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家的怡情养生之道
所以任物者谓之心，心有所忆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志，因志而存变谓之思，因思而远慕谓之虑，因虑而处物谓之智。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
——《黄帝内经》
博览群书，汲取精神营养
高尔基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作为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皇帝，要能够博览群书，从历代统治者的升降沉浮和国家的兴衰荣辱中汲取经验教训，对内政外交做出理性的判断和选择，从而顺应社会和自然变化的规律，是他们帝业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
中国历史上最爱读书并且能做到学以致用的皇帝，莫过于清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身为满族人，玄烨既要学习满族文字和骑射技能，继承满族老祖宗的传统文化，又要研修汉字汉文和儒家经典，适应大清王朝天下一统的需要。玄烨五岁开始读书，并且“早夜诵读，无问寒暑，惟有读书作字而已。”他读“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八岁登极之后，愈加勤奋，曾因刻苦攻读而咯血。他说：“朕自五龄，即知读书。八龄践祚，辄以《学》《庸》训诂。询之左右，求得大意，而后愉快。日所读书，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反复探索，必心与理会，不使纤毫捍格，实觉义理悦心，故乐此不疲耳！”
康熙帝认为，读书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认识，明辨是非，更好地治国安民。他说：读书是为了“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以治国、平天下。他在出巡途中，谈《周易》，览《尚书》，读《左传》，诵《诗经》，赋诗著文，日以为常，自首之年，手不释卷。他组织编纂了著名的《清文鉴》《康熙字典》《全唐诗》等巨著，还自著了长达176卷的诗文集《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
康熙不仅精通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还爱钻研数学、化学、医学、天文学、地理学、音韵学、解剖学等自然科学。他从少年时就感到，要做一个明君，不能不学习和掌握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他曾无不感慨地说：“汤若望于午门外九卿前，当面睹测日影，奈九卿中，无一知其法者。朕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康熙在宫中从耶稣教会士修研数学、化学、医学等自然科学。耶稣会士张诚、白晋等将《几何原本》译成满文，在内廷教习，皇帝康熙的学业令人惊叹不已，著有满汉文合璧的《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他还亲自动手演算习题、做实验。至今，故宫博物院还保存着康熙帝演算数学题时所用的桌子和文具。
基于对自然科学的重视，康熙帝还开辟了让西洋人在朝廷做官的先例。他任耶稣会成员南怀仁为钦天监监正。从此，西洋人担任钦天监监正、监副者相继不绝？他让南怀仁等制造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地平经仪、地平纬仪、纪限仪、天体仪，并绘图立说，著《灵台仪象志》。他命法国传教士白晋到欧洲约聘科技之士。后来，白晋用法文撰写了《康熙帝传》，在欧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使欧洲人对中国有了较多的了解和认识。樊守义到欧洲留学，撰写了《身见录》，回到北京后，康熙帝亲自召见他，向他了解西方的情况。
康熙帝命人编纂了《律历渊源》，编绘了《皇舆全览书》，并自著科学文集《几暇格物编》。作为一个封建皇帝，能够如此重视西方自然科学，并有如此深的造诣，这在中外历史上都十分罕见。总之，康熙帝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惟一了解西方文明、尊重科学精神的一个皇帝，他打开了一扇了解西方文化的窗口。
