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佳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种形态的娱乐节目大面积进入观众的视野，它们传播快乐，制造笑声，成为各电视台增加收视、扩大影响的重要手段。但是，娱乐节目也因浮躁、雷同而遭人诟病。娱乐节目主持人是娱乐节目最重要的创作主体。一方面，是观众娱乐的需求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对娱乐节目主持人的批评从未间断。面对收视率的竞争和社会批评的压力，娱乐节目主持人往往陷入两难：是坚决保“收视”，还是坚决反“三俗”？二者必然矛盾吗？适合中国国情的“绿色娱乐”之路在哪里？
我国电视娱乐节目历经了20多年的高速成长，无论是受到追捧还是遭人诟病，它总与社会生活相互辉映，在喧嚣中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传媒生态理论主张在宏观社会语境中考量媒介传播中的具体问题，媒介的社会功能即是这一领域中的重要问题。传播学认为，媒介的社会功能可以从正负两个方面来看。借鉴这一研究方法，本文拟从社会功能的角度探讨电视娱乐节目，希望为娱乐节目主持人提供一个别样的思路来探索节目主持业务。
一、电视娱乐节目正面的社会功能
（一）提供多种替代性的满足感，给个体缓压
游戏娱乐是人的天性，人们需要轻松和娱乐，以形成对工作劳动的调剂和补偿，并在二者的良好协调中完成生存的整体需求，娱乐游戏也因此成为社会发展的润滑剂。现代社会，人们的压力更大了，更需要减压、缓释、转换、调剂，获得轻松感。电视娱乐节目制造欢笑与轻松，收看电视娱乐节目就成为现代社会中最方便获得上述需求的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娱乐节目起着大众心理按摩的作用，让人忘却真实的生活，进入虚幻空间，获得暂时的轻松并消除压力。
1.笑与颠覆
人们何以发笑，何以快乐？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说：“在一切引起活泼的感动人的大笑里，必须有某种荒谬悖理的东西存在着。”叔本华说：“笑的产生每次都是由于突然发现这客体和概念两者不相吻合。”黑格尔则认为，任何事物，只要目的与手段、本质与现象、预想与实际产生了矛盾和不相称，让人看出名实不符、意图落空，总是可笑的。他们的表述虽然角度不同，但大体都涉及了一个现象，那就是笑产生于某种不和谐、不统一、不协调、不合常理、乖谬等现象。基于上述理论，我们不难理解，娱乐节目中的“搞笑”就是旨在制造意料之外的不合理或乖谬，从而产生笑声。例如，《我爱记歌词》中的主要笑点是选手因记不对歌词而只好随口胡编乱唱；《越策越开心》中主持人和嘉宾总是在“有话不好好说”的过程中不断制造笑料。它们共同的作用是：让人从日常秩序的挤压中获得暂时的解放，得到颠覆的幻觉和快感，获得平衡与轻松。
这种平衡与轻松增加了人们的快乐指数，使社会个体得以休憩，并在第二天重新进入秩序的包裹和挤压中。对一个社会来说，正常的秩序因此得以被继续维持。娱乐节目所提供的颠覆幻觉替代性地满足了人们的颠覆欲望，也就消解了可能颠覆秩序的真正力量。由此可见，虽然人们反复强调娱乐就是轻松愉快，娱乐节目并不承载宏大使命，但“及时行乐”的背后确有调适大众心理平衡并维护社会既定秩序的功能。
2.相对优越感
