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有可能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的教条。再权威的经典与生活也有时差的问题，可以说生活比经典具有更强的创造力，迷信经典，把经典固化、神圣化，就容易陷入保守，从而失去自身的活力。对经典应该勇于扬弃。沉醉于经典思想的光环下，不知今日何日，依然故我，死抱住僵化的教条不放，把自己禁锢在经典思想的范围内，拒绝与时俱进，那会迷失自我、丧失自我，也就失去自身存在的价值了。
经典有可能被利用为掩护赝品的标签，经典有可能成为某些人实现自己某种目的的有害的工具。生活中一些人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挂羊头卖狗肉，拉大旗作虎皮，以张扬经典之名，借人丧失警觉之机推销自己的私货，毒害他人的心灵。
3.历史上的沉痛教训
恪守经典还是尊重生活这个争论历史上一直都存在。秦朝的政界有“以古非今者族”的激烈斗争，汉朝的思想界有“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的强烈呼声，宋朝的学术界则曾产生过是“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的一场激烈争辩。这其实都是重生活还是重经典之争。
在中国，“率由旧章”思想比较顽固，赵普的“半部论语治天下”成为美谈，流传甚广。孔子，堪称大圣人、大伟人，但他的经典崇拜心理却确实开了个很不好的头。孔子自我标榜“述而不作”，这也许是伟人的谦虚，其实是寓作于述，但至少缺乏大胆创新的勇气，有意回避政治风险。孟子“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孟子·公孙丑下》），荀子“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荀子·劝学》），都死守“文武之道”。这种思想诱发了历史的惰性，抑制了人们的创造性。他们那只传述不创作、只重经典不重生活的遗风，实实在在危害非浅，他们所扮演的不过是恪守先王之道的传道者的角色而已。更有甚者，后人不顾时代发展、现实生活的需要，以经典崇拜代替完善政体、健全法制的追求，每每遇到现实的思想矛盾，往往以复古为怀，到经典中讨生活。
中国传统中不乏从故纸堆中讨生活的人。汉朝清朝的训诂学都很盛行。
训，即说教也，解释教言；诂，故言，即解释故言。许多睿智之士被训化为经学的奴婢，只为经典服务而远离生活。《书》经大师秦延君为“尧典”二字作了10万字的解释，为“曰若稽古”四个字作了3万字的解释，繁琐冗杂，烦言碎辞，不得要领，贻误人生。西方也只把《圣经》作为人们思想行为的准绳，为国家意识形态服务，为教会权力高于君主提出理由。
其实，就是在古代也早有不少有识之士已深深感觉到沉溺于经典、不识时务、不懂历史进程的弊端。孟子也曾更改自己的想法，认识到“尽信书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可谓言之极矣。王充“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论衡·问孔》）几乎更是对苍天的呐喊，对全社会的责问。牟子在《理惑论》中说，“书不必孔丘之言，药不必扁鹊之方，合义者从，病愈者良”，也是向社会强烈呼吁，要突破经典的束缚，坚持效果第一，而不是权威性、经典性第一。李白也很明智，他痛贬时弊，写了首《嘲鲁儒》，嘲讽知识分子中的迂腐学风，“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一些人以其毕生精力沉溺于经典，却不懂得世务，“五经”与“经济”的脱离，是“五经”迷信的章句学的恶果。顾炎武曾讲到“使枚乘相如而习今之经义，则必不发其文章；使管仲而读今之科条，则必不能运其权略”，揭示了经典科条对人的聪明才智的抑制，从而反对沉溺于死守章句的引证文化。
马克思主张摆脱历史的梦魇，他十分强调的是尊重生活。《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一切已死的先辈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马克思主义向我们提出忠告：“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列宁曾经在《青年团的任务》的讲话中告诫人们：“如果说，学习共产主义只限于了解共产主义着作、书本和小册子里的东西，那我们就很容易造就出一些共产主义的书呆子或吹牛家，那他们就根本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列宁曾经强烈呼吁：“多知道些事实，少来些假冒共产主义原则性的争论吧！”可见马克思列宁都痛感忽视现实与生活的危害。
英国着名哲学家怀特海说过，“教育只有一种教材，那就是生活的一切方面”，思想教育更应该如此。