康熙帝对医学的重视和了解，本书将在后面的有关章节中另行叙述。
乾隆帝受其皇祖父康熙帝的教育和熏陶，也堪称是一个博览群书、博采众长的皇帝。清史专家阎崇年在《清朝皇帝列传》中指出，博学多才的乾隆帝，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而且是～位非凡的文学家、语言学家、诗人和学者。作为满人，他不仅精通新、老满族文字，而且还懂汉、蒙、藏、维等多种语言文字。他在接见蒙古王公时，欣然用蒙古语同他们对话，显得格外亲切。他在平定准噶尔期间，先后接见萨喇勒和阿睦尔撒纳等人时，都用一口流利的蒙古语同他们交谈。他对大臣们说：“凡有谕旨兼蒙古文者，必经朕亲加改正，方可颁发。以理番院所拟原稿，示蒙古王公多不能解。缘翻译人员，未能谙习蒙古语，就虚文实字敷衍成篇，遂致不相吻合。”可见他的蒙古文水平之高，高过了理番院的蒙古文专门人员。
乾隆还用藏语同班禅额尔德尼谈过话。
乾隆帝70大寿时，六世班禅不远万里长途跋涉，从西藏拉萨到承德避暑山庄朝见乾隆皇帝。乾隆用藏语与他细论藏文经典。原来，他从16岁就开始诵习蒙古及藏文经典，长达五十余年。他精通世故语文和佛教经典，章嘉呼图克图大师受命翻译《大藏经》时，都要经过乾隆逐字逐句的裁定。他会维吾尔族语，不用带翻译就能阅读维吾尔文字并直接同维吾尔人交谈。他会维吾尔语，对用兵新疆起了很大作用。掌握满、汉、蒙、藏、维五种语言文字，对一个日理万机的皇帝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
乾隆帝在书法、绘画、诗文方面，也出手不凡，颇有造诣，不愧是一个难得的天才。他的这些特长和爱好，本书将在后面有关章节述及。
赋诗言志，抒发胸臆
历史上不少皇帝擅长吟诗作画，抒发豪情壮志。
大家知道，汉高祖刘邦以及楚霸王项羽，都曾留下过千古名句。刘邦名作当属《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诗的背景是，沛县小吏刘邦在秦代末年参加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陈胜、吴广死后，他和项羽领导的起义军继续战斗，推翻了秦王朝的统治。秦亡以后，他先后消灭与他争雄的项羽及其他割据势力，重新完成了统一大业。这是他衣锦还乡时写的一首感怀诗。项羽的名诗是《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其诗写的是他在垓下被刘邦的汉军重重包围，不得不演出一场“霸王别姬”的历史悲剧。刘、项二人的诗虽然不多见，但仅有的这两首，都堪称诗歌史上的杰作。
三国时期的魏武帝曹操，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且是一位出类拔萃的诗人、文学家。
《魏书》说曹操“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才力绝人，手射飞鸟，射禽猛兽，尝于南皮一射雉获六十三头。及造作宫室，缮治器械，无不为之法则，皆尽其意。”由此可见，这位善于权数的兵家，是何等地多才多艺！“横槊赋诗，盖一世之雄也。”
曹操虽是武将出身，但他同他的儿子曹植、曹丕却因杰出的诗词歌赋，而成为建安文学的领袖人物。熟悉中国文学史的人都知道，建安文学是以曹氏父子为中心，周围聚集了许多著名文人而形成的文化潮流，如被称为“建安七子”的孔融、王粲、刘桢、陈琳、阮踽、应场、徐干等。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都是汉末军阀混战的经历者，他们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有较深的了解和感受；同时，自己也有“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因此，他们常常登高而赋，慷慨悲歌，吐露他们希望“建功立业”、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留下了《蒿里行》《短歌行》《苦寒行》以及《燕歌行》《洛神赋》等千古名篇，强壮了“建安风骨”。一代伟人毛泽东在他的《浪淘沙·北戴河》一词中写道：“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即源于曹操的名诗《步出夏门行》。
