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调整，“新村运动”从政府主导的“下乡式运动”转变为民间自发，更加注重活动内涵、发展规律和社会实效的群众活动。
4.转变为国民自发运动阶段（1981-1988年）
在这一阶段，政府大幅度调整了有关“新村运动”的政策与措施，建立和完善了全国性“新村运动”的民间组织，培训和信息、宣传工作改由民间组织来承担。政府只是通过制订规划、协调、服务，以及提供一些财政、物资、技术支持和服务等手段，着重调整农业结构，进一步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农村金融业、流通业，进一步改善农村的生活环境和文化环境，继续提高农民收入等。
当时，农村居民普遍认为，他们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已接近城市居民生活水准。据统计，自1971年到1984年投入的财物总量达7.2万亿韩元，年均投入5177亿元，其中政府投入占57%，居民分担11%，其余32%由民间团体和公司承担。按投资项目分类计算，生产基础建设占22.2%，增加农民收入占42.8%，改善福利和环境条件占27.5%，精神启蒙教育占2.8%，城市与工厂的“新村运动”占4.7%。应该说，韩国“新村运动”的主要成就是在这14年内完成的。
5.自我发展阶段（1988年以后）
随着韩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派繁荣气象从城市开始逐步向四周农村地区扩散，“新村运动”也带有鲜明的社区文明建设与经济开发的特征。政府倡导全体公民自觉抵制各种社会不良现象，并致力于国民伦理道德建设、共同体意识教育和民主与法制教育。同时，积极推动城乡流通业的健康发展。“新村运动”进入国民自我发展阶段以后，为在运动初期启动农村经济、文化活动而建立的政府机构、活动内容和形式逐步弱化，而具有客观生存与发展规律，有助于农村经济、文化发展的机构、活动内容和形式，如农业科技、推广、培训组织，农村教育机构和农协、流通、农村综合开发、农村经济研究等组织机构应运而生，并在不断优化其结构中生机盎然地传承着“新村运动”的精神和理念，发挥着应有的作用。
“新村运动”的主要内容、形式和效益
“新村运动”初期，政府把工作重点放在改善生活环境上，其理由是：（1）农民当时最为迫切的要求是改善自己的居住生活条件；（2）改善农民基本生活条件，更容易启发农民并得到广大农民的积极响应。“新村运动”的辉煌成就体现在：通过水利设施和农业耕地的扩充，奠定了粮食生产的基本自给的基础；通过增加农民收入形成了科学种田的社会机制，培育了农家副业基础，保障了农产品价格体系，建设了一批新村金融机构和农产品加工厂，改善了农产品的流通结构与体系，提高了农产品的质量，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改善了农村居民的生活福利设施和条件。“新村运动”就是在这种农村社会背景下发起的，它又通过一系列实实在在的开发和建设工程，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改变了农村的面貌，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和称赞。
1.改善农村公路
当时的韩国农村，从地方公路到村级公路既狭窄又弯曲，没有桥梁，各种车辆和农机具无法通过，交通十分不便。“新村运动”初期，全国大部分农村都组织实施了修建桥梁、改善公路的工程。1971-1975年间，全国农村共新架设了65000多座桥梁，各村都修筑了宽3.5米、长2～4千米的进村公路。到70年代后期，除了个别极为偏僻的农村外，全国都实现了村村通车。村民们又自发组织起来，修筑了许多政府还没有顾及到的大小河堤。不少农民无偿让出了自己的土地，供村里修路。“新村运动”发起后，很多农村妇女积极参与，村里选出男女各1名担任新村指导员，妇女活动在“新村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改善住房条件
1971年，在全国250多万农户中约有80%住在有稻草的茅草屋。但到1977年，全国所有的农民都住进了换成瓦片或铁片房顶的房屋，使农村面貌焕然一新。由于改善了农村周围的公路，水泥和钢筋等物资的运费也大大降低，很多农民从外地运来水泥和沙子，改善屋顶工程逐渐转变成以建新房为开端、建设新农村的事业，政府也积极给予贷款支援农民改善居住条件和环境。
3.农村电气化
