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中记载了邵雍的一件事：邵雍在家中务农时，一年的收入仅够吃穿，可是他并不以为意。相反，他还将自己的住所题名为“安乐窝”，封自己为“安乐先生”。平时，清晨焚香打坐是他一天必做的功课，晚上有时喝三四杯酒，至三分醉意即止。他每逢高兴时也会做几句诗自我欣赏一番。有时候进城游玩，就乘坐牛车去，自我感觉非常惬意。城里过去相识的士大夫们都能听出他的车铃声，等他的牛车一到，大家就争相出门迎接，连小孩子都高兴地说：“安乐先生到了。”有人更是高呼：“我家先生到了。”一些好客的人趁机挽留他在家里住宿一晚才放他回去。还有些好事的人，索性另盖一所房子给他，让邵雍作为临时住所，且美其名曰“行窝”。这些事例说明了邵雍平时所作所为感人至深，为人处世坦坦荡荡，真可谓不简单。
虚己无我的观念
虚达到极点就是无，普通人只知道以有为用，道家则主张以无为用。
以有为用，是小用，是有限的作用。以无为用，是大用，是无限的作用。大道无形无象，无声无息，实际有无穷的妙用。无达到极至，就可以度化无穷，体现道的作用。人达到虚己无己的境界，能利人利物利世趋于大同。
王弼注解《老子》说：“天地虽大，以无为心。圣人虽大，以虚为主。自私，就没有自我。没有自我则四海没有效仿的，天下没有能到达的。所以老子有‘有道的圣人遇事谦退无争，反而能在众人之中领先；将自己置于度外，反而能保全自身生存。这不正是因为他无私吗？所以能成就他的自身’的教导。”
一个人越自私，就越不能成全自己。一个人越是伟大，就越不为自己着想。所以老子说：“圣人不存在占有之心，而是尽力照顾他人，他自己也就更充足了；尽力给予他人，他自己反而更丰富。”又说：“有‘道’的圣人始终不贪图大贡献，所以才能做成大事。”一个人越不为名声，反而能成就他的名声；越不为利益，反而能成就他的利益。抛弃小名能得到大名，抛弃小利能得到大利，这是实践中的真理。
人能虚己、无我，就能与人无争，与世无争，与时无争，与物无争，随遇而安，随境而乐。一贵贱，等祸福，平苦乐，同得失，齐生死。通达天地的至理，通达天地的至情，所以人不可有过高的企望。
与人无争，就能亲近别人；与物无争，就能抚育万物；与名无争，名就自动到来；与利无争，利就聚集而来。祸患的到来，全是争的结果。不争，也就没有灾祸。所以老子说：“只有不争，才能无忧。”利人就会得人，利物就会得物，利天下就会得天下。从来没有听说过只为私利的人，而能得到大利。所以善利万民的人，如同水滋润万物而与万物无争，不求所得。所以不争之争，才是最高的竞争策略。庸人愚昧，所以乐与相安；智者自知，却不锋芒毕露。所以老子说：“不正是他不争吗？所以天下没有谁能和他相争。”这就是虚己无我的作用。
虚己无我的哲学观念，是相反相成的道理。《易经》谈“逆用”，老子谈“反用”，都是以虚己无我为基础。佛家谈“布施”，谈“功德”，也是以虚己无我为基础。
阴来阳去，明去暗来。这个地方失去了，在那个地方必能得到；这个地方遇到损失了，在那个地方必能有所收获。所以说利人就是利己，爱人就是爱己，敬人就是敬己。反之，损人就是损己，害人就是害己，慢人就是慢己。因此，他人占了我的便宜，我可能因为失去、因为吃亏而获得福报；我占了他人的便宜，我可能因为占有、因为获利而遭遇祸殃。这也就是老子说的“因损而益，因益而损”的道理。这就是道家的一种最高明的处世哲学，也可以说是“人取我弃，人弃我取”的处世观念。
有人询问陈希夷（陈抟，五代著名道士）的修身方法，陈希夷说：“便宜事不可再做；便宜处不可再行。”是你的终究是你的，不是你的强求不来。把便宜让给他人，把吃亏留给自己，这是一流的处世法则。
水满则溢
虚己的能量，在大的方面可以容纳世界，在小的方面可以保全自身。虚戒极、戒盈。极而能虚就会倾斜，盈而能虚就不会满溢。
