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思想教育。这是首先选择，也是普遍思维方式。思想教育的本原含义是扬善止恶。《易·大有》中说：“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中国从来主张是“以教化恶”。思想教育的责任是提倡善的，批判恶的，敢是敢非，止恶扬善。通过教育宣传形成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对善作舆论的有力支持，对恶作舆论的强烈谴责，对人们作正确导向，以强化人们的道德责任心。张子善、刘青山由功臣一变而为罪人，有理由归因于对干部思想教育不足的过失。“文革”中打砸抢掠恶行肆虐，其重要原因是思想教育中善恶忠奸的是非颠倒。严峻的现实是，在商品经济背景下，人们心理失衡，功利心重，各种诱惑太多，因此防恶、拯恶、止恶，对恶的防范、警示与救赎，任务繁重，而这都是思想教育的责任，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依靠思想教育。放弃思想教育的责任，以为思想教育对防恶止恶起不了作用的消极悲观情绪和教育无用论，是不符合事实的，是有害的，事实上这是在推卸自身的责任。
靠社会公正。公正的社会制度是社会公共生活的支配力量，具有很强的抑恶扬善的教育功能。人的理性是制度导向的、制度支撑的。在专制制度下，人的兽性一面不可避免地会发作。而公正的社会制度对人的文明意识有整合作用，可引导人们遵守道德秩序，作出道德的价值取向。假如社会治安状态不好，邪恶横行，其中的一大原因就是社会不公，法纪松弛，导致作恶的代价、风险成本太低。假如人们生活其中的那个社会结构存在不完善问题，或者滞后僵化问题，导致如黑格尔所说的，“有道德的人常常遭受不幸，而不道德的人则往往是幸运的”（《精神现象学》），那么邪恶就会滋生与蔓延。离开制度的支持，道德很难自我支撑，个人的道德自觉难以抵制制度不公的不良影响。经验证明，不在制度完善上下工夫，不在营建社会公正上下决心，其制恶能力与效果都是有限的。全局性的问题应该从整体上去解决。如果社会失去公正，一切思想教育，一切法律制裁，都缺乏说服力。所以，加强法制建设，优化政治文明，改善社会分配制度，强化社会公益事业，创造良好的社会和谐氛围，改善人们的生存环境，净化社会风气，都是抑制邪恶的有效措施。虽然需要逐渐见效，但却是治本的办法、可靠的办法。
靠发展教育。西方人认为“美德即知识”，应该积极认识并努力开发科学文化知识中的道德理性价值。对恶的最好抑制力是科学知识，对人性改善的最好办法是通过教育提升人的科学文化水平，因为科学文化知识的本性是公正，科学文化知识可以改善人们的理性状态，可以减少直觉误差与情绪偏失。人之邪恶的普遍原因是教育的缺失，因此大力发展教育，提升人们的知识水平，也就提升了人们的理性觉悟，提升了人们的文明素质，让人们从根本上摆脱愚昧野蛮的状态。
靠文明规范。社会性的意识与行为靠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外在的规范与约束，这是一种社会理性。如乡规民约等社会文明规范反映了社会大众改善自身生存环境的共同意愿，是一种约定俗成，如果没有这种社会文明规范则“民无所措手足”。在中国古代，“约之以礼”是社会文明建设的重要经验。道德不能没有社会规范的支持，邪恶不能没有社会规范制约。
靠法律制裁。专政机器始终是抑制邪恶的有力工具，具有震慑性力量，制恶必须充分发挥法制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惩恶难以服众，难以保护善良，扶助正气。对破坏性很大的邪恶行为如果不严厉惩治，则是对邪恶的放纵，是对善良的残酷。值得注意的是要有对现实思想问题产生原因的深度认识，更要有解决现实思想问题的耐心，要防止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对抗性矛盾来处理，这非但不能解决好思想问题，反而扩大了思想矛盾。动不动用警察部队去处理人们的思想问题，轻易显示专政机器的威力，会拉大政府与人民的心理距离，结果是离心力越来越大，使解决思想问题的难度加大。这种简单粗暴、急功近利的浮躁心理，从长远看，是不可取的。