20世纪60年代末，在韩国的农村只有20%的农户安上了电灯，其余的农户还在传统的煤油灯下生活。到1978年，全国98%的农户都装上了电灯，90年代全国已实现了电气化。“新村运动”初期，政府鼓励竞争，优先给积极参与的农村供电。随着“新村运动”的深入开展，农村电气化得到迅速发展，缩小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在这期间，由政府补助一部分，农民借用低息贷款，加速实现了农村电气化。农民的生活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家电得到了普及，农民为了购买彩电、冰箱、洗衣机就要储蓄，这又促进了农村储蓄业的迅速发展。
4.农民用上自来水
自古以来，韩国农民饮用井水，而传统的井水既不卫生又不方便，需要花费很多的劳动力和时间。当时，能喝上自来水，对农民来说是梦寐以求的事。“新村运动”开始时，村民们自觉地动员起来，把山上的水引到村里的蓄水池后用水管接到每家每户。因地势高，不宜引水的村庄，深挖井，再用水管接到每家厨房，用抽水泵取水。80年代，普及使用汲取地下水的井管挖掘机，农村的饮水条件进一步得到改善，农村环境卫生条件也明显得到改善。
5.推广高产水稻品种
“新村运动”初期，政府开始推广“统一系”的水稻高产新品种，使韩国的水稻生产跨入划时代的发展阶段。1970-1977年，水稻的每公顷单产从3.5吨增加到4.9吨。农民们在水稻生产中，学到了共同合作的“集团栽培”方式。水土条件相近的10～30户农民，在掌握先进耕种技术的班组长的带领下，共同选种、育苗、插秧、施肥、灌水，直到收获。这种共同协作的“集团栽培”，使得水稻高产品种在极短时间内推广到各地农户，提高了全国农民的水稻栽培水平。
6.增加农民收入
在韩国，农户收入由种植业为主的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两部分组成。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逐步向农村地区扩散，农户收入中的非农收入所占比重逐步扩大，到2004年，非农收入所占比重已从1994年的35%增加到50%。韩国农民收入的明显提高是从70年代开始的。1970年，农户年平均收入为25.6万韩元（当时可折合成824美元），按每户6口人算，人均收入137美元。1978年，农户年平均收入为3893美元，人均649美元。即使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农户的实际收入也是大大提高的。韩国农民的收入急剧提高，得益于如下几个因素：（1）自1973年以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水稻新品种；（2）自70年代中期，政府为保护“统一系”水稻新品种的价格，给予财政补贴；（3）部分农户改种经济作物，调整优化农业结构；（4）政府以“新村运动”的名义，大量投资，扶持农村经济持续发展。
7.农协组织的迅速发展
20世纪70年代的“新村运动”，对于韩国农协，尤其是基层农协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一直以来，韩国农民因生活贫穷而没有储蓄的习惯，但自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到农协金融机构储蓄，而且储蓄额也不断增大。1971年，每户农民的储蓄额只有4300韩元（时价12美元），而1978年增长到24.5万韩元（500多美元）。随着农民储蓄额的不断增加，由农协提供的农业生产资金也不断增多。60年代中期，由农协提供的生产资金中，70%来自政府的财政资金或金融资金，而到70年代中期，这一比重下降到25%。农协的信用资金主要来源于农民的储蓄，农协的金融组织在农村金融业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妇女组织在发展农村储蓄业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新村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
除了金融业外，在流通方面，农协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农民在种植水稻高产新品种的过程中，施用了大量的化肥和农药，农资、建材、家电等物资也都由农协来组织提供。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协的规模也迅速得到扩大。70年代，全国基层农协数为1500个，大致与邑为单位的行政区域数相近，一个基层农协对1000多户农民开展业务。一个基层农协的工作人员从1972年的6名增加到1980年的18名；一个基层农协受理的资金从1977年的4300万韩元增加到1980年的23.4亿韩元（330万美元），其中180万美元来自信用事业，100万美元来自经济活动，50万美元来自公共福利保险事业。由此可见，基层农协在当时社会的经济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8.兴建村民会馆
