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是对物品的消耗，是所有生产的终极目的和归宿。同时，消费又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人类文明的体现途径，只有通过消费，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才会产生应有的价值，具有社会意义。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越来越丰富，消费水平随之迅速提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从温饱跨向了小康。城市文明在这30年的时间里发展迅猛，乡村文明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受国家非平衡发展路线的影响，农村发展远远滞后于城市发展，城乡二元结构特征仍然十分明显，城乡收入和消费水平差距甚大，为此，城市文明对农村人口而言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为着城市的高收入和高度的社会文明，大量农村人口涌入了城市。
作为中国城市中一个特殊的居民群体，农民工在城市取得收入的同时，也参与到了城市的消费中去，与城市居民不同，这个特殊群体在城市的消费有着自身的特点，值得我们关注。
一、农民工的总体消费结构
个人经济消费结构的优劣反映出一个人的生活水平的高低和社会地位的高低。对农民工的消费调查，我们在问卷设计时采用多选项问答形式，被调查对象可以选择他们五项最多的消费，以尽可能全面地反映他们的消费情况。
一位笔名为失乐的作者曾经公布了他所遇见的一个农民工的月账本，这个账本引起了社会对农民工生活状况的关注，在此，笔者将其摘录下来。
5月份的总收入：770元左右（大致的，但不会超过800）
房租：50元（4个人合租了一间房）
管理费：20元（街道收的，包括10块钱的暂住费）
餐费：140元（早饭1块，中饭4块，管饱不管好的那种）
买菜：27元（4个人每天轮流买菜，一起做饭吃）
买米：15元（本来自家有米，但来回的车费比买米还贵）
日用：30元（包括油、盐、纸等）
买烟：21元（0.7块钱一包的那种，1天抽一包烟）
通讯费：17元（包括10块钱手机月租费）
交通费：3元（日常交通基本靠走）
给儿子生活费：200元（儿子在县里读高中）
给老婆买件衣服：20元（估计是地摊上买的，“半年没给她买新衣服了”他说这话时充满愧疚）
寄回家：150元（存起来给儿子念书）
给母亲看病寄去：50元（母亲药费3兄妹分摊）
意外支出：60元（一次为了抢活横穿马路被罚款10元，一次挑东西碰着了一个小青年，被敲诈了50块洗衣费）
从这本月账本我们可以大致看出农民工的消费结构，从记账的内容看，这本账是多年以前的。如今经济有了更大发展，社会较之前有了更大的进步，农民工的生活和消费情况又如何呢？
本次问卷调查发现，吃饭费用是进城农民的首要消费支出，除此之外，还对其他消费作了调查。本问题共得到2467项选择，小于参与对象705人的五倍即3525，故属有效结果。
调查结果表明，除必要的吃饭费用支出外，共有12项消费支出，根据选择频次多少，它们分别是住房、穿着、通讯、孩子培养、看病、交通、文化娱乐、人际交往、培训、保险、旅游、保健，根据频次的高低可以看出农民工在次要消费中，住房、穿着、通讯、孩子培养、看病是排在前五位的重要消费，45%以上的人都选择了其中的一项或几项。
二、农民工的生活费用开支
吃饭对农民工而言是头等大事。调查表明，农民工每月吃饭费用为327元，即平均每天11元左右。对农民工每月生活消费情况，可以从分类统计中看出水平分布。
农民工每月生活费用支出数额，主要集中在100～500元之间，200～300元最为集中，充分体现出农民工生活费用支出的基本特征。该分布特征，与南京农民工的生活费用支出特点基本相似。
据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公布的数据，2007年重庆市城市居民每月用于购买食品的支出达到335元（全年为4020元）。从该数字看，农民工在用于生活消费的总量上与城市居民相差不大，这也说明，农民工在食品消费上总体水平能基本达到城市平均水平，与农村相比，生活水平有较明显的改善。
反映生活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数是恩格尔指数，指食品消费在总消费支出中的比例。据本次调查，农民工月均总花费587.31元，吃饭费用为327.08元，恩格尔指数为55.7%，2007年重庆城市居民月均消费支出906元，用于食品购买335元，恩格尔指数为37%，比农民工低18.7%。可见农民工的生活水平较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更低，生活显得更为简单。
三、农民工的住房消费水平
衣、食、住、行是关系人生存质量的四个重要方面，对农民工而言，食、住问题与获得工作同等重要，与城市居民不同，农民工住房问题更显得迫切。因为城市居民都有单位可依靠，或者有当地政府负责解决居住问题，而农民工则无所依靠，完全靠自身解决，住房来源、消费、安全性等都对农民工的生存产生重要影响。
