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汉这本《诗全编》已经可以交稿了。关于这本书的意义，楼老在序文中讲得很清楚。一些有关正文的编纂、整理、校注等问题，“出版说明”也作了交代。但是，对于胡风先生这样一位不同寻常的作者，你我两人作为编者，也还是有不少的话想说说的。
绿原我首先想到鲁迅在《白莽作〈孩儿塔〉序》里说过的一句话：“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当然，胡风先生的遗著自有千秋，用不着我们来设法给它流布。但是，接受这本《诗全编》的编辑任务，我们不也是觉得“真如捏着一团火”么？
牛汉我说的也有这层意思。不过，这“一团火”与其说是指这一本具体的诗稿，毋宁是指作者毕生为诗作出重大而崇高的牺牲、从而通向伟大的忘我精神。作为编者，同时作为曾经从作者汲取过血奶一般的养分的晚辈，我们有责任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从各个角度阐释一下这本《诗全编》，或可有助于从事探讨我国现代诗歌发展历史的同志，特别是今天的青年读者，更好地理解它所内含的精神力量。
绿原话是这样说，真还不知从何说起。
牛汉我看，就采取两人对谈的方式，想到什么谈什么，只要是自己的真情实感而不是泛泛的应酬话就行，应当比一篇公式化的“编后记”之类更有真实的意义。你说呢？
绿原你这个老编辑还真会出点子。那就开始对谈起来吧——在广大读者的心目中，胡先生一直是一位著名的文学评论家，这个印象当然是不错的，1955年起他所遭受的磨难不就是由他对于文艺工作的意见引起的么？但是，他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编辑家，建国以后成长起来的文学青年对此未必有什么印象；至于他作为诗人的独特的风格和卓越的成就，恐怕他们就更不十分了解了。然而，拿这本《诗全编》来同胡先生的整个文学生涯印证一下，我们应当说，他首先是一位诗人，他最终仍然是一位诗人。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评论工作和编辑工作不过是他作为诗人的余事。这样说，丝毫没有贬低他的评论工作和编辑工作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我的意思是，胡先生作为诗人，他的炽烈的对于真善美的追求精神，不仅表现在他个人的诗歌创作中，同时更表现在他的评论文字中以及他所编印的书刊中，后者同他的诗作一样，永远令人感到是“一团火”。今天，乘《诗全编》问世之际，让我们着重谈谈诗人胡风的一些情况。
牛汉把胡先生比作“一团火”，既形象又准确，不论是他的人还是诗，都是属火性的。火首先给人以光和热，但也有时可以炙痛人。真正的诗从本质上看都应当如此。胡风生前曾表示过，他一生最看重诗人这个称号。冯雪峰也有相同的遗言，希望他死后只保留一个头衔：诗人。这两位鲁迅晚年亲密的战友，经过了人生的严酷的考验，和对文学艺术的深沉的思辨之后，对自己一生的自我认识和归位是多么的一致！
绿原他们两位的一致的自我认识是更有力的启示。事实上，建国前三十年，胡风正是以诗歌创作开始自己的文学生涯的。后来，由于新文学运动的客观需要，他长期从事文学评论和文学编辑工作；在这些繁重的评论和编辑工作中，他的诗歌创作的激情往往同他不断发现的青年诗人的创作激情交融在一起，而他本人的创作成果则相对地减少了。到了建国以后，他中断了评论工作和编辑工作，反而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昂奋的情绪的支配下，诗兴大发，写出了一系列意义重大的诗篇。因此，我总觉得，胡风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诗人——牛汉是的，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诗人。