靠人文关怀。对社会的冷酷感受往往是人格边缘化的重要原因，人们所受到的心理伤害往往是酝酿作恶犯罪的温床。青少年犯罪中有相当部分就是由于曾经受到内在的心理创伤，而又缺少人文关怀造成的。人感到周围的冷漠与无情往往是造成其思想畸变的原因。无论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都要坚持以人为本，要努力避免对人性的抑制，避免对人心理的伤害，要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帮助人，要关注人的生存状态，要清醒地意识到，社会生活中人文关怀的缺失，是当今一系列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前辈说得好，要“以心挽劫”。
4.当前的问题
（1）社会上存在认识误区
一方面，在社会上的一些人中存在无商不奸、为富不仁、凡官皆贪、小民皆刁的阴暗心理，这种以偏概全作绝对化推断的思维方式虽然在表面上看来义愤填膺，慷慨激昂，但却非理性之断，难以为人们所接受，而且于事无补，反而乱了自己阵脚，让人不知所措。另一方面，社会上的一些人满足于物质文明的成就，对各种类型的歪风邪气缺乏警觉，或麻木不仁，或掉以轻心，任其滋生与发展，以至未能有效地予以抑制。这是对社会现象缺乏深层的认识，也缺乏应有的理性所导致的，会阻碍社会的健康发展。
（2）社会上存在单纯以法惩恶的浮躁心理
有恶则以法惩治，这无可厚非，问题是社会上思想矛盾不都是善恶矛盾，不能急功近利，都单纯依靠暴力手段去解决。现在一些人迷信暴力，缺少教育信心、耐心，不去下决心解决社会公正问题，不去花力气健全制度，不去悉心关怀人们的生存状态，而把解决邪恶问题全部推到公安干警身上，这实际上是对原因的无知，对现状的糊涂，对出路的盲目，忽视了社会性思想矛盾的多因性、复杂性，其实应该通过综合性措施来缓解与消除。古人早就指出，“化性起伪”，要有公正、合理的支点。
（3）思想教育者缺少必要的自省
思想教育者是否存在这样的认识误区：认为思想教育只矫错、矫偏，不治恶、惩恶，治恶惩恶是专政机构的事，因为恶是对抗性矛盾、敌我矛盾，思想教育只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其实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思想教育者应该认识到，社会上的恶行恶习恶势力，都是从反社会心理演变而来的，正因为未能及时对他们施行有效的教育，才演变成为对社会的破坏性行为，思想教育不能推卸自身的责任。所以，如果说当前社会上邪恶盛行，那么思想教育应该难辞其咎，思想教育者应该反省，是由于教育不得法造成，由于教育偏见、教育歧视造成，还是由于教育理念滞后造成？我们有没有思想教育的灵敏与锐气？有没有思想教育的韧性与执着？思想教育自身的责任在哪里？我们应保持自身的清醒，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
（三十二）封闭型体系，开放型体系？
与世隔绝导致旧中国的解体。开放性社会只能靠开放性的思想体系来营建，而这需要通过开放性的思想教育体系去实现。
现在国际上一些人似乎突然发现，并且在惊呼：中国人连世界上掉根针都想知道！
诚然，今天中国人的这种放开视野、开放心理、开放意识，是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正随着经济改革、社会开放的推进而不断深化，这已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这已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时代特征，问题在于思想教育应如何承载它。
在历史上，思想教育的封闭性与开放性的较量从未停止过。
1.中国近代的思想封闭悲剧与马克思的逆耳忠言
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一个封闭性社会，到了近代，社会封闭、思想封闭更为严重，拒绝世界文明，拒绝外来思想，成为社会的顽疾。对此，不仅我国许多有识之士早已清醒地发出过改造中国的呼唤，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连马克思也对作为一个大国的这种异常状态倾注了自己的关心，他曾无情地揭示、严肃地批评近代中国的封闭落后状态，并有力地剖析了其中的原因，他在《鸦片贸易史》中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的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的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在这里，马克思指出了人为地隔绝于世的社会封闭和“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的思想封闭的危险后果。