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总喜欢把思想与利益对立起来，其实这是一种错觉。恩格斯在《神圣的家族》中批判了布鲁诺·鲍威尔的观点，他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思想与利益关系密切，思想背后是利益，思想代表利益。人的思想与人的利益关系总是紧密地、直接地联系在一起的，思想不是脱离人间烟火的圣品。
然而思想与利益是不平衡的。社会生活中，有富贵思淫欲的，有人穷志不短的，有处境艰难却思想崇高的，有物质富有却人格低下的。那种认为人一旦富足了思想就会好了的想法，只是人们的天真，正如认为人一旦困顿了，就会堕落的思想，也只是一种非必然性的武断。利益在思想中的地位不能排除思想应比利益追求更高尚的需要。
古人曾说过，“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认为社会是一个利益竞争的社会，现在更是一个思想淡出、利益凸显的时代，说得彻底一点是只有利益、没有思想的时代，一切向钱看，拜金主义泛滥，这些都是现实。思想不再是生活中激动人心的暖流，思想在生活中受到了不应有的冷遇；相反，利益受到人们的恩宠，成为制控人们生活的动力源。思想的神圣性也正受到利益世俗性的亵渎。思想不再是人的尊严的标志，利益才是人的荣耀的表征。虽然利益也可以是一种思想，但利益有可能淹没思想。这些虽然是我们切身感受到的现实存在，但不是生活的全部，更不是社会的必然，它只是作为一种过程性存在，它只是说明了改革开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艰难罢了。
（2）思想与情感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思想源于情感，也归于情感。
思想与情感有融合也有对抗。历史上有过理性崇拜与情感优宠，但都走向了人生的偏失。没有理性的情感是盲目的，等于没有方向标，对自身对社会都有可能具有破坏力。情感会导致人的狂热与满足，也会导致人的痛苦与犯罪。
英雄难过美人关，即理性对情感的屈服。但没有情感，理性也缺少力量，理性的时空张力靠情感支撑，理性的爆发力靠情感助动，理性的跃动靠情感催发。正是情感使理性增添了无限活力与勃勃生机，理性而有情感则易转化为热能，理性而无情感则易冷却与萎缩。理性的本性是恒温的，是情感的作用使之变得冷或热。可以说没有情感，理性将一事无成。任何有声有色的社会变革都是理性与情感的共同杰作，正如没有思想，社会就不会发生变革一样；没有热情，社会变革也难以展开。而且在现实生活中，这个问题要更复杂一些，理性往往是强者的情感，情感往往是弱者的理性，这也是我们所应该意识到的。
思想与情感都有可能是盲目的，我们不会轻易忘却那思想发疯的年代给人们带来的灾难，我们也不能忘记情的冷漠是可怕的，理的麻木更是可怕的。思想教育不是单纯的理性崇拜，更是情感的优化。
（3）思想与知识
虽然可以说一种认知就是一种思想，但知识并不就是思想。有思想的知识性，但一个人的理论知识不是人的思想的全部；也有知识的思想性，知识积累多了，就会上升为一种思想观念。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人的理论知识当成人的思想，也不能排斥知识的思想价值。思想总是以一定的知识为支撑的，需要一定的知识来佐证，但知识也需要思想来审视，而且受一定思想的支配，知识优势不等于思想优势。思想与知识应该是互融的、互动的，是具有整体性的。在思想教育中，一方面，我们曾把理论知识与思想境界混淆起来，只作理论灌输，不作思想导引，知识增多了，思想消失了，其实一个人的理论知识与其思想境界、伦理知识和道德品质，不总是一致的。另一方面，我们又往往把思想、知识对立起来，我们曾经把知识看成是资产阶级的，把学术、思想、政治混淆起来，把“专”统斥之为“白”而加以贬抑，拔“白旗”，批“白专”，破“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把政治思想与科学知识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以至到了只看到知识的反政治性的地步，把科学知识当成政治思想的对立面而加以排斥。至今这种沉痛的教训还残存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历史不应再产生这样的重复，不要以知识教育代替思想教育，把思想教育蜕变为知识教育，也不要在知识教育中拒斥思想教育。
（4）思想与感性
