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局势失序，国际经济恶化程度远超预期，金融市场出现灾难性的狂泻潮并不仅仅是对美国经济债务日益恶化、欧债危机再次卷土重来及全球经济二次衰退概率加大的恐慌，而新兴经济体虽然保持较高的增长势头，但同样面临高增长模式难以持续的风险。
事实上，全球经济面临不是周期性危机，而是经济全球化以来第一次结构性大危机；是发达国家长期积累下来的结构性债务问题；是美元主导的全球货币体系下储蓄国与消费国之间的经济失衡问题；是全球旧有增长模式失灵的深层次顽疾。
近几年，新兴经济体的经济飞跃有目共睹，金融危机更加速了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GDP中的比重持续上升，已经占到全球经济总量的约50%。根据IMF数据，2003年到2010年，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速度每年都比发达经济体高出4个多百分点。在2010年全球经济增长中，代表全球GDP1/3的新兴经济体，推动了2/3的全球经济增长。然而，新兴经济体能否实现可持续增长也就决定着世界经济的未来。然而需要我们保持清醒的是：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模式能否持续，多年来的高速增长会不会突然失速，新兴经济还将面对哪些转型压力、陷阱和“瓶颈”？都是各国政府必须共同面对的。
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400多美元，依据世界银行的标准，我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而巴西、俄罗斯早就突破人均GDP万亿美元的大关。而在中等收入向高等收入迈进的过程中，随着新兴经济体劳动力成本上升、通胀加剧、货币升值及环境、资源等瓶颈，遇到了种种成长陷阱。
经济发展模式的陷阱。作为赶超型经济，新兴经济体大都采取的是增加劳动力投入、加快资本形成及数量扩张的“要素驱动型”模式。20年前，大多数新兴经济体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依靠全球分工体系深化带动的“斯密增长”创造出规模巨大的全球化红利。然而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严重打击了发达国家的支出能力，导致由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全球总需求出现明显下降，出现了需求不足和供给过剩的结构性冲突。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口拉动型增长不再对新兴市场经济群体起作用，传统模式已达极限。特别是随着新兴经济体劳动力成本上升、货币升值及环境、资源等“瓶颈”，意味着新兴经济体生产要素价格重估的开始，很多国家低成本的优势将逐步消失，如果在此时不能真正建立起国家创新基础，又与低劳动力成本国家竞争，将会导致产业低端徘徊，这将是未来新兴经济体必须面对的巨大挑战。因此，新兴经济体必须尽快由斯密增长向要素禀赋结构提升引领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转变才可能突破增长陷阱，免于陷入低增长循环。
而更大的风险来自于自全球贸易与金融分工失衡下的“美元陷阱”。从某种意义而言，全球经济失衡表现为全球储备与全球债务的失衡，即外汇储备在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过度累积和对外债务在发达经济体的快速累积。当前，除了中国拥有全球近三成的外汇储备外，俄罗斯外汇储备占比接近7%，印度、韩国的外汇储备占全球份额也超过或接近4%，巴西、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外汇储备占全球份额都在2%以上，新兴经济体的全球储备份额总和已经远远超过全球储备资产的50%。
自金融危机以来，新兴经济体本币快速升值、热钱流入，不但进一步推高新兴经济体外储规模、加剧输入型通胀的风险，也使新兴经济体的经济与金融安全越来被美国债务风险所累，在“美元陷阱”中越陷越深。管理财富比创造财富更重要，因此如何真正与美元脱钩，推动货币互换建立新兴经济体内部的主权货币结算制度和新兴经济体债券市场，打破美元陷阱和美债陷阱是保护好国民财富的根本。而未来，新兴经济体的结构性改革和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已经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