（一）住房来源
对705名农民工的调查表明，520人的住所都是租赁的，占总数的73.8%，77人是借住，占10.9%，自己购买的39人，占5.5%；自己违章搭建的19人，占2.7%，还有部分人住在工棚、单位宿舍、老板家等，占7.1%，可见绝对大部分农民工都是靠租赁方式解决住房问题，能自己拥有住房的比例十分低。
（二）居住伙伴
农民工没有条件独自享受单独的住房，与他们进城方式和获得工作的途径相关，他们的居住也以亲缘和业缘关系为主。调查结果表明：与家人同住的占37.3%，与同事一同居住的占26.7%，与老乡和亲友一起居住的占27.7%，而单独居住的仅占5.1%。农民工与有亲缘关系的一起居住的比例高达65%，在调查走访中我们也发现，有亲缘关系或地缘关系的农民工基本聚居在一个小区，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二：一是在寻找住所时基本由有亲缘关系的人帮忙联系；二是都希望居住在一块，以便相互照应。
（三）居住密度
调查显示，农民工每套居室居住人数为3.55人，最少1人，最多7人，平均每人居住面积为9.74平方米。调查走访中我们观察到，经济收入较好的农民工租住设施齐全且面积较大的居室，居住条件与城市居民无差距，甚至部分人比城市一般居民居住条件更好。而经济条件差的群体则多人合租一个小房间，显得十分拥挤，最拥挤的情况是一个不到30平方米的房间住了接近7个人，住所仅是他们歇脚和遮风避雨的地方。可见，住宿条件的差异已表现出了农民工的群体分化。
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工居住条件可谓寒酸。据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队发布的2007年“重庆城市居民服务性消费”调查分析显示，2007年重庆城市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了27.37平方米，比上年增加2.79平方米。
……相比城市居民，农民工人均居住面积仅占城市居民的近1/3，城乡二元分化在住房上得到了充分表现。
（四）居住费用
据本次调查，住房消费是农民工仅次于吃饭费用的第二大消费支出，排在吃饭外消费支出的首位，平均每人每月支出62元，占每月总消费支出的近11%，与吃饭费用合计占总消费支出的66.3%，可见食住在农民工消费中占绝对比重。与农民工不同，城市居民用于住房的支出属于非消费型支出，即是说，住房费用支出对城市居民而言，更多的体现为生活保障内容，而非具有经济压力型的消费项目。由此看出，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住房待遇上有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来源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设计，农民工无法享受到城市的住房保障政策，住房只能作为消费的重要部分。对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民工而言，这将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居住水平。
（五）居住困难
住房是农民工的安身之所，居住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他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随着住房商品化的全面启动，加之旧城改造、危房拆迁和经济适用房工程的逐步实施，重庆市城市居民的住房面积逐年增加，居住环境明显改善，城市居民的居住质量正逐年提高。而农民工的居住状况则不令人乐观，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当前居住存在五大困难，按频次高低，分别为房价贵的占39.9%；面积窄的占28.9%；设施差的占10.1%；太拥挤的占9.5%；安全性不好的占7.9%。前面我们已经就房价和面积作了分析，对居住设施和安全性，我们在调查走访中有了较深入的了解，很多农民工为节省住房开支，多人合租城市居民自行搭建的简易住房，而这种住房很多属于在楼顶或小区内搭建的非法建筑，设施不齐，只有简易的水、电设备，安全性极差，只能遮风避雨。
从农民工对居住困难排序来看，他们更关心房价、居住面积和生活设施，而对比较拥挤、安全性不好等问题则并不重视，这从侧面反映出农民工对居住条件要求不高，即住房消费期望值低，这可能与他们的经济收入水平低有关。
鉴于这种状况，87%的农民工均希望政府能为他们解决居住上存在的困难。由此可见，关心关注农民工的居住问题应该成为城市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重点工作，城市政府应该出台建设经济适用房的政策，解决好农民工住房问题。
（六）居住满意度