如果说德国是重思辨的民族，日本是重实证的民族，那么中国是重直观的民族。重感性，重直觉，是我国古代思想道德教育中比较关注的方法，“格致学”就是明证，季文子曾说“三思而后行”，而孔子则说“再思可矣”，如果有太多的理性思考，反而会迷失自我，所以道家也提倡“玄览”，对思想的真谛的领悟只能靠直觉，此外无它。直觉是潜意识参与的，是意会性特征、跳跃性特征非常鲜明的思维方式。思想有时候确实是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远非都能用语言表白得很清楚。
思想教育不能只是要求自己“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也不能只是要求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思想教育有任务的非正式性、结构的不可表达性，要创设特定情境，引发直觉感受，引发自我觉解，引发想象空间，引发内体验的丰富性，让人自我体悟生活的本质、人生的真谛。要尊重受教育者切身生活感受中的隐性体悟的思想提升价值。思想教育者的魅力不全靠自我思想表白，而往往靠教育对象的直觉印象。
人之为人在于人的理性，思想是理性的产物，感觉是不可靠的。然而在当前，一些社会流行语，如“跟着感觉走”、“过把瘾就死”、“我是流氓我怕谁”等，在部分青年人中相当风靡，成为游戏人生的代名词，其实也反映了一些人的思想状态，醉生梦死，消极人生。思想教育应让人们从感性自我上升为理性自我，这也是一项并不轻松的任务。
黑格尔在《法哲学批判》中说：“在主体中，这种解放是一种艰苦的工作，这种工作反对举动的纯主观性，反对情欲的直接性，同样也反对感觉的主观虚无性和偏好的任意性。”思想解放是艰苦的，需要摒弃四性，这就是理性的责任。
3.思想品位
（1）思想的强势与弱势
得到权力支持的思想是强势思想，具有无可争议的话语权，可以转化为社会主导思想。而受到广大群众热情回应的思想也是强势思想，有时可以发生摧枯拉朽的社会作用，成为时代性的思想潮流。一种僵化的思想因为得不到人们的欢迎自然而然地会退到弱势地位；一种新思想的产生初期，由于承受过重的传统意识的压力，往往会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处于弱势地位。
因此，对强势思想与弱势思想的合理性与非合理性的认定要辩证。一种进步思想，对社会发展有益的思想，应该是强势存在，而不应是弱势存在。但思想强势有可能会走向思想专制与思想垄断，会走向麻木、迟钝，如果不能及时自我更新，则有可能走向思想僵化，失去它的社会价值。而思想弱势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被历史淘汰，逐渐走向自身的萎靡与解体；另一种是顶住压力，重新崛起，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在某些情况下，一种思想越有外压力，越有力量，思想就在抗压、抗扰中，逐渐发展成强势思想、有力量的思想，在困难与挫折中走向坚强，强化其生存与发展的力量。
虽然尼采早就宣布，上帝死了，也就是说，思想的权威已不再存在了，思想也应该因此而多元了、活跃了，也更有活力了。尼采向世人宣告了一个思想垄断时代的终结，一个思想强弱易势、自由竞争时代的到来，从而结束了弱势思想被窒息、被排挤的命运，结束了新思想被扼杀在摇篮里的悲哀。“上帝哪里去了”，他喃喃自语，这说明人类社会不能没有主导思想，否则就会迷失方向，这是一种欠缺。
（2）思想的朝与野
一般来说，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思想，就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一个健全的社会如果没有主导性的思想意识是不可思议的。但思想的真理在朝也在野。一方面，统治阶级支持的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只有不断地更新自己才能保持自己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从历史上看，很多先进思想出现伊始，多在民间流传，最终才为社会所接受，为权力所承认。孔子为了使自己的思想为社会所接受，曾周游列国，寻求权力的支持，然而结果狼狈不堪，惶惶如丧家之犬，他失败了，他的思想为权力所不容，虽然他的思想的价值早已为他的学生所肯定，早已在社会上广泛传播，但难以成为统治者支撑的社会主导思想，直到汉武帝时出于其营建大汉帝国的需要，孔子思想的价值才真正得到统治阶级的承认与支持，成为全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而且延续了几千年。人类思想的进步旅途上处处是艰难曲折，可谓是荆棘丛生，坎坷一路，实际上每朝每代都存在思想垄断权与思想生存权之争，都存在思想主导性与思想丰富性的不同追求，也都需要花大力气做思想的倡与禁的努力。
