《政治权力》一书中被看作维护政治权力手段的政治象征，在《政治系统》一书中也被视为是对于政治运营（governing）的不可缺少的手段之一。
梅里亚姆认为政治运营的手段有以下六种：（1）习惯；（2）暴力；（3）象征化和仪式化；（4）合理的同意和参加；（5）战略；（6）统率力。梅里亚姆阐述了现代政治统率力的特征是，重视运用象征的能力（command of symbolism）和重视运用组织的能力（facility in organization）这两种能力。而且关于政治领袖的性格，特别是政治领袖的表现能力和勇气等的被象征化也是非常重要的。梅里亚姆把政治领袖的超凡魅力视为“以代表他人的愿望而成为象征的行为”。梅里亚姆注意到，所谓政治领袖，就是演出自己的存在，即通过把自己象征化而立足于与人们之间交流的存在之中。
此外，在《政治系统》中，梅里亚姆把往往被人们视而不见的一些具体事例分为象征和仪式两种类型，然后对这两种类型进行更细的分类。他把与政治象征相关的事物又分为六种：（1）音乐；（2）旗帜；（3）国家公务员的制服；（4）建筑物；（5）政治英雄；（6）道路和公共场所。而且，梅里亚姆注意到，不管何种象征，都在军队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如军队中的军旗、军服、军歌、军号、战斗英雄等。因为军事斗争双方对垒的激烈和残酷，所以用来鼓舞士气的象征就要更加鲜明有力。虽然“斗争”这个词语是政治传播的基本动机，但梅里亚姆也指出，不管是关于政治传播的语义学，还是非语言性传播手段的政治象征，“斗争语义学”在和平时代同样适用。
梅里亚姆之所以研究政治象征，是因为政治象征已成为政治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传媒工具。政治象征具有实现政治领袖与大众之间情感沟通和强化感情联络的重要功能。这种观点提供了对政治整体性理解的崭新视角，同时也宣示了在政治学中对政治传播的理解是不可缺少的。但另一方面，梅里亚姆的研究太过于偏重宏观。要实证性地揭示政治传播的重要性的话，我们还应把政治运营中的传播交流行为限定在语言行为的范围之内，从微观视野中对其进行进一步分析。在这一方面，梅里亚姆的大弟子拉斯韦尔基于此一维度的政治语言研究，推进了对政治象征分析的进一步深入，催生了现代政治传播学的诞生。
第三节 政治象征理论的发展
一、拉斯韦尔与语言政治研究
拉斯韦尔是政治传播研究的开创性学者。在传播学史上，他第一次比较详细、科学地分解了传播的过程，拉斯韦尔的“五W”模式使传播研究的细化、深化成为可能。拉斯韦尔也是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创始人之一，他试图用精神病理学原理来分析各种类型的政治领袖的人格特征。拉斯韦尔1918年进入芝加哥大学学习，本科毕业后继续在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1926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27～1938年在芝加哥大学教授政治学。此后，他来到华盛顿，对二战中以政府机关等为主的政治传播进行了实证性研究。例如对二战中各国的新闻报道和时政评论进行研究等。1947年拉斯韦尔应邀来到耶鲁大学，在那里执教长达26年。
芝加哥时代的拉斯韦尔以宣传分析和精神分析的视角来研究政治人格为学术旨趣，在其近40部著作之中，其第二、第三部著作《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propaganda Technique in WarⅠ，1927）和《精神病理学和政治》分别为两个不同研究课题的代表作。作为政治传播的实证性研究的著作《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是拉斯韦尔提交给导师梅里亚姆的博士论文。
“Propaganda”这个词多被译成宣传，其原本是指对特定集团所精心策划的对人们政治态度的操纵。在强调宣传的政治功能上，其含义虽然与操纵舆论和政治洗脑相似，但是政治宣传活动却并不同于大众传播时代的政治广告。拉斯韦尔所关注的是，政治宣传在战争中与军事压力和经济压力同时成为战争的主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