住房水平攸关生活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人的生活满意程度。农民工的居住面积窄、条件差，对此状况，26.7%的人感到满意，49.9%的人对此不满意，有23.4%的人对居住条件的好坏持无所谓态度。由此看出，尽管他们对居住条件要求不高，但仍有近一半的人对居住现状直接表示了不满意，满意率仅26.7%。
（七）购房愿望
大多数农民工无法自主购房解决居住困难问题，仍然以租房为主，对他们购房打算的调查结果显示，32.5%的人有在城市购房的打算，而87%的人希望所在地政府能为他们解决住所困难。仅有5.5%的人已购住房，67.5%的人没有在城市购房的打算。对农民工为何不在重庆城市购房的调查结果显示，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房价太贵，66.5%的人选此原因。2007年12月，重庆商品房平均房价为3849元/m2左右，而农民工月均收入仅801元，以他们的收入水平要承担如此高的房价实为困难。二是不打算在城市长期居住，26.8%的人没有在城市长期居住的打算，故也没有购买的计划。三是难以长期发展。4.4%的人不愿在城市购买是因为无法在城市长期发展。第二、三个原因都源于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的非稳定性。可见，住房消费观念与农民工的工作状况是紧密相关的，由此可以推断，要解决好农民工的居住困境，必须从解决他们工作稳定性及收入水平这一根本问题着手。
四、其他消费
除了必要的吃饭费用支出，住房支出在农民工每月消费中占据了重要比例，房租和水电气等依附于房屋的费用对农民工而言，是一种较大的开支压力。此外，还有其他消费也是农民工消费结构的主要部分。
（一）衣着消费
在调查结果中，衣着消费是次于住房消费的主要支出。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队公布的数据显示，2007年重庆城市居民人均用于衣着消费的支出1318元，购买服装的单价为120元；农村居民人均购买衣着消费品支出136.3元，仅相当于城市居民的单件消费，两者相差近10倍。农民工衣着消费高于农村平均水平，但与城市居民相比有较大差距，本次调查未能取得具体数据，但从走访中得知，农民工年均衣着消费不足300元。
受城市消费水平和消费文化的影响，农民工与农村居民在衣着消费方面存在一定的消费心理分化，农民工在衣着消费档次、审美标准、消费频率上都在向城市居民标准靠近，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是一种消费文化的融合，说明农民工并不愿意甘居城市二等公民的地位，试图从某些方面接近城市标准，摆脱目前的尴尬地位，这是一种积极的融合心态。
（二）通讯消费
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发达的社会，农民工很快适应了这样一个高度依赖通信技术的生存环境，况且，对很多农民工如商贩、自由职业者等来说，通信技术的发达恰恰给他们提供了更多的工作和赚钱机会。对受访的705个农民工调查结果显示，超过60%的人拥有手机，100%的人用过手机或固定电话，电话持有率相当高。这与我们日常见到的无论从事何种工作的农民工都能拿出手机随时联系业务的现象基本一致。在走访中我们发现，农民工手机消费的档次较城市居民要低，符号消费即品牌消费对大多数农民工而言并不重要，通话功能是他们选择消费品的第一决定因素，工具性更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青年农民工则与大多数人出现了分化，符号消费在他们的消费中是一个主要的考虑因素，这与城市居民比较接近。调查显示，农民工每月通讯费用在20～30元左右，其主要用途有二，一是与家乡亲人通话，二是联系业务，年消费在300元左右。
（三）孩子培养
在当今越来越依赖知识的时代，教育对每个人而言都显得十分重要。农民工之所以在城市境况不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缺乏知识和技能，也因为有此经历和感受，他们对下一代的文化教育显得更为重视，引用他们的话说，他们“不愿自己的下一代走自己的路，重复自己的经历，希望通过读书能跳出‘农门’”。
教育是一笔很大的投资，对孩子的培养的开支却排在农民工消费的靠后位置，笔者分析，原因有：
一是九年义务教育政策从2005年以后在全国各地逐步落到实处，小学、初中学杂费剧减，九年义务教育的开支对农民而言不再是重大负担，大大降低了农村居民对孩子培养的开支。
二是大多数农民工子女仍留在农村读书，他们每月定时汇款回家，并未将该支出计算在城市的消费中。
三是部分农民工将孩子留在城市，但这部分人在受访群体中比例较低，故降低了孩子培养费用在总消费中的地位。
四是承担孩子培养费用的受访群体在总受访群体中比重为将近54%，我们以30～50岁为培养孩子的主要年龄段，而这年龄段人数占总受访人数的近54%，加之前三方面因素，孩子培养这一重要开支便在农民工总消费支出中的比重相对降低了。
（四）医疗消费
