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越王勾践（公元前496—公元前465年在位）即位后不久，在夫椒（今江苏吴县西南）一役中遭吴反击，兵锋大挫，退保会稽山（今浙江绍兴）终于被打败。从此，越国成了吴国的属国。越王勾践兵败被俘，在吴国当了人质。人在吴国，深入危地，当然是凶多吉少，弄不好将招致杀身之祸。但考虑到整个越国的利益，为了报仇雪耻，他甘心在吴国做奴隶，忍辱偷生，以期早日回归越国，重振民心，强国富民，消灭吴国。在吴国，他再也没有一点国王的威风，而是“身执干戈为吴王洗马”。他没有怨言，而是尽量将马洗干净，以讨好吴王夫差。他本是一国之君，为他人洗马，何尝愿意？但一想到国耻，人格的尊严就不考虑了。吴王重病时，他服侍汤药，并亲口尝粪。史称他“曲意以欢其心，尝粪以取其怜”。勾践之所以要这样做，无非是要利用吴王夫差的伪善，取得其同情。勾践这一招很有效。时间一长，吴王夫差还真的同情了勾践，不再让他在吴国当人质，而是决定释放勾践回国。为了进一步欺骗吴王夫差，他在临别之际，表示对吴王夫差依依不舍，满面流泪，感谢吴王的仁慈。可是，他一踏上国土，便恢复了原来的面目，如虎归山，他发誓要报仇雪耻，恢复越国的独立地位。于是，他卧薪尝胆，磨炼自己的意志；十年生聚，强国富民；练习演习，加强国防。后来，吴王发兵北上，在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大会诸侯，与晋争盟时，越王勾践认为时机已到，便乘虚袭吴，吴王夫差被迫回师，向越请和。但越王勾践志在灭吴，拒绝谈和。公元前473年，越军围攻姑苏（今江苏苏州），吴王夫差自刎而死，强大一时的吴国灭亡了，越王勾践实现了为国报仇雪耻的愿望。越王屈伸之术，深得韩非好评，韩非说：“勾践人宦于吴，身执干戈为吴王洗马，故能杀夫差于姑苏。”
4.以屈求伸
屈伸之术并不是宏图大志者的“专利”，在历史上，每当革命盛势，反动没落阶级的代表人物，总是乞灵于伪装，以屈求伸，进行垂死挣扎。清朝袁世凯即为其人。
1901年，洋务派首领李鸿章病危，临终时，他推荐袁世凯继位自己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03年，清政府成立练兵处，任命袁世凯为会办大臣，主持训练新军，将“北洋常备军”扩编为六镇，他便成了北洋军阀的最高首领。1907年，他又调任为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这一切，引起清廷内部一些人的忌妒。1908年，摄政王载沣罢了袁世凯的职，叫他回家养病，并派了武弁“随身保护”。袁世凯在政治上处于劣势，但他没有气馁，没有自暴自弃，而是乘机养精蓄锐，以图东山再起。
袁世凯很清楚，随身而来的武弁实际上是朝廷派来监视他的，绝不是什么“随身保护”。因此，他便特别款待武弁，平日里大鱼大肉，遇有过年过节则另外多加赏赐，给了武弁不少好处。俗话说：“吃了人家的东西嘴短，拿了人家的东西手软。”武弁向上报告袁世凯的行踪表现时，便少不了几句美言，说他是如何安于隐居生活，如何感激朝廷的大恩大德，以使朝廷放松警惕。但袁世凯觉得这样还不够，为了进一步掩饰自己，他还饮酒作诗，持竿钓鱼，闲云野鹤，以示韬晦。并刻有《圭塘唱和集》，分赠给北京的亲友，在更大的范围内故意隐蔽自己，转移朝廷视线。但实际上他却一刻也没离开政治。他和庆亲王奕劻、北洋军的各级将领以及英国公使朱尔典等人，始终保持着联系。徐世昌、杨度等人，则经常给他通报消息。他的大儿子袁克定是农工商部的参议员，及时了解北京情况并禀告其父。他家有电报房，他利用电报房跟各省的督抚通电往来。他的身边还有一批幕僚清客。当时，朝廷政局不稳，天下也不太平，这为袁世凯再度出山提供了极好的时机。所以，袁世凯饮酒作诗，泛舟钓鱼，只是为了欺骗政敌，其政治用心则是以屈求伸。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袁世凯再也沉不住气了。在英美公使的压力下，清政府又重新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兼湖广总督。