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拎着一包从城里点心铺文盛斋买的槽子糕（蛋糕），油都明晃晃地渗出了包装纸，十分地馋人。这点细节，到现在还记得。我乖乖地走着，真想吼唱一段新学的西口爬山调。上学堂之后，就多半吼唱不成了。学校在“子方庙”里，“子方”只是记音，一直不清楚庙里供的什么神，供神的龛，前两三年被纸封了起来。
母亲与老师冯百成是熟人，冯老师与我父亲同过学。冯老师在东屋住着，一进他的门，母亲说的第一句话是：。给冯老师叩个头。”我规规矩矩行了跪拜礼。冯老师说我一定聪明，长得很像我父亲，他把我钡到教室，就是庙里坐北朝南的大殿，为我找了一个座位。
老师刚走出教室，一个个子比我高一头的学生，我认得他，他是自称武举的王村长的儿子王仁义，朝我走过来，说：“你既然已是这个学堂的学生，就得刺个梅花点。”“什么时候刺？”“当下就刺。”已经有人拿来砚台，正在研墨，我不在乎这个，问“刺在哪里？”“左手臂上。”王仁义伸出自己的左臂，上面真的有一个五点形成的梅花。村里大人们有不少刺过的，似乎人长大成人就得刺上这个标志。王仁义墨刺手艺很在行，先在我左手臂上涂上黑墨，立即用针扎起来，一个点至少扎十几次，五个点就得扎八、九十次之多，只觉得有点刺痛感，仁义问我：“疼不疼？”我笑笑说：“不疼。”这点疼比起黑肚母蝎子螫人的那种钻心疼真算不了什么！我这两年就被蝎子螫过三次，疼得一夜睡不着觉。
我的左手臂墨刺的部位肿疼了十几天，显然发了炎。没有治，咬着牙关硬充好汉捱了过去，我的左手臂于是有了自己的梅花点。
过了好多年，逃难到大后方上中学，同学们常常好奇地问我，手臂上刺的梅花点有什么意思？我从来说不明白。说它好看说不出口。与我同过学的成百成千的学生真还没有见过一个手臂上有墨刺，渐渐地觉得光洁的手臂上刺上几个黑墨点，实在不光彩，几乎变成愚昧与野蛮的标志。我常常见那些江湖卖艺人或兵痞的手臂胸前刺着些花纹，更感到羞耻，因此，即使天热，也不愿穿短袖衬衫出丑。这种心态苦恼了我许多年。人到中年之后，才渐渐把它看轻了，知道这种历史的痕迹不必伤什么脑筋，而且与一个人的品德绝无内在联系。道理归道理，但一看到它还是有些不顺眼。
前十几年，有个朋友劝我把它去掉算了，医院把这看作很小的手术。我犹豫了好久，觉得无太大的必要。我看见有人掉脸上的痣或瘊子，还是留下点浅浅的疤痕。我的左臂即使作了手术，也不可能了无痕迹。我一看见它，心里还会想到它过去的阴影。因此，直到现在，我的梅花点还依然牢牢地长在手臂上。我说它“长”，一点不假，记得王仁义为我刺上它时，五个点圈起来不过指甲大小，但是，它随着我的躯体不断地在长大，现在几乎已长大了两三倍，但色泽似渐渐变淡，近于浅蓝，它与我同时衰老了。
这几年，我偶然看看左手臂上的梅花点，却生出了另一种怀旧的情感。想起我的愚昧而迷人的童年，想起童年时那种苍凉而原始的人生境界，它几乎成为童年和故乡的实实在在的一部分。六岁时刺的墨点居然还明显地活在我的生命之中，它决不只属于手臂，把这种情绪仅仅说成是伤逝或衰老是不全面的·因为它给我带来的不再是不光彩或羞耻，连愚昧也说不上，它真正成为我生命最初的一个与胎记相似的标志。
写到这里，我想起一件绝不可遗忘的往事，它与我手臂上这五个梅花点有关。1945年8月，我从汉中到天水去看望我已有八年未见面的母亲。两年前她从山西老家带着两个弟弟到了天水，与我父亲团聚。1937年之后，父亲一直在天求教中学。
当我走进父母住的天水北城根那个院落（我过去来过）。知道我家住在南楼上，我站在院当中，大声地喊：“妈！妈！”同院的人知道我是谁，也跟我一块喊。我看见我母亲慌慌张张（她一生总是慌慌张张的）下楼，几乎从楼梯上摔下来，望着面前陌生的儿子，她不认识我，她望着我直发愣，“是成汉？～是。”我扑到母亲的怀里，但没有哭。母亲从来不流泪，她也没有哭，她真的认不出我来了。她摸摸我的两只耳朵，我知道小时候我的一个耳朵有点压歪，她说：。看不出来了。”她突然抓住我的左臂，把衣袖捋上去。我看看有没有那个五梅花！”当她看到我手臂上的那五个黑点时，咯咯地狂笑起来，笑得流出了热泪，。是，是，是成汉！”什么都变了，个子从一米五长到一米九，面孔不似小时候那么发灰，而且还戴了近视眼镜，真的变得陌生了。只有手臂上的五个黑点没有变。母亲久久地摸着我左手臂上的梅花点，说：“啊！真好看！”