由于农民工就业渠道与就业形式不够规范，加之我国医疗保障制度还不完善，多数农民工无法享受到城市社会医疗保险，在生病时产生的一切医疗费用也只能由农民工自身承担。与农村相比，城市医疗水平和医疗费相对较高，这对农民工而言是一个很大的开支压力。
调查显示，560人认为城市看病很贵，占总数的79.4%；107人认为一般贵，占15.2%；认为便宜的38人，仅占5.4%。对这种医疗费用水平，仅有7.9%的人完全能够承受，25%的人勉强能够承受，而67.1%的人无法承受城市高额的医疗费用。
于是，牺牲医疗质量便成了农民工逃避医疗高消费的唯一办法。访谈中得知：农民工轻微患病如一般感冒，一般不会就医，对身体、工作没有较大影响时都选择忍受，病情稍重则自费到药店买药治疗。只有病情很重时，才不得已选择就医，而非正规的私人诊所是农民工常去的地方。“医疗费用太高，看一次病花几十块钱，舍不得。”一个受访者如是说。因此，如何完善城市医疗保障制度，保障农民工生病就医的基本权利，是政府有关部门的紧迫任务。
（五）交通、文娱、人际交往消费
农民工作、居住有群聚性的特点，因此在交通费用上开支不高，只有部分从事工作区域跨动较大的才会产生交通费用，平均每月不超过30元。因此，交通费用对农民工消费不构成大的开支压力。
农民工作时间长、强度大、辛苦程度高，需要一定的文化娱乐生活缓解这种工作压力。据调查，80.5%的农民工有文化娱乐活动，仅有19.5%的人没有。但他们的文化娱乐活动大多是看电视、打牌、下棋、看报等，而需要花钱消费的文化娱乐活动如看电影、听演唱会等则几乎很少。花费最多的文化消费是看报，88%的人每月几乎不花钱用于文化学习和娱乐消费。可见，农民工的文化娱乐生活水平很低，几乎过着枯燥乏味的城市生活。
中国社会是一个非常讲究和注重人情的社会，人际交往在生活中非常重要，农民工非常懂得这一点，尽管收入水平低，但仍愿意在此方面消费，如请客吃饭，一方面为自己工作和业务培育关系，加强业缘关系的培养；另一方面，与自己有亲缘关系的，则进一步加深感情，以期相互照应，共同发展。
（六）培训、保险、旅游、保健消费
培训是对知识和技能的提升，事关个人职业能力的提高和职业机遇的改变。从调查情况来看，农民工并不重视对自身培训的投入，仅有40人在此方面有消费支出，仅占总人数的5.7%。从该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农民工职业状况不佳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自身培养不够，投入太少。
在保险、旅游、保健消费方面，分别有33人、13人、10人有此消费。对大多数农民工而言，这些消费属于奢侈消费，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农民工开始进入这些提升生活品质、彰显社会地位的消费行业，现状令人遗憾，但这种趋势却让人乐观。
五、存钱数量及目的
从前面对农民工的消费结构分析可以看出，其消费行为具有低层次和保守性的特点，与其收入水平相对应，总体消费水平较低。之所以如此，除收入水平低的主要因素外，存钱是其另一个原因。对农民工而言，挣钱回家是进城的主要目的，而诸多消费，可以看做是不得已而为之，很多消费属非自主消费，被动消费特征十分明显。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并不是所有农民工均能顺利地挣钱回家，大多数人经过一年的辛劳并不能攒下多少钱。能存到500～5000元之间的人数只占被调查人数的34.8%，其中：501～1000元的40人，1001～2000元的73人，2001～3000元的46人，3001～4000元的28人，4001～5000元的59人。而5001～10000元的41人，占6%，超过10000元的仅8人，占1.1%。平均每人每年存钱1820元。
对存钱目的，统计结果显示，农民工存钱的目的有：培养子女、回家修房子或买房子、养老、以防生病、以后自己做老板、以备急用、学习技术，其他还有结婚、孝敬父母等。
访谈中，农民工道出了他们的真实想法：
问：为什么将孩子培养放在存钱目的的首位？
LY（姓名缩写，下同）：农村落后，没有技术挣钱不行，现在富裕的人都是有知识的，我们就吃了没有文化的亏，所以不想下一代再走我们这样的路，希望他们能好好读书，跳出“农门”，以后日子也好过些。
TLS：我们待在农村知道日子很苦，生活水平比起城市低很多，而且受到城市人的歧视，我们这代人现在要彻底脱离农村基本不行了，所以将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希望他们能成才，能与城市人平等地生活和工作。
问：为什么存了钱回去先修房子而不是去投资挣钱呢？
CWH：农村人将修房子看得很重，如果在外面挣了十几年钱，回去房子都没有修起来，那有些没面子，我们也想把房子修好，以后孩子就不用太辛苦了，没有房子孩子长大后娶媳妇都比较难。当然也想投资了，但不知道如何用，怕亏了。
问：你很担心以后老了没有钱花，所以存钱养老吗？
ZHG：是呀，农村没有养老金，老了还得自己劳动生活，存钱了心里踏实些，这样可以安度晚年。还有，年纪大了容易生病，存钱还可以防止生病时急用，现在医药费用很高，没有存款生病了就没有钱治病了。
问：一直都想当老板吗？对现在的工作不满意？