身处高位而仗势欺人会引来杀身之祸，胡惟庸、石亨就是这样。拥有才能而不谦逊会引来杀身之祸，徐渭就是这样。积财而不散会引来招杀身之祸，沈秀、徐百万就是这样。恃才妄为会引来杀身之祸，林章、陆成秀就是这样。对社会人事妄发议论会引来招杀身之祸，李贽、徐观就是这样。反之，就能免除祸殃。这些人的后果都是不能虚己造成的。鲲鹏歇息六个月后，它振翅高飞，能扶摇直上九万里云霄。做人做事不懂息机，不扑则蹶。所以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贵极则贱，贱极则贵，凡事都是如此。身在局中的人，应保留回旋的余地。伸缩进退自如，是处世的好方法。
能虚己的人，能随时培养自己的机息，处处保留回旋的余地，不仅能全身而退，而且还能培养自己的度量。虚己处世，功不可占尽，名不可事尽，利不可得尽，事不可做尽。如果自己感觉到处处不如人，便要谦下揖让；自己感觉到处处不自足，便要恬退无争。
历史记载：东汉时期，肃宗即位，立母亲马皇后为太后，章帝又打算赐封各位舅父，但马太后不同意。适逢天旱，有人上书说是因为未封外戚的缘故，于是有关部门奏请依照旧制赐封。马太后下诏说：“那些上书建议封外戚的人，都是要向皇帝献媚，以谋求好处罢了。从前，王氏家族一日之内有五人一起封侯，而当时黄雾弥漫，并未听说有天降好雨的反应。外戚富贵过盛，很少不归于倾覆。所以先帝对他的舅父慎重安排，不放在朝廷要位，还说，‘我的儿子不应与先帝的儿子等同。’如今有关部门为什么要将马家同阴家相比呢！况且卫尉阴兴，受到天下人的称赞，宫中的使者来到门前，他连鞋都来不及穿，便急忙出迎，如同蘧伯玉一样恭敬有礼；新阳侯阴就，虽然性格刚强，略微莽撞，然而胸有谋略，攻城占地，议论战略战术，朝中无人能与他相比；原鹿侯阴识，为人勇敢忠诚而有信义。这三个人都是天下群臣中的出类拔萃者，难道能比得上吗！马家比阴家差远了。”她坚持不同意赐封。章帝看到马太后的诏书后悲哀叹息，再次请求，太后回答说：“我反复考虑此事，希望能对国家和马氏双方有益，难道只是想博取谦让的名声，而让皇帝蒙受不施恩于外戚的怨恨吗？从前窦太后要封王皇后的哥哥，丞相周亚夫进言，‘高祖有规定，无军功者不得封侯。’如今马家没有为国家立功，怎能与阴家、郭家那些建武中兴时期的皇后家相等呢！我曾观察那些富贵之家，官位爵位重迭，如同一年之中再次结果的树木，它的根基必受损伤。况且人们所以愿封为侯，不过是希望上能以丰足的供物祭祀祖先，下能求得衣食的温饱罢了。如今皇后家的祭祀由太官供给，衣食则享受御府的剩余之物，这难道还不够，而定要拥有一县的封土吗？我已深思熟虑，你不要再有疑问！”这不仅是马太后能居高思倾、居安思危、处己以虚、持而不盈，而且是希望章帝的各位舅父处于“虚而不满”之中，以避免将来遭到大臣的嫉妒而身败名裂的下场。在这段话里，我们能读出马太后公正无私和认识大体的胸怀。
做人恪守虚，就能自全自保；修养虚，就能人德入道；实用虚，就能容人容世。只有虚能转实，实不能转虚。
君子贵在虚己处世。猛禽将要攻击目标，必先敛翅低飞；猛兽将播捉猎物。必先巾贴伏地；圣人将要行动，必先示人以愚钝的形象。食人的虎豹看不到它的牙齿。咬人的狗听不到它的叫声。所以用兵的人以柔克刚，以弱乘强。不仅用兵如此，做人做事亦然。姜太公说：“能宽柔又能冷静地对待自己，能谦恭而礼貌地待人，能刚柔相济地处事，能忍耐又能果断地行动，这四种方略就是先世明君治国昌盛的原因。正义胜过私欲时国家就会昌盛，私欲胜过正义就会使国家衰亡，勤劳谦恭胜过怠惰就会使国家吉祥，怠惰胜过勤劳谦恭就会使国家灭亡。”
才在于内，用在于外；贤在于内，做在于外；有在于内，无在于外。这就是以虚为大实，以无为大有，以不用为大用的道理。人们取实，我独取虚；人们取有，我独取无；人们争上，我独争下；人们争有用，我独争无用。这是道家处世的妙诀。争只能获取小得、小有、小用，不争将会获取大得、大有、大用。