我把墨刺的梅花点珍惜地留在我的生命里，好看或不好看。愚昧或不愚昧，对于我早已不成什么问题。
我的第一本书
前几天诗人蔡其矫来访，看见我在稿纸上写的这个题目，以为是写我出版的第一本诗集，我说：“不是，是六十年前小学一年级的国语课本。”他笑着说：“课本有什么好写的？”我向他解释说；“可是这一本却让我一生难以忘怀，它酷似德国卜劳恩的《父与子》中的一组画，不过看了很难笑起来。”我的童年没有幽默，只有从荒寒的大自然间感应到的一点生命最初的快乐和幻梦。
我们家有不少的书，那是父亲的，不属于我。父亲在北京大学旁听过，大革命失败后返回家乡，带回一箱子书和一大麻袋红薯。书和红薯在我们村里都是稀奇东西。父亲的藏书里有鲁迅、周作人、朱自清的，还有《新青年》、《语丝》、《北新》、《新月》等杂志。我常常好奇地翻看，不认字，认画。祖母嘲笑我，说：“你这叫做瞎狗看星星。”那些开本大的杂志里面，夹着我们全家人的“鞋样子”和花花绿绿的窗花。书里有很多奇妙的东西。我父亲在离我家十几里地的崔家庄教小学，不常回家。
我是开春上的小学，放暑假的第二天，父亲回来了。我正在院子里看着晾晒的小麦，不停地轰赶麻雀，祖母最讨厌麦子里掺和上麻雀粪。新打的小麦经阳光晒透得发出甜蜜蜜的味道，非常容易催眠和倦梦。父亲把我喊醒，我见他用手翻着金黄的麦粒，回过头问我：“你考了第几名？”我说：“第二名。”父亲摸摸我额头上的“马鬃”，欣慰地夸奖了我一句：“不错。”祖母在房子里听着我们说话，大声说：“他们班一共才三个学生。”父亲问；“第三名是谁？”我低头不语，祖母替我回答：“第三名是二黄毛。”二黄毛一只手几个指头都说不上来，村里人谁都知道。父亲板起了面孔，对我说：“把书本拿来，我考考你。”他就地坐下，我磨磨蹭蹭，不想去拿，背书认字难不住我，我怕他看见那本凄惨的课本生气。父亲是一个十分温厚的人，我以为可以赖过去。他觉出其中有什么奥秘，逼我立即拿来，我只好进屋把书拿了出来。父亲看着我拿来的所谓小学一年级国语课本第一册，他愣了半天，翻来覆去地看。我垂头立在他的面前。
我的课本哪里还像本书！简直是一团纸。书是拦腰断的，只有下半部分，没有封面，没有头尾。我以为父亲要揍我了，没有。他愁苦地望着我泪水盈眶的眼睛，问；“那一半呢？”我说：“那一半送给乔元贞了。”父亲问：“为什么送给他？”我回答说：“他们家买不起书，教师规定，每人要有一本，而且得摆在课桌上，我只好把书用刀砍成两半，他一半我一半。”父亲问我：“你们两人怎样读书？”我说：“我早已把书从头到尾背熟了。乔元贞所以考第一，是因为我把自己的名字写错了，把史承汉的‘承’字中间少写了一横。”父亲深深叹着气。他很了解乔元贞家的苦楚，说：“元贞比你有出息。”为了好写，后来父亲把我的名字中的“承”改作“成”。
“跳，小狗也跳，大狗叫，小狗也叫……”背得一字不差。
父亲跟乔元贞他爹乔海自小是好朋友，乔家极贫穷，乔海隔两三年从静乐县回家住一阵子，他在静乐县的山沟里当塾师。
脸又黑叉皱，脊背弓得像个“驮灯狮子”（陶磁灯具）。
父亲对我说：“你从元贞那里把那半本书拿来。”我不懂父亲为什么要这样，送给人家的书怎么好意思要回来？元贞把半本书交给我时，哭着说：“我妈不让我上学了。”
晚上，我看见父亲在昏黄的麻油灯下裁了好多白纸。第二天早晨，父亲把我叫到他的房子里，把两本装订成册的课本递给我。父亲的手真巧，他居然把两半本书修修补补，装订成了两本完完整整的书，补写的字跟印上去的一样好看。父亲把两本课本用牛皮纸包了皮，在封皮上写上名字。元贞不再上学了，但我还是把父亲补全的装订好的课本送给他。