LF：给别人打工辛苦，还是自己干心里痛快，关键可以一直干下去，给别人干既不稳定又挣钱少，自己当老板可以多挣钱，还不受气。
根据调查情况和访谈内容分析，可以得到一些重要信息：
第一，在经济条件落后的农村，培养子女成了他们的首要大事。子女是农村人脱离艰苦的农村进入繁华大都市的希望，因此，大多外来农村人口宁可生活艰苦点，也要多存钱培养孩子。
第二，回家修房子是外出打工成绩的证明，也可以为孩子未来生活打下良好的基础，更是他们为自己立下的一块丰碑。
第三，养老问题和看病问题始终是农村人口心中的一个担忧。他们无法寄望国家的养老金和医疗金，只能在养儿防老的观念基础上，再多存钱以安度晚年和以备生病花钱。
第四，当老板是许多外来农村务工人员的梦想。在长时间为别人打工的经历中，他们认识到只有自己独立发展才能走得更好，也才能实现身份的转变和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但他们又面临着一个难题，不知道自己到底该作什么样的投资，当老板的方向不明确。
第五，除了生病会花去大笔钱外，外来农村务工人员最担心的问题就是出现紧急情况需要用较多的钱。这说明他们本身的积蓄是很少的，基本没有能力依靠自身力量应付突发事件。
从以上分析可以推断，农民工存钱的目的主要还是用于解决将来的后顾之忧，属于保守的理财思路，对其发展大有裨益的投资和技能培训则排在靠后。该情况说明，多数农民工并未将自己作为投资对象，提升自身的职业能力，以便更好地融入城市，取得更好的发展，而是仅仅将进城务工挣钱作为谋生的一种手段和一种生活方式。他们没有理性地将进城作为彻底转换职业角色或者社会身份的一种过程，具有明显的过渡性。
六、消费特点及趋势
（一）消费特点
消费群体的消费特点，是受该群体收入与消费观念决定的，收入决定消费能力，消费观则影响消费结构。从农民工的消费结构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消费行为存在以下特点：
1.消费占收入比重高
重庆农民工月均消费587.31元，消费占月均收入801元的73.32%。从消费比重来看，农民工的生活水平较农村居民有了很大的提高，是件令人欣喜的事。从消费总量来看，每人月均消费587.31元，以重庆400万农民工计算，每月能为重庆创造23.5亿元的消费和收入，一年则为近282亿元。在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农民工为重庆城市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2.消费结构较为单一
在月均587.31元的消费中，每月食品消费为327.08元，恩格尔指数为55.7%，指数很高，说明农民工的消费主要以吃饭为主。从前面消费结构分析中可以看出，除了吃饭和居住消费，其他则以孩子培养、通讯、看病等为主，都与生存紧密相关，而诸如文化娱乐、旅游、健身等提高生活品质的消费则比重很低。由此可以推断，农民工消费结构主要以生存为主，享受性消费则还未成为他们主要的消费内容。
3.消费层次较为低下
消费观念决定消费行为，农民工的消费观念相对城市居民较为保守，消费行为多为理智型和经济型，主要以量入为出、崇尚节俭为标准约束自己的消费行为，仅仅将消费看做一种生活手段，而不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这种消费观念和消费模式决定了农民工总体消费还处于一个低层次水平。
4.消费自主性受到限制
所谓自主性消费，指以自主需要和自我实现为目的的消费，而消费的非自主性则指消费主体不以自主需要和自我满足为目的，消费行为具有盲目性和被动性。农民工进城的目的大多为挣钱回家，其收入与支出以家庭为核算单位，这就使他们在消费时必须考虑到家庭的承受能力，这是农民工非自主性消费产生的重要原因。在农民工身上，这种非自主性体现为一种利他主义，即农民工在发生支出行为时为考虑家庭其他成员的生存状态，而刻意约束自己的消费行为。农民工进城挣钱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更多的是为家庭其他成员提供支持。之所以如此，清华大学李强教授解释为：一是农民工与家庭实行互补，是一种双方平等交换的、信守合同的“契约安排”。家乡、家庭为农民工提供了躲避风险的港湾，一旦在城市发生经济上的危机，他们可以回到家乡。二是中国家庭历来重视家庭内部关系，家庭成员之间保持着高度的目标一致性和密切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格局使农民工在消费时必须考虑农村家庭的责任。这种利他主义限制了他们的消费自主性。
5.消费行为冲撞分化
农民工的消费行为有两个参照群体，一个是农村居民，另一个是城市居民，这种双重参照体体现为两种消费观念，即传统与现代消费观念，在现实生活中，两种观念出现了冲撞与分化。农民工尽管实现了职业身份的转变，但从心理上并未脱离农民这一角色原型，这就使得他们无法摆脱很多年来形成的消费心理和习惯，从潜意识里仍然参照当初在农村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加之农民工居住邻居和交往对象具有同质性，这种城市主文化下的“次文化”使这种传统消费观念得到稳固。在保持传统消费观念的同时，他们也受到城市现代消费文化的冲击。环境总是对人有很大的塑造能力，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生活在充斥大量现代文明的城市社会中，经常受到城市消费观念影响，城市居民的“示范作用”和城市社会的“许可规范”在无形中冲击着农民工的消费观念，使该群体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消费行为的分化。
