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网络与社会融入
世界发展规律证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其实就是农业人口不断被城市化，转变为城市市民的过程。目前，中国正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城市经济高速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农村居民大量进入城市并投入到城市经济发展大潮中去。随着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逐步实施，我们面临着艰巨的历史任务。一方面，要把农村居民从农村转移出来，进入城市从事效益更高的非农业活动，使其告别“农民”身份，实现社会分工和职业角色的转变。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就是将转移出来的农民工市民化，实现与城市居民的充分融合。这就要求，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要使农村居民实现身份的转变，更重要的是还必须在生活方式、社会交往、思想理念等方面与城市逐步融合，实现一体化。而这种融合和一体化除了在职业、生活方面的融合，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社会关系的融合。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同时也暴露出了很多问题。城乡差距、贫富差距问题比较突出，甚至可能影响到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尤其以两个差距引起的城乡居民、贫富居民关系紧张成为当前社会建设急需解决的问题。其中，城市中的城乡居民关系，是城市化健康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由于户籍制度决定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身份上存在着明显差别，农民工在职业分布、经济收入、政治和福利待遇等方面明显处于劣势，这种差距导致其在社会关系、心理、文化和政治参与上长期被边缘化，可能成为城市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阻碍因素。
在统筹城乡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协调和处理好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关系，充分重视农民工作为城市社会最为庞大的流动人口群体，对城市社会稳定、城乡居民和谐相处，以及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22.82社会交往作为生活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同样受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制约。作为整体来讲，人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经历着不同的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过程，时代差异性比较明显。细分出来，不同地域、不同物质生产条件下的人群受生产方式差异的影响，也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城市和农村在物质生产条件、生产方式、生产效率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而在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方面也存在着很大的不同。本章中要研究的社会交往关系，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有着明显的差异。