曹操的儿子曹丕、曹植，都是留名史册的大诗人。曹丕为曹操次子。曹操死后，他继承曹操的官职和爵位，封为丞相、魏王。公元220年冬，自立为大魏皇帝。他当了七年皇帝，在军事、政治上建树不大，但在文学史上有一席之地。他的诗留传至今的有四十多首，其中的《燕歌行》，描写一个无助的女子在深秋月夜，遥望一河相隔的牵牛织女，怀念远出不归的丈夫。其诗感情委婉真挚，语言秀丽简洁，情景交融，是我国现存文学作品中最早的一首完整的七言诗。他的《典论·论文》，是我国年代较早的一篇文学批评，对后世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发展都有积极的影响。
曹丕同父异母的弟弟曹植，则是建安文学成就最高、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他的辞赋，是屈原《离骚》精神的直接继承。他那首脍炙人口的《洛神赋》，以浪漫主义的手法，通过梦幻的境界，描写一个神人相恋，无从结合，终于含恨分离的故事。由于艺术水平极高，成为建安文学的代表之作。但他在文学上的最高成就还是诗歌，保存下来的有九十多首。他的诗继承了《诗经》《楚辞》的优良传统，在学习乐府民歌和古诗的基础上，对五言诗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放牛娃出身的明朝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是从草莽中走出的“真龙天子”。虽然因家庭贫寒，未受过文化启蒙和教育，但特殊的经历，坚强的意志，超人的毅力，也使他成了一个诗人。在皇觉寺当和尚时，这个不安分的青年人开始认字，先是修研简单的佛教经文，继而与他朋友共同研读《史记》《礼记》等经典，很快提高了文化水平。他还爱上了历代名人的名诗佳句，经常吟诵，并且自己也学着写作诗词、歌赋及散文，以表达自己的心境和抱负。在胡士萼点校的《明太祖集》一书中，就录入了朱元璋创作的诗、词等114首。从文学的角度看，这些诗词也许粗糙了点，但它充分表达了这位农民皇帝热爱自然、寄情山水、豁达开朗、积极上进的胸怀。在《春日钟山行》一诗中，他写道：“我爱山松好，云理常不老”，最后两句是“山清水清我亦清，有秋足我是民宝”。这样的诗虽谈不上精彩，但它表达了朱元璋并非简单地陶醉于自然，而是想为民众做些事情的抱负。总而言之，这位农民皇帝的诗作，感情朴素真挚，富有强烈的个性。
朱元璋之所以能成为一个“诗人皇帝”，除了极其特殊的人生经历外，还因为他特别喜欢读书。在艰苦卓绝的争夺战中，这个放牛娃出身的人深感知识的极端重要，便主动网罗了冯胜、陶安、刘基、朱升等一批有识之士，给予他们很高的待遇。受这些儒雅之士的耳濡目染，在文化上先天不足的朱元璋读起书来简直是废寝忘食，乐以忘忧，即使在打仗的间隙也不忘读书。
做了皇帝后，他读书的兴致更浓，特意命人在奉天门建文渊阁，收藏诸子百家之作，设置若干名大学士，自己经常抽空去那里，“命诸儒讲经史，躬自批阅，终日忘倦”。他特别喜欢读史书，尤其重视历代兴亡的经验教训，时常引以为戒。一些文人赞扬他说：“太祖高皇帝在军中喜阅经史，操笔成文，雄浑如玄化自然”。朱元璋自己也颇为得意地说：“我起草野，未尝师授，然读书成文，涣然理顺，岂非天生耶？”
朱元璋的儿子、明成祖朱棣，也像乃父一样，是一个手不释卷、重视历史文化事业的皇帝，其功不亚于历代名君，因而死后被谥为“文皇帝”。朱棣君临天下后，迁都北京，疏通了大运河，派遣郑和六下西洋，并且尊儒纳士，广罗人才，编纂了举世闻名的《永乐大典》。《永乐大典》长达22877卷，字数达3亿7000多万，内容包括了经、史、子、集、百家、天文、地理、阴阳、医、卜、僧、道、戏剧、小说、技艺诸项，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类书。
在中国历代皇帝中，最爱写诗而且写得最多的，莫过于清朝的乾隆帝——爱新觉罗·弘历。他的御制诗集，在25岁登极前，就有《乐善堂全集》，禅位后有《御制诗余集》，凡750首。在位60年间，尽管曰理万机，仍笔耕不辍，写御制诗5集，收诗41800首。他说：“几务之暇，无他可娱，往往作诗。”又说：“每天余时，或作书，或作画，而作诗最为常事。每天必作数首。”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的一天，他乘船畅游颐和园昆明湖，“舟行十里诗八首，却未曾消四刻时”。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他驻跸北京香山，五日之间竟作诗67首！真是“放舟览景，俄顷之间，得诗数首。”可见作诗是他业余生活的一部分。据历史学家统计，乾隆一生作诗的数量超过了唐代的白居易和宋代的陆游。有唐一代，出了2200多位著名的诗人，其作品集《全唐诗》，才48000多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