调查表明，经过一段时间的奋斗之后，部分成功者在事业和生活上比城市居民都要优越，而部分人的生存状态与在农村相比没有明显的改变。从消费结构也可以看出，一部分人以生存型消费为主，而一部分人则开始进入享受型消费行列。
（二）影响因素
1.收入水平
收入能力决定消费能力，农民工大多就业于收入水平低、工作环境和福利待遇差的低层次职业行业，工作辛苦，挣钱不多。作为非城市居民，尽管为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较大贡献，但无法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福利，医疗、住房、养老等具有福利性质的保障对农民工还未实现全覆盖，他们微薄的收入除了解决生计问题外，还得承担本该由国家和社会承担的福利功能，这无疑限制了农民工的消费能力，影响他们的消费水平，降低了消费和生活质量。
2.挣钱目的
农民工挣钱的目的不是作为城市消费以提高个人生活质量。如前面分析一样，农民的收支分配是以家庭为核算单位，养家糊口的家庭责任使其在消费过程中必须考虑到其他家庭成员的生存。农民工挣钱除了养活自身之外，还必须承担其他家庭成员的生计和农业生产投入资金。因此，挣钱回家是多数农民工的主要目的，而消费只是一种不得已的生活支出，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消费行为是一种非自主的、利他的。
3.生活成本
农民工收入低，而城市生活消费相对较高，他们将很大一部分收入用于生活开支，比例高达73.32%，这就使其剩余的收入很少，危及到了他们的进城目标的实现。
4.观念局限
观念局限是影响农民工消费行为的主观因素。农民工在城市工作，但身份仍然是农民，城乡二元管理体制使其没有城市归属感，进城只是农民生存的一种手段，而非将进城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未来归宿。这种过客心理使其将自身边缘化，从而也使其消费行为边缘化，跟随他们多年的消费习惯和观念短期内难以得到改变。这种观念的局限导致农民工消费行为始终有向农村回归的趋向，难以市民化。
（三）消费趋势
在进入城市的那一刻，农民工就已经成为城市经济社会运转的一分子，包括代表城市文明一部分的消费文化。经过艰苦的努力，大部分农民工成功地在城市立稳足跟，很好地适应了现代城市生活。作为城市生活的重要部分，其消费行为在传统习惯与现代方式的冲突中表现出了农民工群体的独有特征，在他们身上，既有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子，也有了城市居民的些许痕迹，尽管传统的农村消费特点占据了大部分，但也能看到诸多新的消费行为和消费趋势，这些趋势刻画出了农民工消费转型的轨迹。
1.消费结构从简单向复杂转变
在传统消费模式下，衣食住行是农民工的基本生活消费，简单而便宜的食物、衣物，以及凑合的廉价房屋就能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温饱是他们对生活的基本要求，这与繁华的城市社会和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格格不入。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农民工生存条件的不断改善，农民工开始适应城市生活方式和节奏，在观念和行为方式上都有了转变，消费结构开始发生变化，这从前面调查的消费内容和形式中可以看出：
（1）通讯消费。写信不再是农民工主要的通信方式，电话已成为农民工主要的通讯工具。在调查中，超过50%的人已拥有自己的手机，平均每月消费近30元。这说明农民工已适应城市信息社会的联络方式，并能很好地利用手机这一通讯工具为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服务。
（2）房屋消费。对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民工来说，住所不再是遮风避雨的场所，而是提高生活质量、享受城市发展成果的一种重要内容。因此，部分农民工已不满足拥挤的工棚或集体公寓，愿意消费宽敞的、设施齐全的城市居民住房，调查显示，部分农民工已住上超过100平方米的城市小区住房。而另一部分经营成功的农民工则购买了自有产权的商品房，占调查总数的5.5%。这种消费水平基本接近城市居民。
（3）电子消费与车辆消费。在电子消费方面，除了有手机消费外，很多农民工自购有影碟机、MP3等电子产品，尤其是许多青年农民工，经常光顾网吧或者自购电脑上网，基本融入电子时代。在车辆消费方面，很多农民工经常乘坐出租车、轻轨，不再单纯依靠步行、自行车和公交车等交通方式。部分人拥有自己的摩托车或电动车，尤以个体商贩为主。
