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已经建立蔬菜产地编码制度的128 位农户中，编码蔬菜占蔬菜种植的比重如表6‐29所示。编码蔬菜比重在25%以下的农户比例高达63.5%，而编码蔬菜比重在75%以上的农户比例仅为12%。由此看来，在已经建立蔬菜产地编码制度的农户中，编码蔬菜的比重还是比较低的。
（2）农户建立生产田间管理档案的情况
在参加追溯制度的128 位农户当中，有91人（71.1%）建立了田间生产档案，有37人（28.9%）未建立田间生产档案。在174位没有参加追溯制度的农户中，建立了田间生产档案的有35位（20.1%），没有建立田间生产档案的有139位（79.9%）。调查中，有些农户并没有参加追溯制度，但他们仍然建立了生产田间管理记录，其原因是某些加工企业或返销大户为了控制蔬菜质量安全，也要求农户建立相应的田间管理记录。
因此，我们进一步分析了不同销售渠道对农户建立田间生产档案的影响。统计数据表明，在各种销售渠道中，提供给加工企业和返销商的蔬菜中，建立了田间生产档案的比例分别为84.2%和75%，明显高于销往批发市场（55.3%）和农贸市场（58.8%）的比例。由此，我们有理由作出这样一个简单推断，与批发市场和农贸市场这种组织形式相比，加工企业和返销商这种销售渠道对农户参与追溯制度的行为更有激励作用，而这可能是由于后者对农户的监督和交易成本较低的缘故。
种苗来源、化肥使用情况、农药使用情况、生产者姓名、生产者联系方式等方面的内容。这是因为农产品生产档案表是由浙江省农业厅统一发放的。按照可追溯的要求，目前生产档案记录的内容还不能保证追溯到生产中的某个环节，也未涉及生产过程中一些重要的生产活动，而且在调查过程中发现现有记录的内容也不全面，过于简单，不能很好地满足追溯性的要求。可见，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推广还要经历很长一段时间。
（3）追溯制度建立的途径
在已建立蔬菜编码制度的128 位农户中，有45人是通过村委会动员加入的，占参加人数的35.2%；有83人是通过政府动员加入的，占参加人数的64.8%；而自己主动要求加入或是由邻居介绍加入的人数则为零。
由此可以看出，浙江省追溯制度的建立是由政府主导的，主要依靠政府相关的扶持政策如补贴等形式推动追溯制度的建设。鉴于浙江省乃至全国的食品安全追溯体系都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以及追溯问题的紧迫性的现实，依靠政府推动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但在一个更为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食品安全追溯制度的实施和管理最终还是要靠制度本身的内在激励，同时也要求私营部门（企业、中介组织等）必须肩负起首要责任。太多的政府管制会提高成本，而且可能会遏制创新；而将更多的责任下放到私营公司可以更为灵活地降低成本和推动创新。
（4）农户对追溯制度的预期收益
在回答“您觉得建立农产品产地编码后，获得了哪些方面的好处”时，被调查农户认为参加追溯的收益主要体现在“容易获得大型农贸市场准入许可”和“提高产品质量”，而对降低生产资料购买费用和降低销售费用的益处则很少。
4.影响农户参与追溯行为的因素分析
（1）种植规模与参与行为
不同种植规模农户之间参与追溯的行为不存在显着差异。但十分明显的是，种植规模在15亩以上的农户参与比例高出其他种植规模农户10多个百分点。
（2）安全认知程度与农户参与追溯行为
具有不同蔬菜安全认知程度的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行为有显着不同。总的看来，越是觉得目前蔬菜质量安全问题严重的农户，参与追溯制度建立的比例越高。
（3）追溯政策认知度与农户参与追溯行为
表6‐35描述了农户对政府追溯政策认知度与其参与追溯行为的关系。
调查结果表明，农户对政府追溯政策的认知度显着影响了农户参与追溯的行为。农户对政府追溯政策的认知程度越高，其参加蔬菜编码追溯制度的比例也越高。与农户参与追溯的意愿相类似，目前农户参与追溯的行为主要是受到来自政府的激励。因此，农户对政府追溯政策的认知度越高，对其参与追溯的激励也越大。
（4）预期与农户参与追溯行为
根据本次调查的结果，价格预期对农户参与追溯制度的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均不显着。在传统蔬菜交易市场上，低成本低价格仍然是主要的竞争手段，目前，传统农产品交易市场对农产品的安全生产行为的价格激励机制尚未形成，削弱了价格预期对农户意愿和行为的影响程度。
（5）收入结构与农户参与追溯行为
调查结果显示，农户蔬菜收入总额对农户参与追溯行为的影响是显着的。蔬菜收入总额在10万元以上的农户，建立蔬菜产地编码制度的比例达到了80%，而蔬菜收入总额在1万元以下的农户，建立蔬菜产地编码制度的比例仅为31.5%。