社会交往是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和活动方式，人类个体之间、群体之间通过交往活动联系起来，构成人类社会这一整体。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是主体之间通过语言的交流，求得相互理解、共同合作的行为。交往合理性的根据就是主体之间相互同意、普遍赞同且自觉遵守的规则。这种定义描述了个人间交往的基本特点，带有西方个人主义色彩。马克思则把交往看成相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的物质交换关系。人类的交往关系不仅包括生产过程中的交换关系，还包括贸易、商业、交通运输、两性关系和社会交往，以及精神交往，其实现途径在于劳动和社会实践。在生活中，社会关系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社会关系在经济行动和社会结构中普遍存在，它也潜藏在理性的经济活动中，并会产生与正式权威相对抗的力量，同时也会产生非正式的规则GRANOVETTERM.Economil.Aition and Solial Structuke.The probren of Embeddedness[j].American Jowrnal of Sociology；1985.[9].农村和城市作为两种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载体，社会交往存在着各自的特征。
一、农村居民的社会关系
中国的农业生产一直保持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方式，即使到今天，大部分地区的农村仍未彻底改变小农经济的生产模式。正是受这一物质生产模式的影响，中国农村社会关系也有着与之相关联的特点。
（一）传统的社会关系
对农村传统社会关系的研究较多，为公众所普遍认可的有两种概括。
1.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是费孝通先生对乡土社会关系的重要归纳，对后来认识和研究中国农村社会关系有着重要的影响。所谓差序格局，是指“以己作为中心，和别人联系形成的社会关系是像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地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差序格局是与两方的团体格局相对应的”，“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该网络的每一个结附着一种道德要素。因此，传统的道德里不另找出一个笼统性的道德观念来，所有的价值标准也不能超脱于差序人伦而存在了”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
差序格局描述的是一种以个人为中心的建立在人伦基础之上的农村社会关系网络，在这个网络中，人际关系随波纹的远近区分出关系的厚薄远近。这种格局是在中国农村社会亲缘、地缘关系的重要表现，而且，这种关系格局随时代的变迁仍然存在。
2.亲属和地缘关系
亲属关系和地缘关系是费孝通先生对传统农村关系的重要概括。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生育这部分关系，是血缘关系，婚姻这部分关系主要是姻亲关系。由生育和姻亲所编织的关系网络，可以延伸很远甚至无穷。从现实情况来看，这两大关系构成的亲属关系在农村社会关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是农村居民值得信赖和依靠的关系群体。
地缘关系是指因居住的相邻而形成的社会关系。地缘关系也存在差序格局，也随居住距离的远近存在关系亲疏差异，由称呼则可以区分出来，相邻叫邻居，较远叫同村，更远叫老乡等等。地缘关系在农村社会关系中同样也十分重要，“远亲不如近邻”就充分说明了地缘关系在农村社会关系里的重要性。邻里关系在中国其实充当了团体组织的角色，具有邻里互助的非正规的自组织功能。地缘关系在农村居民离开居住地之后表现出了巨大的作用。人们常用“老乡见老乡，双眼泪汪汪”来表达同乡异地相见的感受。事实表明，地缘关系与亲属关系一样，在异地社会关系的建构中起到基础性的作用。
其实，无论是差序格局，还是亲属关系和地缘关系，它们都是建立在情感这一要素之上的，这种以情感为主线的社会交往关系构成了农村社会关系网。
（二）农村社会关系的变迁与发展
随着时代的变迁，农村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生产和生活方式等各方面都取得不断进步。农村社会关系随之也发生了变化，农村人口的家庭关系网、家族网不再像在传统农村社会中那样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同时农民的社会交往正在突破家庭和家族的固有界限。在农村社会关系的网点上，多了友情关系、利益关系等新的要素。
1.朋友关系增多
应该说，朋友关系并不是新出现的社会关系，很早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只是在以往的农村社会关系中所属地位较低。朋友关系主要来源于血缘或者亲缘共同体的外部，这种友情关系作为农村亲缘关系的重要补充，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得到了普遍扩展，且这种基于友情的人际关系网络表现出了越来越强的拓展趋势。
2.利益关系出现