（4）高档商品消费。收入的提高使部分农民工开始消费较为昂贵的奢侈物品或服务。调查显示，部分人购买了戒指、项链、化妆品等奢侈品，也开始购买金融产品，如保险、基金等。开始步入高档茶楼、饭店享受高级服务，愿意出外旅游、进入健身房锻炼，对高档商品和服务的消费表明，部分农民工已向城市上层生活迈进，标志着心理和行为逐渐向市民转型。
消费结构由简单向复杂的转变突破了农民工传统的消费行为模式，尽管大部分农民工仍然保持着原来的消费习惯，但少数人的分化与转变，让我们看到了农民工群体消费结构向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2.消费观念由保守走向开放
消费心理支配消费行为，消费动机对人的消费行为的选择起着重要的支配作用。随着对城市生活的不断适应，受城市居民消费观念和行为示范作用的影响，农民工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观念也开始发生转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消费手段更加新颖。以向家乡汇款为例，以前农民工多以邮局汇款为主，而如今很多人则选择银行汇兑，该方式较汇款单汇兑更为方便、快捷，这种对传统方式的放弃表明农民工在心理上开始接受电子时代的消费手段。对刷卡消费的使用，如超市、商场、银行缴费等，更进一步体现出当今农民工在消费手段方面的进步。而这种进步源于对传统消费观念的突破。
（2）开始追求消费商品档次的提高。由于经济实力的局限，农民工消费商品多为低档的日常用品，实用主义是其消费的指导思想。在调查中发现，部分农民工开始走出这种消费旧观念，开始追求符号消费即名牌消费，消费感受从追求实惠向追求时尚转变。对高档商品、时尚商品消费有所涉及，手机、电脑、车辆消费正说明了这一转变的存在。同时，追求消费的个性化，时尚化也在实际生活中有所体现，部分农民工不同程度的消费了电影、演唱会、健身、旅游参观等明显区别于传统衣食住行的生活消费。这种消费行为的异化表现出了农民工群体的内部分化，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农民工群体的消费层次。
3.消费内容开始注重文化内涵
维系人类生存的各类消费品，除直接采自自然外，大多经过人类的再加工，这一加工过程实际上是人类文化嵌入的过程，加工程度不同，所附加在其身上的文化内涵就有所不同。现代城市社会与自然隔离较远，所消费的物品绝大多数都经过多次加工，不同程度的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农民工进入城市社会后，有必要适应这一消费潮流。但在进城之初，受收入水平与消费习惯的影响，农民工多选择消费初级的仅经过粗加工的消费品。吃简单的食物，穿便宜低档的衣服，住简陋的居室，使用简单的日用品，与城市消费文化格格不入，正因为如此，他们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被边缘化，低层化。
随着与老一代农民工的开始退出，新一代农民工成为城市主流移民。代际更替加速了旧的农民工消费文化的瓦解，新的适应城市生活水平的消费文化正逐步形成，具有标志性特点的就是消费品文化内涵的丰富。在吃方面，各种高档餐饮、外来食品不再是城市居民独享的美味，农民工同样开始进出这些消费场所；在穿着方面，时尚、流行款式正在农民工身上得到体现，很多时候仅凭衣着无法分辨出城市人口的城乡身份。除此之外，手机、电脑、游戏机等各种电子产品大量进入农民工家庭。种种消费行为表明，很多农民工正以城市居民消费的标准和规范衡量自己的消费行为，尤其是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民工，除了在事业上试图与城市居民保持更小的差距外，更力图通过消费迫近来缩小与城市居民的心理差距，以求得心理平衡。这体现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强烈愿望。
除了开始消费文化内涵更高的各类物品外，农民工对文化消费本身也开始重视。在调查中，发现农民工工余时间的文化娱乐活动除了看电视、打牌、下棋，多以读书看报为主，开始有人愿意自费参加各种培训，更有人将存钱的目的列为求学深造。
由此看出，农民工不仅开始适应并融入到城市消费文化中，并有了自己对文化消费的追求，这种对文化内涵的追求不仅体现了他们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的转变，更体现了他们消费心理的适应与融入，是农村居民向市民转化的一个重要的心理准备，是农民工彻底融入到城市的一个可喜的开端。
（四）消费转型的重要意义
农民工消费结构的复杂化、消费观念的开放以及对城市消费文化的适应，不仅体现了农民工生活品质的提高，更影响其消费模式的转型，而这种转型无论对城市发展还是乡村进步都具有积极的意义，有利于推进城乡统筹发展。
1.有利于拉动内需促进经济的发展