除了替代性的颠覆感之外，娱乐节目还为观众提供相对优越感。优越感是在比较中获得的。在真实生活中，很多人勤奋工作、大笔消费的主要动机之一就是希冀在和他人的比较中获得优越感。娱乐节目则让人毫不费力就能体会到相对的优越感。在博彩益智类节目中，当一个答案显而易见的题目难倒了节目中的参赛者时，观众的优越感就建立起来了。在美国广受欢迎的电视娱乐节目《你比五年级小学生聪明吗》中，喜剧演员出身的主持人杰夫·福克斯沃斯对表现差的选手直言不讳，冷嘲热讽，并让他们面对镜头承认自己“比小学生蠢”，就迎合了观众的这种心理。在选秀节目的海选阶段，观众听到比自己更差劲的歌喉和比自己更不知所措的表演，看到选秀节目中的各种洋相，观众再次获得优越感。
3.虚幻的英雄感和成就感
与优越感相反的是一种虚幻的英雄感或成就感的获得。与前者不同的是，它不通过贬低节目中的角色来达到自身情绪或情感的满足，相反，它通过将角色转化为自己、将自己等同于角色来达到体会英雄感和成就感的目的。娱乐节目的现场总有举着“支持某某”海报的观众，他们被称作“粉丝团”或“亲友团”。电视机前的观众也很可能暗暗站在了场上某方的一边，部分地将自己和场上角色进行了置换，完成了角色认同的过程。这样，观众在收看娱乐节目时，不仅常游离于外，以旁观者的姿态看待节目中的一切，也时常投入其中，站在某个节目参与者的角度与之共同体验游戏过程。当这些人物在游戏中胜出时，观众也就在恍惚中体验了某种虚幻的英雄感和成就感。
尽管从电视娱乐节目中获得的相对优越感和英雄感、成就感与观众的生活毫不相干，是虚幻的，但观众却通过这些感受让某些阴暗心理得以释放，获得一份精神慰藉和替代性满足。
（二）调和社会关系
“去中心化”是后现代主义的重要概念。在当代社会，博客就是典型的去中心化成果。通过博客，边缘人物、普通人物有机会成为公众人物，和精英人物、著名人物分享话语权，其积极意义在于调和现代社会中的权力结构和社会关系。
电视娱乐节目也具有类似的解构和调节效应，不过一切都在戏谑中进行。《非常6+1》和《星光大道》将普通人打造成熠熠生辉的明星，农民马广福、刘仁喜与吕继宏、王宏伟两位歌唱家在2009年春晚同台演出。根据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提出的“社会地位赋予功能”，当电视传播将注意力集中到这些草根人物上时，他们随即获得很高的知名度和社会地位，“边缘”与“中心”的既定关系得到调节。上述节目的成功和《超级女声》、《中国达人》的轰动都说明整个社会对权威解构的潜在渴望和对社会关系平等化调节的需求。
电视传播对市场需求的嗅觉的确敏锐，在娱乐节目把草根变明星的同时，也在尝试反着来——把明星和精英变成一般人，而且越一般越好。在东方卫视的《舞林大会》上，大牌明星们也要像参加海选的普通人一样经受评委点评、观众投票、无情的淘汰和现场PK。绰号“灭绝师太”的舞蹈专业评委对明星们的表现一视同仁，颇为苛刻。在这里，精英人物被“脱冕”，偶像回归普通人。东方卫视的另一个节目《波士堂》也秉承着这样的思路，是个以财经人物为嘉宾的娱乐节目。节目中，青岛啤酒集团总裁金志国打起快板，盛大网络CEO唐骏吹起萨克斯，太平洋建设集团董事长严介耍着30公斤重的大石锁。草根变明星，明星变草根，当普通人的事儿成了大事儿，当精英那点儿事儿变得越来越“也就那么回事儿”时，社会各界的生活方式拉近了，群体之间的分享更加频繁和紧密，由此，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润滑。当然，“去中心化”润滑社会关系的同时也给草根大众带来了心理上的舒畅感，而给明星和精英带来的则可能是更实在的利益，明星们通过参加娱乐节目维持自己的人气和市场。波士堂的嘉宾们都清楚，对于企业来说，没有比这样的宣传成本更低、更有效的了。他们已经熟知什么时候该坦诚面对，什么时候该避重就轻，什么时候该放手一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