从此，他施展反革命两面手法，既诱使革命派妥协议和，又挟制清帝退位，遂窃取“中华民国大总统”职位，在北京建立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利益的北洋军阀政府。1915年12月，袁世凯正式宣布恢复帝制，改年号为洪宪元年，但因各省因此宣布独立，不得不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同年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一片讨伐声中忧惧而死，他虽然以屈求伸，争得了政治地位，但因他站在反历史、反人民的立场上，终被历史所淘汰，被人民所唾弃。
【原典】
皆根其情，不由矫枉。弱而不媚，狂而不哗，疏懒而真诚，周旋而健举，皆能成器；反之，败类也。大概亦得二三矣。
有缺点未尝不能成器
【译释】
这些情态，都是人的内心本色的外在表现，不由人任意虚饰造作。弱态之人若不曲意谄媚，狂态之人若能不哗众取宠，疏懒态之人若能坦诚纯真，周旋态之人若能强干豪雄，日后都能成为有用之材；反之，则是败类俗流。只要分辨出情态的大概状态，就能有二三成的把握看清一个人的将来。
以上四种情态都是人之根性，但并不是全部，只要有其他优点得以补偿，照样可以成大器。
清代思想家魏源指出：“不知人之短，不知人之长，不知人长中之短，不知人短中之长，则不可以用人，不可以教人。”
事实上，人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只要能扬长避短，天下便无不可用之人。从这个意义上讲，领导者的识人、用人之道，关键在于先看其长，后看其短。
唐朝柳宗元曾讲过这样一件事：一个木匠出身的人，连自家的床坏了都不能修，足见他斧凿锯刨的技能是很差的。可他却自称能造房，柳宗元对此将信将疑。后来，柳宗元在一个大的造屋工地上看到了这位木匠。只见他发号施令，操持若定；众多工匠在他的指挥下各自奋力做事，有条不紊，秩序井然。柳宗元大为惊叹。对这人应当怎么看？如果先看他不是一位好的工匠就弃之不用，那无疑是埋没了一位出色的工程组织者。这一先一后，看似无所谓，其实十分重要。从这个故事中是否可以悟出一个道理，若先看一个人的长处，就能使其充分施展才能，实现他的价值；若先看一个人的短处，长处和优势就容易被掩盖和忽视。因此，看人应首先看他能胜任什么工作，而不应千方百计挑其毛病。
《水浒》中的时迁，其短处非常突出——偷鸡摸狗成习。然而，他也有非常突出的长处——飞檐走壁的功夫。当他上了梁山，被梁山的环境所感化、改造，他的长处就派上了用场。在一系列重大的军事行动上，军师吴用都对他委以重任，时迁成了有用的人。看人首先要看到他的长处，才能把他的才干充分利用起来。
善于从短处看长处，又是识人的一个诀窍。唐朝大臣韩混一日接待了一位经别人举荐来求官的年轻人。韩混置酒设宴招待他，席间，此人表现出脾气有些古怪，不善言辞，不谙世故。通常，这种人不受喜欢，难被起用。然而，韩混却从他不通人情世故之短，看到他有铁面无私、不曲不阿之长，于是，便命他为“监库门”，即现在的仓库管理员。果然，自他上任之后，再无仓库亏损之事发生。
在用人所长的同时，要能容其所短。短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本身素质中的不擅长之处；二是人所犯的某些过失。一方面，越有才能的人，其缺陷也往往暴露得越明显。例如，有才干的人往往恃才自傲；有魄力的人容易不拘常规；谦和的人多胆小怕事，等等。另一方面，错误和过失是人所难免的，因此，如果对贤才所犯的小错也不能宽恕，就会埋没贤才，世间就几乎没有贤才可用了。西汉文学家东方朔在向汉武帝的奏疏中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水太清，鱼就养不活；对人过于苛求，则不可能用人。