在朝的官方思想多讲一元性，反映的是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在野的百姓思想却是多元性，反映的是百姓的思想期盼与活力。官方多倡导思想的有序性，注重的是方向性取向，民间则多向往思想的活跃性，关注的是价值性取向。但不管是在朝的思想还是在野的思想，只有与时俱进，有创造活力，符合人们的追求，符合时代的潮流，才能得到人们的欢迎与接受。
在任何一个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总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是必然规律，但如果宣扬“六经之外无学问”，排斥“六经”之外的任何思想，只准读“语录”，把某种思想神化、教条化，只准征引，只准解释，不许质疑，不许批评，就会导向思想专制，不可能得到社会的认同，因此在政治社会化、主导思想一元化的同时，要充分认识社会上思想活跃甚至思想争鸣的合理性，高度重视新思想出现的价值，并给予热情肯定与积极扶持。
（3）思想的圣与俗
思想的神圣性与世俗性是思想的两重品质，这里包括思想的哲学性与思想的日常性、思想的理论味与思想的生活味、思想的应然性与思想的实然性、思想的彼岸性与思想的此岸性，思想的张力在于两者兼及。
先进思想是神圣的，一种思想越先进，越有时代价值，就越是不可避免地要触犯一些人的利益，在其产生、生存、发展过程中，所经受的磨难也就越多，所承受的风险也就越大。一种先进思想的神圣性是在与落后思想、陈旧思想的搏斗中确立的，因此，先知先觉者即使有被剥夺生命之风险，也不愿抛弃思想，仍然勇于为真理奋斗，不惜为真理献身，扞卫思想的神圣性。苏格拉底思想的神圣性表现为超越性，在复杂的生活中不迷失自我，始终保持对生活的批判，对人生的导向，对未来指引的价值。苏格拉底虽不为时代所容，但他思想的神圣性却没有被时代所淹没，相反在历史的长河中永存。神圣的思想总是千方百计社会化、生活化，转换为社会价值，才能为人们所接受。思想教育者的内心应该是圣洁的，不应该随俗沉浮。
思想的神圣性不是人们可以任意装扮的，而是社会生活的杰作，是历史流程的产物。现在，一方面生活可能抬高了思想的尊严，导致思想的偶像化、神圣化，同时也可能是一种危险，因为思想一经装扮就会失去本真。这样一来思想有可能成为人们的精神枷锁，人也就不再需要思想了；二来思想也因此有可能成为僵化的教条，导致模式化，从而失去思想自身的活力。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思想圣化即神化，即异化。我们有过“一句顶一万句”的沉痛教训，历史留下的记忆一时难以消失。另一方面，生活也有可能贬低了思想的价值。在求真务实的掩饰下，只重经验、感性、直觉，不重客观理性，只重物质，不重精神，结果出现思想的沉沦与消亡，沉没于感官之中。这样一来，思想就有可能沦为工具的价值，而失去目的的意义。而且一些人认为“有用即真理”，这是对思想神圣性的亵渎，也是思想的扭曲。
思想的神圣性应在生活中确立，而非在理念中存在。解放思想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把思想从神圣性中解放出来，从天下回到人间，并植入生活之中。尊重生活中生成的思想，才是思想的生命力所在、活力所在。从某种意义上说，思想教育不是在追求思想的神圣化，而是着意于思想的生活化。
（4）思想的显与隐
每个人都只能在一定情境中表达一定的思想，却不能表达所有的思想，人的思想有外在性与质隐性之别。一个人的思想总要外化为言论与行为，思想教育者都比较关注人们的外在思想表现状态。但人的思想具有内外的非一致性，出于某种需要，一些政治态度可以随声附和，一些思想情绪可以巧妙伪装，而一些真实思想都有可能隐蔽在物质追求活动之中，隐蔽在日常生活往来之中，隐蔽在心灵深层。从某种意义上说，思想教育更应关注的是人的思想的内隐层面，因为那才更具有本质性，更有分量，可惜的是因为其不具备直接现实性和利害性，而往往易为思想教育者所忽视。其实，内隐层面的思想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接受与获得，影响着人们的情感与行为，表现为助动性、干扰性、阻碍性、取舍性等多种方式。有的是因为意识到与社会主导思想相悖，意识到与旁人思想相左，而有意隐蔽自己的思想；有的是因为尚处于无意识状态，未能明确表述自己的思想；有的用外在的思想掩盖内在的真实思想，为其特定的目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