4.重经典更重生活是我们党的一贯主张
我们党从来把马克思主义尊崇为经典，并努力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革命与建设的实践。我们党曾与各种反对与削弱马克思主义指导作用的思想与行为作斗争，但也坚决反对只重经典不重生活的学风与党风。反对迷信经典的教条主义是我们党的一贯立场，那种“食古不化”、“食‘马’不化”、“囫囵吞枣”的思想与做法，从来为人们所鄙夷。
毛泽东主张以生活为宗，反对本本主义。他早就提出要“改造我们的学习”，强调生活比本本更重要。他要求全党“反对本本主义”、“反对党八股”，向全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严肃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注重调查，反对瞎说”。任何宣传教育都应建立在熟悉现实、理解生活的基础上，那种以为凡是上了书本的就是对的的想法，是文化落后的农业社会人们的普遍心态，在党内思想讨论中竟还有不少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这是必须纠正的不良党风。毛泽东同志尖锐地批评说：“那些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的同志们，以为现在的斗争策略已经是再好没有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在这里，毛泽东同志告诫我们，恪守“本本”是保守路线，难以创造新局面，对党的事业是有害的。他甚至语重心长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曾经尖锐地批评一些同志：“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或者对上级的指示怠工的最妙办法。”
邓小平坚决反对唯上唯书。他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说到，“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他还说，“一个党，一个国家，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了，就要亡党亡国”。
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中也提示，姓社姓资的思想问题到本本中去很难解决好，只有到生活中去才能解决好，他指出，“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邓小平提出的教育要“三个面向”中的“面向生活”，是对只重理念不重生活的否定。他还说，“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
思想教育者应该走下神坛，抹去神光，走进生活世界，走向对象世界，从天上回到人间。要有深入生活实际的决心，反映生活本性的品质，揭示生活真实的勇气，要改变只以历史为依据不容置疑，只以本本为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只以“我”为标准而不容或然理解的不良习气。
5.思想教育活力的根基是生活
教育要贴近生活、回归生活，这是强化思想教育的活力与有效性的根本出路。
（1）理论是灰色的，生活才是本真
生活即生命的活动。生活具有生成性，不是“既成”物，而是“生成”体；具有情景性，有喜怒哀怨；具有开放性，有纵向横向的关联；具有在变性，生活的本质是动变中的活力。过分关注经典，而不关注生活，其结果是远离生活、远离生命，难免陷入思想的苍白、理论的危机、教育的贫血，再好的理论也会变成经院哲学。生活不是理念的图解，相反生活才是理论的源头。远离生活，理论就会僵化。人的思想是在生活中形成、在生活中演变的，只能用生活本身的存在方式回答生活中产生的思想问题。
尼采讲过：在生活的主宰下用三重方式利用过去，纪念的、怀古的和批判的方式。经得起批判的经典才有生活的价值，拘于经典则说明认识的迟滞。歌德说过：“只有在人中间才能认识自己，只有生活才能教会人认识自己。”思想教育要突破理念的森严壁垒，走进生活世界，因为教育者与受教育者都是生活中的人，只有到生活中才能认识到施教与受教的必要性，找到吻合点。因为教育的起点与归宿都是生活，只有到生活中去才能认识教育过程的合理性。
我们生活在高度浓缩的社会环境中，社会变化加快，新旧冲撞加剧，我们用二三十年的时间完成了人家三四百年才能完成的历史转变，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对权力、金钱、知识的认识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因此产生了这样那样的失落感、挫折感、危机感、不平感、渺茫感，甚至陷入迷惘，不知所从。其实不仅在中国，全世界都一样，社会生活都在发生剧烈的变化，生活中的不定性、非常性、复杂性都在增加。这就是生活，回避生活是无能的表现。我们不是前朝遗老，不能只哀叹今不如昔。