这就是我的第一本书。对于元贞来说，是他一生唯一的一本书。
父亲这次回家给我带回一个书包，还买了石板石笔。临到开学时，父亲跟我妈妈商量，觉得我们村里的书房不是个念书的地方。老师“弄不成”（本名冯百成，因为他干什么事都办不成，村里给他取了这个外号），我父亲很清楚，他，人忠厚却没有本事。父亲让我随他到崔家庄小学念书。我把这本完整的不同寻常的课本带了去。到崔家庄之后，才知道除了《国语》之外。本来还应该有《算术》和《常识》，因为“弄不成”弄不到这两本书，我们就只念一本《国语》。
还应当回过头来说说我的第一本书，我真应当为它写一本比它还厚的书，它值得我用崇敬的心灵去赞美。
我们那里管“上学”叫“上书房”。每天上书房，我家的两条狗（一大一小）跟着我。课本上的第一个字是“狗”，我有意把狗带上。两条狗像小学生一般规规矩矩地在教室的窗户外面等我。我早已经把狗调教好了，当找说“大狗叫。”大狗就汪汪叫几声，当我说：“小狗叫。”小狗也立即叫几声。“弄不成”在教室里朗读课文时，我的狗却不叫，它们听不惯“弄不成”的声调，拖得很长，而且沙哑。我提醒我的狗，轻轻喊一声“大狗”，它就在窗外叫了起来。我们是四个年级十几个学生在同一教室上课，引得哄堂大笑。课没法上了。下课后，“弄不成”把我叫去，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说：“看在你那知书识礼的父亲的面子上，我今天不打你手板了。”他罚我立在院当中背书，我大声地从头到尾地背了出来。两只狗蹲在我的身边，陪我背书，汪汪地叫着。后来“弄不成”老师还夸我的狗聪明，说比二黄毛会念书。
抗日战争期间，二黄毛打仗不怕死，负了几回伤。他其实并不真傻，只是心眼有点死，前几年去世了。他的一生受到乡里几代人的尊敬。听说乔元贞现在还活着，他一辈子挎着篮子在附近几个村子里叫卖纸烟、花生、火柴等小东西。
诗人蔡其矫再来我这里时，一定请他看看这篇小文，我将对他说：“现在你该理解我的心情了吧！”我的第一本书宴在应当写写，如果不写，我就枉读了这几十年的书，更枉写了这几十年的诗。人不能忘本。
送牢饭和公鸡打鸣
1935年，已记不清是什么季节，三舅牛佩琮在我们家乡被捕，是被当时北平当政的头头何应钦派来的密探在定襄县汽车站抓的。那天姥姥有事去忻县，三舅去送，没有料到早有人盯上了他。三舅当时是清华大学经济研究院很活跃的学生，《清华周刊》的主编，中共地下党员。由于他受到进步教授的掩护，何应钦在北平几次要抓他都没有抓到。三舅在朱自清先生家的楼上躲了几天，逃到了日本，几个月之后，潜回家乡，在东力村大姨家里平平安安地住着。
我当时在城里高小读书。教学老师齐雨亭是三舅的岳父，把我叫到他的寝室，异常冷静地对我说：
“你三舅昨天被捕了，不知是不是已解往北平，还是暂时关押在定襄的监牢，我不好去打听，你赶紧找你父亲去问问，回来把情况告诉我。”我立即请假到县立中学去找父亲。县中在旧晋昌书院，离高小不远，我一路飞跑着，刚爬上高高的县中大门，就碰到了父亲，一块回到他的寝室，父亲不像齐老师那么沉着，还没有开口说一句话，当着我的面哭了。
我平时很爱哭，三舅又是我崇拜的长辈，却没有跟着父亲哭，主要因为我年纪小，不知道事情的厉害。父亲说：‘昨天早晨我已有预感。上厕所把裤腰带掉进了粪坑。”父亲说，几天前三舅托人把一包书送来，让他收藏起来，其中有英文版的《资本论》，父亲当天就把书带回西关家里，藏在黑娘住过的那间黑洞洞的屋子里，埋在煤堆的下面。
齐老师是个很古板的人，父亲比他消息灵通，知道三舅羁押在县看守所。不会过多久，就得解到北平去。当时我的老爷（外公）还活着，是县税务稽征局的局长，一个很有权势的绅士，他当天就花了钱，买通了看守所和北平来的密探，使三舅免受皮肉之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