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和不断深入，人们开始重视经济建设和对物质文明的追求。农村的生产方式开始打破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围绕市场供求的生产和交换活动开始活跃起来，人们基于情感的简单的物物交换和少量的市场交易逐渐被公平的市场经济取代，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多了利益关系，买卖关系、合作关系等与经济利益息息相关的社会关系开始加入到已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改变了传统农村社会关系的单一性，使其向多元化发展。
3.亲缘关系变化
研究表明，在亲缘关系中，尽管血缘关系仍然起着重要作用，但姻缘关系的重要性开始上升，血缘关系的相对重要性在下降。这种趋势说明，农村社会关系中家庭关系正在被强化，而家族关系与之相比则地位有所下降。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生产条件的改善，家庭作为利益个体，家庭对抗生存风险的能力增强，对家族的依赖性减弱。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管理的制度化和法治化，家族管理的职能不断弱化，家族内各家庭间的关系紧密度开始松散，独立性得到增强。
4.差序格局的多元化
尽管农村社会关系网中朋友关系开始增多，利益关系开始出现，亲缘关系发生了变化，社会关系网中结点的内涵有所增加，但仍然表现出了强弱亲疏的差别，即所有的关系紧密程度并非一致的，仍然表现出一种差序格局。只是结点内涵的增加丰富了传统社会中差序格局所立足的“人伦”含义，使其由之前单纯的伦理纲纪增加了情感、利益等维度。这种差序格局维度的变化反映了我国农村社会关系变迁中交往范围的扩大和内涵的变化。
二、城市社会关系
农村社会关系与其相对简单的生产模式、生活方式有关，具有一定的单一性。而城市社会的交往则不同，它是庞大的、复杂的、多层次的。“我们可以从物质交往、精神交往，群体交往、个体交往，直接交往、间接交往，主动交往、被动交往，真诚交往、虚假交往，有组织交往、无组织交往，友好交往、非友好交往，平等交往、不平等交往等多层次、多角度对城市社会交往活动进行考察。即便是城市居民最直接、最具体的日常生活交往，也不能仅仅理解为单个主体孤立的行为”吕露光，城市社会交往的特征与障碍问题分析，城市发展研究.2006（4）。
城市社会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习惯、职业分类等方面具有多样性，决定和影响社会交往的因素较农村更多，因此，城市社会关系与农村社会关系相比，有着自身不同的特征。
（一）亲缘关系是农村的主要交往关系
在农村社会，社会分工简单粗糙，大都从事农业生产，职业身份趋同，且中国农业生产的主要方式为小农经济，以家庭生产为主，农业生产活动的协作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后就逐渐减少，农村居民间的业缘交往仅表现为农忙时的互助和专有技术如木工、泥瓦等有偿或无偿支持，业缘关系在农村居民间的强度较低。而亲缘和地缘关系在农村则表现得最为明显，走亲戚、家族内交往是农村亲缘关系的具体体现和主要内容。另外，邻里之间、村民之间的地缘交往也是农村社会关系的主要交往形式。
与农村社会关系不同，城市社会交往在亲缘和地缘关系上强度要低得多，而最突出的则是建立在职业身份上的业缘关系。城市社会生产分工精细，由分工衍生出的职业也门类众多，城市人口则是众多分工中的一个职业分子，而城市居民的身份特征正是以职业为基础的。因此，职业身份是城市居民最主要的身份，城市居民的社会交往活动很大部分都和职业活动相关，业缘交往成为人们最为主要的交往模式。
在城市中，人们将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工作中，与同事、客户等与职业和工作相关的人交往频繁，维系其交往的是业务和工作关系。尽管城市居民在亲缘关系的交往上并未疏远，但从侧重点上看，业缘很明显取代亲缘关系位居首位。
（二）农民工应主动适应城市的趣缘关系
在农村社会，地缘关系紧密，邻里关系、村民关系对农村居民非常重要，“远亲不如近邻”就是对此情形的真实写照。农村社会紧密的地缘关系是建立在相对开放的居住空间的基础上的，住所就是经常交往的场所，人们对个人隐私的保护意识比较弱，居住的个人化并未得到特别强化。在这种条件下，居民之间更容易相互串门。而城市居住的一个特点就是相互隔离性，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与农村居民不同，城市居民更注重个人隐私的保护，不愿意将自己的住所作为人际交往的场所。因此，城市家庭往往是户门紧闭，邻居之间关系冷淡，甚至互不认识。这种状态弱化了地缘关系在城市居民社会交往中的重要性。
取代地缘关系的是趣缘关系。除了业务交往，城市居民经常参与到因兴趣相投而组成的趣味组织中，如爱车族、钓鱼、集邮、音乐、舞蹈等，这种趣缘关系与同学交往、行业协会等自行组织的交往形成的关系一起成为城市居民在亲缘、业缘之外的一个重要交往关系，是城市居民社会交往的重要内容和模式。
（三）农民工要适应城市交往的适用原则