很长一段时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能保持高速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贸出口及对基础设施的投资，需要解决的问题则是如何拉动内需，将经济发展模式从出口依赖向内需拉动转变。在城市消费有限的情况下，如何挖掘拥有近8亿之众的农村人口消费能力，扩大农村消费市场成了拉动国内内需的主要任务。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城乡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农村发展滞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仅相当于城市居民的近1/3，在“剪刀差”效应的影响下，农村居民消费能力进一步缩减，扩大农村居民消费能力在短时期内还无法很快实现。但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则为此提供了契机，使增强农村居民的消费具备了一定的条件。
以重庆为例，调查表明，农民工每人月均消费587.31元，以400万农民计算，每月为重庆经济的贡献为23.5亿元，一年则为282亿元，如按此水平计算，全国超过1.2亿农民工的消费总量则数目可观，对收入水平不高的农民工来说，如此高的消费数量对拉动内需来说可谓贡献巨大。现实表明，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其消费力的增强和消费模式的转型，已将原本狭窄的农村消费市场在城市得到拓展，成为城市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这对城市经济的发展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模式的改善都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2.有利于统筹城乡推进城乡共同发展
农村人口向城市聚集可以看做是城市化发展的前期阶段。实际上，很多在城市经营成功的农民工已主动完成城市化过程，成为了城市居民。这一过程是城乡文明的交换过程，农民工将农村文化习惯带入城市，并在城市文化氛围中接受选择；同时农民工也适应城市文明，并将其传递回农村家乡。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工实现身份、生活方式、心理或部分或全部的转变。
在前面已经论及到，农民工虽然已经进入城市，并在一定程度上按照城市的标准或节奏在生活，但基本还是以家庭为经济核算单位，其消费行为必须考虑到家庭的收支平衡。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摆脱不了城市消费文化氛围熏陶，在与农村的信息交换过程中，农民工势必将城市消费和生活习惯传递给家乡其他人员，完成城市文明向农村的渗透。同时，他们也会将城市消费品（包括衣食用等各个方面）带回家乡，从物质上完成城市消费品向农村的传播。这一过程使城市文明在农村得到内化和物化，带动了农村消费习惯和消费内容的转型，在生活习惯上缩短了城乡差距，有利于城乡统筹的进一步发展。
3.有利于农民工尽快地向市民转变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幅员面积广，农村人口多，在过去重城市轻农村的非平衡发展路线下，农村发展滞后，城乡差距拉大，农村居民生活水平较城市居民存在很大的差距。当前，切实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城乡统筹是当前我国在新形势下的发展战略。然而，由于中国农村发展总体水平较低，“三农”问题突出，人地关系紧张，仅仅依靠人均资源占有量比世界平均水平低很多的农业资源来解决农村发展问题是很不现实的。这就需要转变思维方式，跳出“三农”来解决“三农”，加快推进城市化，将农村居民市民化是一种更为有效的途径。
农村居民向市民化转变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物质条件的准备。城市与农村不同，生产、生活方式较农村要求更高，生存成本更高，要在城市中立足并保持较好的生存质量，需要具备良好的物质条件。二是制度条件。中国实行城乡二元管理体制，农村居民转化为市民目前还存在一定的制度障碍，可喜的是，这种障碍正在逐步消除。三是心理准备。由农村居民向城市居民转变，有一个心理适应的过程，这一过程的缺乏，可能带来农村居民在城市的心理不适和紧张。这三个条件同时具备则会加快农村居民市民化的进程。
农民工在城市消费的转型说明他们具备了物质条件和适应城市生活的心理条件，一旦制度条件成熟，这部分人就可能顺利实现农村居民的市民化，而这一群体规模的扩张将大大加快中国城市化的进程。
因此，农民工消费转型不仅仅代表了他们生活品质的提升，在推动城市经济发展，实现城乡统筹，推进中国城市化进程方面更具有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