他在《中国革命与欧洲战争》中又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马克思在中国人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时，就把一个封闭自我的中国辛辣地喻为小心翼翼地“保存在棺材里的木乃伊”，并郑重而严肃地警告中国人民，封闭自我的危险后果是解体，要保存自我，就必须接触外界的新鲜空气。
历史的逻辑是：封闭自我-对世界无知-守旧-必然被打垮。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封闭自我无法保存自我，相反只能是自我解体，只有开放自我，才能更新自我、丰富自我、发展自我。这是马克思的忠告，也是历史的结论。
2.思想教育封闭性的沉痛教训
历史上思想教育封闭性不仅留下了沉重的野蛮陈迹，也留下了痛苦的历史记忆。
中国封建社会的儒学思想禁锢，排斥了儒学之外的先进思想，结果是放缓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世纪的神学思想禁锢，把一切科学创造都视为对神学的对抗而加以镇压，结果是制造了一个黑暗愚昧的时代悲剧；苏联搞思想禁锢，拒绝了域外的一切精神文明，导致了苏联的落后与解体。无数历史事实证明，思想封闭是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反动。
思想封闭是农业文明的现象。唯我独尊，虽然也有一种所谓的“自豪感”、“自信心”，但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因为它建立在对外部世界无知的基础上。以自己为世界中心，鄙视自己之外的一切，缺少内外的交流，思想因封闭而僵化。
思想封闭的时代的思想教育，必然具有封闭性的特征：
预设性。传统的思想教育过于强调预设性，不顾生活世界的活跃与变化，一切按预先设置的计划进行，不顾受教体的意愿如何，一切以实现教育者的主观设定的目标为满足，因为无视施教与受教的意愿性差距，施教与客观现实的差距，因而也易于演化为强加性教育。虽然教育者也讲教育民主，但只是允许在教育者所预设的范围内的自由，受教育者只能是戴着镣铐跳舞。
程式性。思想教育管理死板，过分地强调思想教育的程式化与模式化，思想教育活动拘泥于预设的程式，一成不变，陈旧，沉闷，缺少生气。因为脱离沸腾的生活实际，缺少思想教育过程中的生机与活力，难以受人欢迎。
灌输性。思想教育以思想信息的垄断性、施教方法的强制性为其特征，单向性，注入式，把人当作容器，只许顺从，不许质疑，只许记忆，不许思考。
制控性。只允许接受某一种特定的思想，强调思想教育的权威性，“我”即真理，不容置疑，只许维护教育者的尊严，不允许受教育者拥有受拒选择的权利，实际上是搞思想禁锢。
思想教育封闭性必然产生不良后果：
思想教育的封闭性就会产生排他性。唯我独尊，不承认“我”之外的真理存在，拒绝正视外部世界，对域外存在的先进思想采取不承认的态度，拒绝吸纳，其实这就意味着自身思想活力的丧失、生命力的结束，其结果是扩大了中华文明与世界潮流的距离。
思想教育的封闭性只能导致思想保守性的产生与延续。信息化、全球化是无法拒绝的时代潮流和社会环境，谁拒绝谁就会被抛弃。封闭性思想教育对域外的、社会性的思想影响一味消极回避，在维护自身的思想稳定的同时，既扼杀了思想上的创造精神、创新能力，也削弱了思想上的免疫能力，其结果只能是保守思想弥漫的心理氛围。
思想教育封闭性的实质是守护性，其追求的是守旧而不是超越性、进取性，从而形成了一种故步自封的思维方式。既有失去现有一切的恐惧，也有对未来创造的冷漠，并阻碍了自身的进步，而且有可能发展成为思想禁锢和思想专制。
思想教育封闭性就会产生一维性，即追求思想的单一性，反对思想的多维性。只允许单渠道的信息流通，拒绝信息多源的活力，企图以封锁信息渠道来护卫自身的安全。
思想教育封闭性就会产生凝固性，导致与外部思想联系的割裂。天变地变，我自不变，并美其名曰立场坚定，其实，是对复杂多变的生活缺乏适应能力、应变能力，其结果是思想缺少生机，社会缺乏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