庄子说：“山木皆因材质可用而招致砍伐，油脂因燃烧可照明而自招煎熬。桂树因为可以吃，所以遭到砍伐，漆树因为可以用，所以招致刀割。人们都知道有用的用处，但不懂得无用的更大用处。”所以我们不要以精神去寻求利益，不要以才能去寻求事业，不要以私心去伤害公理，不要以自己去连累他人，不要以学问去穷究知识，不要以死亡劳累生命。河蚌因体内的珍珠而受到伤害，狐狸因身上的皮毛而受到猎杀。有用世心愿的人，应该隐藏起才能不显示才能，把有用隐藏到无用之中，把自私隐藏到无私之中，就能体会到虚空的妙用。
无可无不可的胸怀
史书上记载了孔子的一件事。孔子有一天看到麒麟孤单地站在路旁寻觅伙伴，他因此感叹天下没有人能理解麒麟的志向和抱负。当时，子贡侍立在孔子身边，听到先生叹气，于是询问是怎么回事。孔子回答说：“不怨恨上天，不责备别人努力学习以求实现理想，了解我的人难道只有老天爷吗？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不玷污自己的身体，伯夷、叔齐不正是这样的人吗？我与他们不同，我无可无不可。”无可无不可，这是孔子之所以名垂千古的地方。
孟子在公孙丑询问伯夷、伊尹、孔子三人有什么不同时回答说：“他们的处世之道不同。不是他认可的君主不服事，不是他认可的人民不使唤；天下太平时就出来做官，天下混乱时就抽身而退，伯夷是这样的人。只要是君主都能服事，只要是人民都能使唤，天下太平时做官，天下混乱也同样做官，伊尹是这样的人。能够做官，能够隐退，能够长期做官就长期做官，能够马上离开就马上离开，孔子是这样的人。”孔子的境界不是伯夷、伊尹所能追赶得上的，孔子令人高不可攀之处，就在于他无可无不可。
做人能否做到无可无不可，这要看一个人的胸怀是否宽广，器识是否高远。无可无不可，不是风吹两面倒。有也不多。无也不少的墙头草。历史上有许多领导者总是一意孤行，刚愎自用，凡事按照自己的性子来做，以为凭借个人的独特的天赋就能牵着历史命运的鼻子走，这种人到头来终归难逃失败。有时偶尔能成事，但也只是昙花一现。例如二战时期法西斯头目希特勒、墨索里尼就是这样的领导者，他们只有“有可有不可”的概念，而没有“无可无不可”的胸怀。
在我国历史上，楚霸王项羽是“有可有不可”一类领导者的代表人物，汉高祖刘邦是“无可无不可”一类领导者的代表人物。试想，如果项羽能多听范增的一些谏言，不固执己见，不好大喜功，不刚愎自用，或许霸王别姬的悲剧不会发生，秦以后历史也将重写。
据历史记载，建武五年（公元29年）正月，汉光武帝刘秀派太中大夫来歙持节护送马援西归陇右。西州上将军隗嚣一见马援到来，十分欣慰，与之同卧同起，询问刘秀的情况。马援说：“此人才明勇略，决非常人可比；且能开心见诚，无所隐蔽，阔达多大节，似与汉高祖同。至于博览经书，文字口辩，处理政事，前世无比。”隗嚣一见称誉刘秀，心中很不是滋味，思虑找个缝隙，借以诘难马援，便将刘秀与高祖刘邦相提并论，问道：“此人与汉高祖相比，谁人更胜一筹？”马援对先朝开国之君，难免心存忌讳；尤其以子孙比先祖，也不可直言无讳，所以只得笼而统之地答道：“不如也。”但以他的机智和应变天才，还是把彼此优劣映照出来。他接着说：“高帝无可无不可；今上（指刘秀）好吏士，动止合节度，又不喜欢酒。”马援说刘秀“不如”刘邦，就在于刘邦无可无不可。只有无可无不可，才能显示做事者的胸性浩大广博，才能显示他的日常工作平易宽简。
尧、舜、禹、周文王、周武王之所以成为千古圣君，就是因为他们对待一切事物都是无可无不可的态度，因此他们能聚合众多圣哲豪贤的智力勇力作为一已之力量，集合众多圣明高深的见解作为一己之见解，这样的领导自然比那些目空一切、忘乎所以的人强过百倍，因而在天下也难以寻找出对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