农村社会交往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基础之上，在这种模式下，交往双方彼此认识熟悉，交往具有持久性且往往带有感情色彩。而城市交往主要以业缘为主，工作繁忙，节奏快，交往频率高，且交往双方并不一定都熟悉了解，存在大量的“陌生交往现象”。“陌生交往是事本主义的，交往双方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因为有事要办，不必要也不可能建立深厚的交情。城市社会分工很细，一个人必须依赖社会、他人服务才能生存，因此必须接触一些人，但和这些人并非感情的交流，只是一种程式化的交往行为。”这种以事情为中心的非情感化的交往使城市社会的交往关系始终停留在事情表面，难以建立起彼此间的感情，这与农村的以亲情为纽带的社会交往有着很大的区别。
在城市社会关系非情感化的背后，支撑该模式的实际是一种实用主义价值取向。在农村社会，交往关系的确立大多建立在家族礼制、亲属姻缘关系上，注重情感，没有具体的实用目的。而城市则不同，大多交往关系都有目的指向，利益交换或互惠、信息交流、资源共享等都是交往目的，实用是城市社会交往的指导思想，社会交往很多时候是一种工具和手段，且这种行为是普适的，不带有恶意的。
（四）农民工应该注重在城市社会的行为
农村社会交往以家庭为交往单位，亲缘关系以家庭之间的宗族、姻亲关系为基础，地缘关系以家庭所在地为基础，两者都脱离不了家庭这一中心。总体而言，农村社会关系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其交往行为不仅仅代表着个人的行为，还关乎着整个家庭甚至整个家族。
而城市社会关系则以职业身份为基础，主要是业缘关系。职业身份具有个体性，每个人有自己的职业身份，因此在交往中也多以个体行为出现。交往的个体性增加了社会关系形成的自由度和多元性，从而也使城市社会交往显得更加广泛和松散，容易产生感情隔阂，出现人际关系冷漠，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存在一定的主观和客观障碍，这对促进城市和谐，增强感情交流具有不利影响。
三、农民工的社会交往
城市有着与农村不同的文化特质、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农民工作为城市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制度身份为农民，职业身份为城市产业工人，在进入城市社会之后，其本身所具有的农村社会交往习惯将在城市社会中接受考验，是否能参照城市人的社会交往标准调整自己的社交行为以适应城市社会，将对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和生活起着重要影响。
（一）农民工城市交往分析
为弄清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交往行为，对他们的交往情况作了问卷调查。
1.首选交往对象
调查结果表明，农民工首选交往对象为亲戚（224人，占31.8%），朋友（198人，占28.1%），老乡（145人，占20.6%），同事（80人，占11.3%），城里当地人（37人，占5.2%），其他（21人，占3.0%）。该数据表明，农民工首要交往对象以亲缘和来源地地缘关系为主的“两缘”关系，即初级关系仍然是他们在城市中最为重要的社会关系。亲缘（亲戚）关系占到了总比例的31.8%，地缘关系占到了20.6%，而业缘（同事，其他）和新的地缘关系（城里当地人）则在交往关系中比例较低，显然在他们的首要社交对象中地位较轻。亲缘和地缘这“两缘”关系占52.4%，实际上是农民工在农村所维系的社会交往关系，数据告诉我们，在城市，农民工仍然以农村所维系的社会关系为首要交往关系。这充分说明，农民工基本上将其在农村的交往习惯移植到了城市。
2.次要交往对象
“两缘”关系是农民工首要的社会交往关系，其次级交往对象则表明了他们的社会关系的发展方向。数据表明，在次级交往对象中，业缘关系（同事）比例最高，这说明农民工已经具备了城市社会交往的部分行为特征。
3.总体交往关系
与首要交往对象和次级交往对象的分布特征有所不同，统计数据表明，农民工在城市交往的总体社会关系呈现了明显的城市特征。结果显示，农民工城市社会关系中，朋友占24.7%，位居第一；同事占21.3%，位居第二；老乡和亲戚分别为21.2%和17.5%，位居第三和第四。亲缘和地缘关系在其城市总的社会关系中排在了靠后的位置，由亲缘关系延伸出的朋友关系和业缘关系排在了前面。这与城市居民的交往特点基本相似，但有所不同。相似之处在于，业缘关系取代直接的亲缘和地缘关系，成为了农民工在城市的主要交往模式。不同之处在于，由亲缘关系延伸出来的朋友关系占据了交往对象的首位。朋友关系不完全归属于亲缘关系，应作为其延伸部分，这种情形的出现反映出了农民工城市社会交往具有自身的特点，具有城市和农村两者综合的特征。
（二）农民工社会交往的特征分析
通过以上的数据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农民工社会交往有以下特征：
1.社会关系网络以初级关系为主