首先，他的一生，他的命运，与中国伟大而复杂的革命斗争有着深刻的关系；同时作为诗人，他又有其独特的发展规律，对他一生不同历史时期的诗歌创作的演变，须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是不能拿其他诗人的实践经验来类比的。胡风对于诗不但有敏感，而且有卓识，在本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他以抑止不住的发现的喜悦，最早评介了艾青和田间。我们可以从他的充满激情的诗论更好地认识他的诗，反过来也可以从他的诗更好地理解他的诗论。在这一点上，一般的诗人或评论家很难同胡风相比。
绿原正是这样。我还想说的是：胡风虽然写了几十年的诗，而且临终前还十分挂念自己的诗作的出版，但他并不像某些诗人那样，只以个人的创作收获为目的——这就是说，他除了个人创作外，更希望从其他方面为中国新诗作出贡献。他一生写诗，实际上在从事一场战斗，为他的人生理想而战斗，为他的美学理想而战斗。用他自己的话说，战士和诗人原来是一个神底两个化身。那么，诗人胡风不能不同时是战士胡风。众所周知，他为诗受尽磨难，至死无悔，到晚年在心灵上被诗神所燃起的烈火反而越烧越旺，这更是写了几本诗就心满意足的一般诗人所不可比拟的。
牛汉胡风的诗歌创作活动，从二十年代算起，到八十年代，整整经历了六十个年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尽管由于种种原因时断时续，一度被迫停笔，他的诗心却始终搏动着。他的诗直抒胸臆，不少诗带有自传的成份。
绿原“自传”一说意味深长，使我想起歌德的一句话：“我所有的作品都是一个大型自白的碎片。”不过，自传也好，自白也好，作者始终只有一个主题，就是为祖国和人民而歌。这个主题在作者笔下的具体表现，与时代精神密切吻合着而分为几个阶段，这一点你在新编《为祖国而歌》的“编者的话”中已经提到了。在以《野花与箭》为标志的第一阶段，诗人胡风的独特个性似乎还没有褪尽“五四”文学的痕迹，所谓“悲壮的少年时期”的诗作多少流露出一些伤感乃至幻灭的情绪，但是人们从中仍然体会到作者在大革命失败所引起的苦闷中对于战斗的明天的追求，用他自己的说法，他从夕阳的“温暖和光明复活了第二天的朝阳的、更温暖更光明的信心”。在以《为祖国而歌》为标志的第二阶段，“喑哑了多年的咽喉突然地叫了出来”，作者情不自禁地吟咏了苦难祖国在民族解放战争中争取新生的痛楚和希望。第三阶段则是气度恢弘、气势磅礴的长组诗《时间开始了》，作者站在历史的高度上歌唱了祖国和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伟大斗争和所取得的伟大胜利。第四阶段包括以《怀春曲》、《求真歌》为代表的一大批独创的格律诗，这时作者失去了自由，得不到起码的写作条件，全凭吟诵和记忆来进行创作，二十多年来写了几千首，目前收存的只是从衰弱的记忆中搜寻到的一部分，真是一字一滴血的心灵之歌——这里又想借用鲁迅的说法，“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把以上几个阶段综合起来看，说胡风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诗人，还有这样一层意思：他的诗我觉得带有“史诗”的成份……
牛汉慢着，不妨把“史诗”一说再发挥几句。
绿原所谓“史诗”不过是我的一点感觉，怕经不起你一问。（沉吟片刻）按照西方文学史，史诗又称叙事诗，常使人想起荷马、维吉尔、但丁等鼎鼎大名。它同戏剧（诗）和抒情诗并属于文学（广义的诗）三大体裁。又据说，史诗反映和阐释过去，戏剧意向着未来，抒情诗则全然涵盖现在。——这些洋典故、洋教条同我们眼前的话题并不相干。倒是到了二十世纪，人的观念扩大了，所谓“史诗”已不再仅仅是上面所指的那些经典。相反，没有过去的历史情节，没有另外的主人公，全篇采用第一人称，但不限于个人的纯粹抒情，而是化身为一个大写的“我”，实际上代表比“我”更多更多的人类，对某种崇高的形而上的主题进行沉思和歌唱，即使偶尔有情节叙述，也是一种把人引入崇高境界的手段——这样的诗往往具有这种崇高境界所必需的广阔的抒情范围和沉重的抒情分量，使得批评家不得不称之为史诗。例如，惠特曼、波德莱尔、马雅可夫斯基、艾略特等人的一些基色各不相同的长诗都可称为史诗。因此，联系到胡风的诗歌创作，从他的《野花与箭》的迷惘的探求，到《为祖国而歌》的激越的呼唤，到《时间开始了》的广阔的升华，再到狱中诗钞的深沉的感悟——我不由得产生了“史诗”的感觉，当然说的也只是感觉。
