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大体上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实行，到20世纪30年代，随着西方工业化国家经济大危机的爆发而彻底宣告结束。这种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特点是：市场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自发地对生产进行调节，而且是经济生活中唯一的调节手段。国家对市场行为几乎不干预，在经济生活中只充当“守夜人”的角色。概而言之，就是完全市场调节和国家近零干预混合而成的经济体制。这种市场经济体制的积极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即能够对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充分发挥生产者的积极性，促进科技较快的发展并迅速转化为生产力，社会经济发展速度较快。正因为其经济效率很高，所以西方工业化国家在100多年的时间里创造了生存性社会发展阶段所无法与之相比的物质财富。但是，随着经济和生产社会化的不断发展，这种完全由市场机制调节经济运行的体制逐渐暴露出它的局限性和缺陷。其主要表现为：市场机制下必然存在竞争，竞争又产生垄断，但垄断反过来约束了市场调节作用的发挥，使得社会资源并不能得到有效的配置。市场机制由于本身无法对社会分配和再分配进行调节，因而在收入分配方面造成大量的不平等，乃至两极分化。
同时，市场机制对生产的调节具有自发性、盲目性。由于机械化大生产的能力趋于无限性，当众多竞争的市场主体依据市场信号把资源配置到同一生产后，就必然突破生产的上限，形成普遍的生产过剩，导致生产和消费在市场范围内不平衡，或者说供给和需求不平衡，结果是产生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和危机。由于缺乏国家宏观调控，市场经济体制又只能通过经济危机这种极端的市场调节形式来实现下一轮供求总量的平衡，或者说使生产和消费回归平衡。（这里顺便说一句，在人力小生产下，由于生产能力有限，以及自给自足性，生产和消费基本上可以持平。当生产下降到临界点后，生产和消费就急剧失去平衡，这是生产不足引发的不平衡，与机械化大生产的不平衡恰好相反。结果是引发整个社会的大动荡，从而为再次调节生产和消费的平衡作了铺垫）这些缺陷，特别是19世纪几乎每隔10年发生一次的经济危机都在告诫世人有必要改革这种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而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则从根本上动摇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体制的神圣地位，也标志着国家干预和调节开始进入经济生活，从而确立起新的有国家宏观管理的市场经济体制，也即国家干预结合市场调节形成的经济体制。
这种国家宏观管理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在凯恩斯理论的指导下建立的。凯恩斯理论主张抛弃自由放任的政策，开国家干预经济理论之先河。“它承认市场调节机制作用的局限性，主张采用需求调节，即通过扩大或缩小财政支出的财政政策，松紧交替的货币政策以及对工资、物价进行调控的收入政策来调节社会需求，以达到干预经济周期，减少经济波动，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工业化国家在凯恩斯理论的指导下，纷纷确立了国家干预和调节经济的体制。其主要表现为：一是发展国有经济。建立国有企业，以此稳定产业基础、优化经济结构和减缓经济周期波动。二是推行经济计划化。其中以日本、法国和意大利最为典型。这些国家不仅组建了专门制订计划和负责实施的机构，而且还制定了国家中长期经济发展计划和战略目标。三是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产业政策。如干预经济的财政政策主要就是通过增减政府支出来调节经济活动。此外，推行社会福利制度，使社会福利享有面遍及全体公民。这也成为国家调控经济和调和社会矛盾的重要手段。总之，凯恩斯主义的实施和国家干预体制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效应：①为市场竞争的正常运行创造了有序条件，如法治、管制和适当的计划等；②通过社会福利保障等调节了社会分配，有利于缓和由市场经济所产生的社会矛盾；③在一定条件和范围内有利于高效配置资源等。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它使西方工业化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多年时间里实现了经济的高速、持续增长，特别是日本等国家的飞跃发展，还创造了西方经济发展史上少有的“奇迹”。
但是，国家干预主义也存在着诸如资源配置效率降低等负面效应。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国家干预遇到的巨大障碍就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遭遇了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发的困境，即出现了“滞涨”现象。而面对经济的“滞涨”，凯恩斯主义一筹莫展，应对乏力。于是，货币主义、供应学派等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应运而生。货币主义和供应学派在理论上与凯恩斯主义相对，并竭力复活经济放任主义。货币主义认为政府只要执行单一的货币政策，尽量避免国家干预，就可医治通货膨胀。供应学派则主张提高供给，降低税率，以此促进私人部门投资的增加，促进经济的增长。但是，事实上，货币主义强调稳定货币供应量，也就是通过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而供应学派主张减少税收和公共开支，也就强调了国家财政政策的作用。在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的实践中，也只是改变了原先干预的范围、程度和方式，并没有完全反对国家干预和调节经济生活。也就是说，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供应学派的这次转变并没有动摇国家宏观调控的地位。这种新的国家干预经济的形式取得了积极的成效，较好地消除了经济的“滞涨”现象，即扭转了长期以来的通货膨胀问题，提高了经济增长率。
以上描述了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一般情况，不过，在实行国家宏观管理的市场经济体制后，由于西方工业化发达国家的国情不同、社会历史文化不同，使得市场机制和国家干预结合的范围、程度和方式表现得并不一样，呈现出不同的运行模式。这些模式在各国都发挥着自己的作用，推动着经济的增长。