尽管离开了农村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农民工仍未摆脱农村社会交往的固有模式，仍然首要关注亲缘、地缘关系。这种初级的关系是他们进入城市所依赖的社会关系基础；一方面，通过有亲缘和地缘关系的人带领或介绍到城市中并获得工作；另一方面，通过他们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中相互帮助和照应，获得共同发展。初级关系对农民工而言，具有安慰、鼓励、支持和帮助的作用。
2.业缘关系正在进一步得到加强
从统计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农民工的次级关系中，同事位居首位。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后，职业出现了分化，所从事的职业多种多样，职业的多样性扩展了农民工的社会交往范围，业缘关系得到扩展和增强。业缘关系的扩展打破了农民工在社会交往上单纯复制农村交往模式的惯性，使农民工的社会关系得到了丰富，也使他们走出了仅与有亲缘和地缘关系的人交往的旧圈子，为其更好地融入到城市中创造了条件。
3.亲缘和地缘关系在进一步扩展
在地缘关系方面，农民工从农村进入到城市，社会关系的地域范围得到扩展，增加了城市地域的地缘关系。同时，其原住地的地缘关系也得到扩展。在农村，地缘关系范围以同村、同乡为主，而进入城市后，地缘关系扩展到了同县，甚至同市、同省。在亲缘关系方面，来自不同地域的男女因婚姻关系使亲缘关系有了更大的地域跨度，而这种扩展又可能导致新的地缘关系的形成。
4.社会交往模式开始接近城市社会
从总的社会交往关系统计来看，朋友、同事等友缘、业缘关系比重较高，而亲缘、地缘关系则排在其次，这说明，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交往关系中，业缘、趣缘关系已经取代亲缘、地缘关系成为他们的主要社交内容。这种交往模式的形成有利于农民工减少对亲缘和地缘关系的过分依赖，增强其城市生存的独立性，从而更有利于立足城市社会，彻底地融入城市。
四、城乡过渡中的不适
尽管农民工在进入城市以后，努力地改变和调整着自身行为，在很多方面参照城市社会标准不断调整自身习惯以适应城市社会，但由于固有的思维定式和习惯，他们对城市社会的所谓“城市性”适应不够强，出现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过渡中的不适症。所谓“城市性”，指城市社会因生产方式变革引起的有别于乡村的生活方式，它建立在与乡村不同的社会结构、社会文化等特质之上。农民工对这种城市性的不适应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缺乏社会组织归宿感
“城市性赖以体现的基础是社会组织结构。农村的社会结构主要是亲缘组织和邻里组织。城市的组织结构则要复杂得多，有邻里组织（社区）、政治组织（政府组织和党团组织）、经济组织（职业联合体）、社团组织、中介组织和各种非正式组织等。人们生活在这种相互交错的组织之中，并通过它们真心感到自己参与了所在城市的生活”江立华，城市性与农民工的城市适应，社会科学研究，2003（5）。作为社会系统中的个人，始终处于这样一个社会支持系统中。城市居民最常参与的组织是工作单位，因为城市居民大都属于各单位的正式职工，因此，单位既是社会交往的重要场所，也是社会关系所能依附的组织依靠，在社会交往中具有保障功能。另外，社区、城市政府、各种社团组织的存在使城市居民的社会交往有了多种社会组织保障。农民工由于制度身份的缘故，大多被排斥在这些组织之外，而自身又没有可依靠的自有组织。这种没有社会组织保障的社会交往使得他们缺乏归宿感。从而造成他们在与有组织背景的城市人交往时产生不适和紧张。
（二）不适应非情感性交往
农村社会交往以亲缘、地缘为纽带，成员之间大多相互了解，有共同的价值观和习惯习俗，情感在农村社会关系的建立和维持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城市的社会关系是正式的、契约性的、非人格化的、专门的。从深度看，城市居民在互动时，基本上是作为一个角色扮演者，保持表层的、短期的关系，道德卷入和社会卷入大大减弱。从广度上看，由于利益集团不再固定，使得思想、感情和活动的强度和信任处于一个低水平上，人与人关系的基础不再是信任和感情，而是理性和利益。从异质性角度看，城市越大，个人差异和社会分化的范围就越广。这就导致了社区联系的松懈，社会竞争的加剧，个性特征的缺乏，以及互动的多样性”江立华，城市性与农民工的城市适应，社会科学研究.2003（5）。这种非感情化的交往模式使城市个体之间的交往表面化，信奉事本主义。这种理性化的、利益化的交往关系与农村以人伦和情谊为基础的社会交往具有明显的差异。农民工在从农村模式向城市模式的转换中，对这种差异明显不适，因此出现了调查中发现的首要关系为亲缘、地缘关系，而总体交往中却以业缘和趣缘为主的奇怪现象。这种不适增加了农民工对城市的陌生感，可能导致其社会交往行为的失范。因此，要对他们的这种不适引起重视，并想办法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