所以，我们党提出思想教育的当务之急是“三贴近”，即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何谓生活？即生命体生生不已的存在，即生命体的生存活力，指的是经验直观世界、日常生活世界和周围世界。生活是生命的跃动过程、人的价值实现过程。
（2）任何经典的宣传教育都出于现实生活的目的
我们不是经师，而是人师。宣传经典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不是一种感激与怀念，不是为了传承，更不是为了复古，任何经典的宣传教育都是一种政治行为，都是为了借经典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都是为了推销自己，都是出于生活的需要。
（3）思想的当代性是思想教育的基本品质
思想的生命力不只在于传承性、张力性，更在于自我更新。1946年，苏联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瓦尔加撰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引起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变化》，其基本观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世界有一个稳定期。因为这个思想不符合列宁对资本主义是垂死的腐朽的这一经典论断，1947年5月他受到了批判，说他过高地估计了资本主义的生存能力，说他没有批判资本主义矛盾尖锐化、劳动力贫困化，没有批判帝国主义的寄生性、腐朽性，看不到资本主义正走向崩溃，说他没有认识到东欧的建立会改变资本主义的前景，说他错误地认为宗主国与殖民地关系会得到改善，美国会帮欧洲经济复兴等。斯大林就以列宁的经典性结论否定了瓦尔加从生活出发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成果，并对他加以人生迫害。然而，客观事实和历史发展都证实瓦尔加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试想当时如果斯大林不是囿于经典的束缚，尊重生活的结论，苏联后来的发展又会如何呢？
（4）生活感受是是否接受一种政治思想理念的基本依据
美国的阿尔蒙德在《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展望》中说道：“无论在学校里讲授政治制度的观点是多么的积极，一个公民如果被警察折磨，被福利机关忽视，或者被不公平地征税，是不会对政治当局有多大好感的。”这是说，一个政治理念是否被接受，决定于其在现实生活中的直觉感受。生活的体验是人们接受思想教育与否的参照系。人们身边发生的各种腐败现象会把长年累月的辛苦的思想道德教育的成果化为乌有。无数事实说明，生活的教育比经典的教育具有更强的渗透力。
（5）思想的丰富营养、思想的创造力在活跃的生活之中
生活中具有丰富的思想教育资源，生活世界是思想道德教育魅力的源头，任何脱离生活世界的结果不仅丧失思想教育的生命力，也丧失人的丰富性。思想教育者要及时发现它、充分利用它，让人们接受生活本身的教育。一种新的思想总是首先在生活中闪烁，所以要珍重每一个思想亮点的教育价值。思想教育者应具有深入生活实际的决心和诚意，不应当用善良假设取代生活真实，应具有反映生活本真的品质，揭示生活本真的勇气。脱离生活会造成施教与受教的鸿沟、理论与生活的割裂。没有生活根基的思想道德教育难以避免贫血症，经不起风吹雨打，一吹就垮。
（6）思想教育的生命力在于对生活作出最快的回应
达尔文曾经说过：“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那些对变化作出快速反应的。”这可谓一语中的，对生活能作出快速反应才最有生命力。因此，不能忽视人们的日常生活空间，那是人们思想道德形成的舞台。思想教育的严重缺陷在于老成持重、步履蹒跚、处事不敏、思想滞后。
思想道德教育不能离开生活世界而独立完成。思想教育要从理念世界回归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一个人的一种思想品德素质的形成是一个过程，具有渐进性、累积性、习染性。祖国是神圣的，这种神圣感不是在认知中就能够确立起来的，而是在生活体验中才能形成。思想道德教育要避免单纯的政治化或知识化。因为一旦单纯政治化，就只有对权威的屈从，而不是出于本真的情感；一旦单纯知识化，就只有共通性，而丢失了可贵的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