美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在西方工业化发达国家是最为典型的。这不仅是因为它较完整地经历了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两个阶段，即经历了从自由放任市场体制到国家干预经济的转变和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供应学派的转变，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国家调控市场经济的机制。在这种模式下，私营部门是经济生活中的主体，占据了经营性部门的四分之三；而且私人垄断资本实力强大，像前面所述的那些美国金融资本掌控着国家经济命脉。这一特点对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主要表现为：一方面，以反垄断法规和措施为抓手，保护竞争，抑制垄断，有效地维护了市场机制的运作。另一方面，制定实施宏观经济政策，并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不同组合，以此促进经济运行的稳定。英国的市场经济运行类似于美国，最大的不同是通过所有制的变更——时而国有化，时而私有化来干预和调节市场经济。
德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也是较为典型的，它强调自由市场原则和社会平等原则的结合。这种模式一方面充分发挥自由竞争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对市场机制可以调节的地方国家不进行干预，确保经济有较大的活力和较高的效率；另一方面政府通过立法和宏观经济政策对市场机制进行必要的干预，同时，建立有效的联邦银行调控体系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以此避免市场经济的弊端，确保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稳定。这种模式或许可以用这样一个公式表示：市场经济＋国家干预＋社会保障。
法国和日本的市场经济体制都强调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组合，但两者区别也是明显的。
法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特点是，国家拥有规模庞大的国有部门，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较高。借助于国有经济，使计划成为国家干预经济的主要手段之一。这种计划的特点是：通过实施经济计划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整体干预，而不是局限于某一具体的行业、企业。经济计划通过政府和“社会伙伴”共同协商来制定和执行，以此扩大计划的社会基础，确保计划顺利实施。计划是指示性的，不是指令性的；有中期、短期计划，而且在执行过程中可以对计划进行修正，以增强计划的实效性。国家建立中央集中的市场调查制度，汇集各种生产和消费信息，预测经济未来发展前景，以此服务于企业的生产。
日本的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特点是：与欧美企业以自然人的私人持股为主不同，日本企业主要是法人持股。这使得日本经济活动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企业集团。其次，日本政府宏观管理经济的一大特色是制订和实施经济计划。这些计划基本上是指示、预测性的，不具有法律或行政上的约束力，但有着强有力的诱导性。这一方面是因为计划中表明政府的政策走向和预测指标，对企业界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另一方面经济计划是以强有力的行政和经济手段为基础的，也即政府对企业实行“行政指导”，以及用财政补助金、低息贷款等经济手段保证计划目标的实现。最后，政府根据不同时期的要求制定不同的产业政策，给予有前途的重要产业以各种政策和资源优惠。这是日本政府干预经济的另一大特色。
第三节思想自由
在古代社会，也曾出现过短暂的思想自由局面。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言：“看来要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时期内和在公元前800至200年的精神过程中，找到这个历史轴心。正是在那里，我们同最深刻的历史分界线相遇……最不平常的事件都集中在这一时期。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像中国一样，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探究了一直到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派和虚无主义的全部范围的哲学可能性。伊朗的琐罗亚斯德传授一种挑战性的观点，认为人世生活就是一场善与恶的斗争。在巴勒斯坦，从以利亚经由以赛亚和耶利米到以赛亚第二，先知们纷纷涌现。希腊贤哲如云，其中有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许多悲剧作者，以及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在这数世纪内，这些名字所包含的一切，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发展起来。”虽然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是就世界文明而言的，但它也说明了历史上出现过思想自由局面。而且，这一时期出现的思想自由的局面大多发生在社会大变革时代，如“轴心时代”在中国的年代是在春秋战国，在印度则是其列国时代。
由于社会处在大变革时期，知识分子可以自由而不受束缚地思考各种问题，提出不同的思想与学说，社会并不对此加以限制和禁锢。但是，当社会完成变革，进入新的社会常态，加之统治者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思想自由就被禁锢，就出现了思想的一元化。“轴心时代”以后，世界各国再也没有发生什么社会变革，统治者又竭力压制新思想，社会思想日益僵化，并始终处于一元化思想的统治之下。
到了近现代社会，思想自由再次出现，而且，民主政治不再一统思想，只是通过思想的市场竞争手段来使思想处于自由的状态中。近现代社会思想自由之路是从思想解放运动开始的，每次的思想解放运动都削弱了教会神权以及专制王权对思想控制的力度，推动了思想自由的向前发展，并进而导致了思想的多元化。当历史进入到近代社会，一场破除思想禁锢的运动首先在欧洲悄然发生了。
这就是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始于14世纪后期的意大利，在15、16世纪扩展到西欧其他国家。它打破了基督教神学思想一统欧洲的局面，创立新的思想——人文主义思想。它不仅是一次思想领域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解放运动，而且是通往思想自由之路的新的起点，也是社会思想从一元化走向多元化的起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