（7）技术培训与参与追溯行为
本次调查的结果显示，是否参加相关培训对农户参与追溯的意愿和行为的影响都不显着。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虽然政府在对农户进行追溯制度和政策的相关知识的培训，但培训并没有真正起到促进农户积极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作用。因此，政府进行追溯技术及其相关培训的渠道、手段及其效果都需要进一步改进。
6.3.3蔬菜种植农户追溯行为的经济计量分析
1.经济计量模型和变量说明
根据农户生产行为、农户行为等经济学理论，结合以上对农户参与追溯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因素的交叉分析，我们把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意愿的影响因素分为农户特征、价格和风险预期、相关行为及认知、外部环境4类。
（1）农户特征
农户特征包括受教育程度、年龄、种植规模和收入结构等变量。实践证明，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户的经济行为。由于当前农户家庭的决策一般由户主决定，因而用户主的受教育程度、年龄等代表劳动力素质。在劳动力素质中，一般认为教育水平是影响接受可持续技术的重要因素，我们假定农户受教育程度是决定农户参与蔬菜编码追溯行为的重要个人特征；建立蔬菜编码制度可以看作是农户的一种生产投资行为，而农业收入是农业生产投资的直接动因（韩喜平，2004），因此，我们认为农户的收入结构会对其参与追溯制度的意愿和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土地是农户在蔬菜生产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土地数量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农户的决策行为，农户的经营规模与农户采用新技术的动力密切相关（徐建，2003）。在本研究中，收入结构指标由蔬菜收入占农业总收入比重来表示。
（2）价格和风险预期
按照当代经济学的观点，预期是影响农户经济行为的主要因素。假定农业生产者服从“经济理性人”的假设，那么农户是否参加蔬菜追溯制度也是以收入最大化为导向的。价格预期通过影响预期收入来影响农户当前的参与意愿和行为。在是否参与蔬菜追溯制度的决策中，风险主要来自市场风险（价格波动）、自然风险（自然气候的影响等）以及农户对蔬菜追溯制度、标准的不熟悉程度等。由于信息不全，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多，农户不得不在较小的风险和较大的收入间选择，权衡的结果往往是追求经济安定和收入稳定，选择风险较小的最大投资收益取向。
（3）相关行为及认知
在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农民是独立的生产者和经营者，但我国蔬菜家庭经营规模小，农产品流通市场不完善。因此，农户是否参与蔬菜编码追溯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对编码蔬菜前景的估计、对相关技术以及政府扶持政策的认知和态度。农户与龙头企业、合作社或者专业协会等产业化组织建立联系（口头或书面协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农户面临的风险，使农户利益得到保障，同时产业化组织本身会在技术上要求农户建立蔬菜编码制度和田间生产档案，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户参与追溯制度的建立。本文设定的相关行为及认知包括农户对追溯制度的认知、农户对政府支持政策的认知、是否参与某种产业化组织和是否接受培训学习。
（4）外部环境
外部环境包括政府政策环境和同行的影响力。目前，浙江省的农产品产地编码制度主要是依靠政府出台一系列的扶持政策（补贴等）推动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政府所提供的政策扶持力度是影响农户参与追溯制度意愿和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小规模的蔬菜种植户在采纳新的生产方式如蔬菜编码技术或新的经营理念时，无不受到他所处村镇社区中的其他农户行为的影响。因此，农村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农户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力是不可忽略的行为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