“新村运动”一般在冬季农闲期间开展，但在当时很难找到村民能集中讨论活动的场所。所以，从开展“新村运动”的第二年开始，各地农村纷纷兴建村民会馆。农民有了自己的会馆以后，不仅可以用来召开各种会议，而且可以用来举办各种农业技术培训班和交流会。为在农忙期间节省劳动力，提高劳动效率，在村民会馆中办起了公共食堂。妇女会在村民会馆中还举办了公共交易场，降低了产品的流通费用，节省了村民的购物时间。村民会馆收集了包括农业生产统计资料和农业收入统计资料在内的各种统计资料。村民会馆还经常向村民展示本村发展计划和蓝图。
在村民会馆组织的各种活动中，农民不是只通过书本，而是在各种实况展示和社会实践中亲身体会到了民主决策和管理的真谛，也学会了与各级政府同心协力，共同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进而加快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实践能力。
“新村运动”向深广发展
20世纪90年代，韩国政府认为已经完成了运动初期需要政府支持、协调和推进的某些使命，国民及非政府组织已有能力自主开发一些活动，于是便通过规划、协调、服务来推动“新村运动”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培训、信息和宣传工作由民间组织来实施和完成。然而，因为农业本身的效益比较低，仍然需要政府的一些保护和扶持并有相应的资金投入，在这方面，韩国历届政府始终加以高度重视和努力施行。进入90年代，韩国政府制订一系列扶持农业和全面发展农村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的政策措施，以促使新时期韩国农村与“新村运动”有机衔接、相互促进、协调发展。1994年6月，由时任总统金泳三主持召开的“推动农渔村及农政改革会议”，研究制订了有关促进农渔村发展的14项40条政策措施，力争在21世纪初实现现代化的农村，使“新村运动”在韩国奠定的良好基础，在新时期有了新的发展。
进入新世纪，韩国政府将继续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投入，自2004-2013年的10年内将投入119万亿韩元。2003年，时任总统卢武铉在农村振兴厅举办的“农民日”的纪念活动中提出，为增加农民收入和改善农村居民的福祉，调整农业结构，将加大财政投入，即自2004-2008年以50.5140万亿韩元的规模投资和融资，剩余68万亿韩元将于2009-2013年的5年内完成。
韩国政府于2005年2月1日宣布，在今后5年内将投入20.2731万亿韩元，扩充农村福利基础，促进区域开发，改善教育条件。韩国农林部、教育与人力资源部等15个部委制订了《城乡均衡发展、富有活力、舒适向往的农村建设》计划，涉及4大领域、14项主题、139项具体实施计划。这次加快农村发展的主要内容是：健康保险费支助比例从2004年的30%提高到2006年的50%，年均保险支助额从2004年的上限15.2万韩元提高到2009年的39.4万韩元。农民住宅建设融资从目前的2000万韩元增加到3000万韩元，利息从目前的5%阶段性下调到3%。农村、山区、渔村的保健院、所、分所增加到1125个，并改善设施及条件。集中建设农村高中88所，计划外农村大学生录取规模从目前的3%提高到2006年的4%。农村图书馆增加41处，达到112处。同时，积极开发当地资源，增加农民收入。这次投入的20.2731万亿韩元中，中央政府投入11.5527万亿韩元。总投入中，福利占16.9%，教育占15.5%，区域开发占56.1%，农村复合产业发展占11.5%。
“新村运动”的意义
韩国开展“新村运动”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引起联合国有关组织的关注和肯定，得到发展中国家的重视，先后有130多个国家派出12000多人参观、学习和取经，有些国家的总统、部长亲自带领考察团（组）学习、考察。中国农业部、中国农学会在农民绿色证书培训、农科教结合、科教兴村活动等多项活动中，与韩国“新村运动”组织机构、全国大学教授新乡村研究会有着广泛深入的联系、交流与合作。韩国的“新村运动”对我国调整农村政策和产业结构，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会带来有益的启示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