牛汉原来如此。关于《野花与箭》，我还想说几句。胡风在他的三卷本的文学评论集的《后记》里写道：“我受的不是湖畔诗集和《春之歌》所有诗人的影响，而是其中的潘漠华和应修人（休人），还有鲁迅介绍出来的殷夫（白莽）的影响。”胡风的《野花与箭》的情境的确与应修人、潘漠华、殷夫的诗相近。胡风所以在给他影响的诗人里面没有提冯雪峰和汪静之这两位湖畔诗人，大概是由于他们的诗较纤细，近乎恬静的田园牧歌，而应、潘二人的诗显得更加朴实。
绿原胡风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写诗的，我还搞不清楚。他说他受到过潘、应、殷三位的影响，当然是可信的。但是，胡风这里没有提到冯雪峰，我总觉得有些费解。不知你有什么看法？
牛汉胡风在这里没有提冯雪峰，反映了他早年的感受和喜好。但我以为，雪峰于四十年代初被囚禁在上饶集中营时以血泪写的那些庄严的诗（《灵山歌》和《真实之歌》）的真诚而厚重的艺术特色，与当年七月派诗人追求的审美境界是异常相近的，也与胡风关于诗的理论见解相符合。我也曾听胡风讲过“灵山歌》和《真实之歌》是雪峰最好的诗”。胡风出狱不久，住在成都招待所里。1979年11月17日下午，收到雪峰追悼会的通知，立即拍了一封长达六百四十多字的唁电，开头说：“向冯雪峰同志——二十年代初报春的、纯真的人民诗人……”结尾又说：“我个人青年时期的诗情诱发者……”这表明了诗人雪峰和诗人胡风之间的深厚“诗谊”。1985年，胡风在《深切的怀念》一文中，对雪峰的诗有了更为深刻的评价：“我读了他当时在狱中写的《真实之歌》，那是一个革命诗人用血写的讴歌不屈的忠贞的英雄的诗篇，是诗人的真情实感才能写出来的诗。”
绿原雪峰早期的诗作我读得不多，但《灵山歌》和《真实之歌》实在是“最好的诗”……再说胡风的诗，比起《野花与箭》来，《为祖国而歌》在文学史上的意义要更大一些。我是这样看的：首先，它把诗的主题推进到一个新时代，即从三十年代后期到四十年代前期的整个抗战时期。查查资料就不难了解，这本诗集是最早的抗战颂歌之一。其次，它在形式上彻底摆脱了二十年代以来中国新诗或者因袭旧诗词情调、或者模仿西方诗歌手法的窠臼，在真情实感的表现方式方面进行了可贵的探索，用他的话说，也许是要“敢于给众人的嗜好一记耳光”吧。
牛汉看来作者这时似乎受了马雅可夫斯基的影响。
绿原不过，当时国内介绍这位苏联诗人怕还不多。
牛汉胡风想必是从日文或英文译本认识他的，一下子就感受到他对诗歌领域的开创精神和艺术的生命力。我说胡风受马雅可夫斯基的影响，不是从形式上而言（他很少采用所谓“楼梯式”），而是指后者的那种排斥雕琢或粉饰、直抒胸臆而又一气呵成的具有冲击力的艺术气质。布洛克死了的第三天，马雅可夫斯基写了一篇悼念文章，肯定了布洛克是“声望最高的象征主义巨匠”，“对现代诗歌发生过很大的影响”。但又指出：“象征主义者的纤巧的典雅的词句撑不住、举不起革命的最现实最粗犷的形象。”在抗日战争初期的历史形势下，胡风所激赏和企望的正是这种能够创造“革命的最现实最粗犷形象”的诗。
绿原这个观点值得深入一步地展开，但今天缺乏资料，不能详谈了。与胡风同时写作的诗人还有不少，他们都有各自不同的探索和成就。但是，检讨抗战诗歌的源头，把诗作为精神的触媒剂，真正把读者从新诗的“旧趣味”中吸引出来，转而引进为祖国为人民而歌的广阔的新天地，这样的诗集为数并不多，其中不能不提到胡风的《为祖国而歌》。当然，这不是说胡风的诗开辟了新时代，而是说伟大的时代创造了胡风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