但现实生活中，仍有些管理者试图寻找完美无缺的员工，他们眼中完美员工的形象总是品质、学识、能力、身体、团队适应能力都是完美和一流的。他们求全责备，很难有人合乎他们的要求。他们招聘来的人，往往是“全能型”的，没有明显的弱点，但却不是专业型的。这些人在完成具体的工作时，不如那些虽有缺点，但在某个方面有优势的人发挥得更好。
而优秀的管理者在选用人才时，总是优先考虑这个人能做什么、做得多好。
优秀的管理者知道，完人的标准也是在变化的，工业时代标准的完人，可能成为信息时代标准的废人；对工业时代来说是“无用”的，对信息时代来说可能是“优异”的。
所以他们在用人时，并不总是盯住员工的缺点，要去“消除”它；他们能够对无关紧要的缺点视而不见，专注于员工的特长，并且最大限度地发挥它。
世上没有完美的人。如果管理者只盯着下属的缺点，不能容忍有缺点的人，那么就只好无人可用了。缺点和优点往往是共生的，在此方面有优点，在别的方面就可能成为缺点。过分果断就可能是刚愎自用，过分谨慎而行可能就是优柔寡断。
知人善任作为一种领导艺术，就要本着“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原则，不因为一个人有缺点和过失而与人才失之交臂，不要让人觉得怀才不遇。古人都知道用人不求其备，论大功不录小过的道理。刘邦本人是个无赖，他所用的人大都是负有恶名，但都有一技之长，合起来就是一个整体，无往而不胜。刘邦用人只求独当一面而不要求文武齐备，这就是刘邦能得天下的原因吧。
一个管理者如果想让自己所用的人都没有弱点，那么他所领导的组织，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平凡的机构。所谓完美无缺的人，因为由于追求全面和均衡，他们往往在某个方面钻研不深而成为实际上的价值不大的人员。特别是在现代社会学科知识门类众多，知识飞速更新的年代，传统意义的“全才”已经不可能存在。“成功者都是偏执狂”，追求完美就意味着平庸，往往是某方面有缺陷的人才最后成了成功的人。
所以，管理者在使用人才时，要能容人之短，对于那些有缺点或有争议的人才也要大胆使用，使他们能充分发挥其才干，从而帮助自己取得事业的成功。
【原典】
前者恒态，又有时态。
察人要恒态、时态相结合
【译释】
前面说的几种情态是恒态，但这还不足以全面地观察一个人，还要结合时态，这也是情态的一种。
恒态，直解为恒定时的形态，具体地说，就是人的形体相貌、精神气质、言谈举止等各种形貌在恒定状态时的表现，在这儿主要是指言谈举止的表现形态。
观察一个人的恒态，对帮助评判他的心性品质有重要作用。
时态，与恒态相对，直解为运动时的形态，时态与人的社会属性、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人的活动，无不打上环境和时代的烙印。脱离时代与环境而独立生活的人是不存在的。连烽火岛上的鲁滨孙也用着其他人造的枪和火药。通过时态，能充分体察出人的内心活动。
古人由于各种局限，未能明确地提出“恒态”与“时态”相结合的方法，较多地注意了“恒态”而忽略了“时态”，因而缺陷不小。曾国藩在这方面则脱出了前人的框子而有所创建，明确提出“恒态”、“时态”的概念，由自发上升到自觉高度，在这方面比其他人大进了一步。这也是曾国藩作为晚清重臣的过人之处。
古人并没能提出“恒态”、“时态”的动静结合方法，而《冰鉴》却弥补了其中的不足。实际上，恒态与时态相结合的方法，有辩证法的成分，能有效地避免机械主义的错误。
恒态注重于眼观，时态注重的是实践。识人的经验告诉人们：眼观不能完全代替实践，这是千真万确的。因为人的眼睛识人，因种种原因可能会产生某些错觉。所以，要从根本上知人，只能通过实践，实践出真知。即要知人，要重在其实践，通过实践看其表现如何。日常生活中，一些人可以用花言巧语去骗人，但要用其实践去掩盖自己的虚诈面目是难的，假动作也可以骗人于一时，但不可能骗人一世。
识人，要听其言，观其行。就是强调识人不仅要听其所说得如何，更重要的是要看其做得如何，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实践。
听舆论对人的评价，对辨别贤佞虽有参考作用，但难以确定，因为舆论如出于别有用心而颠倒是非的人之口，好人可以说成坏人，坏人也可以说成好人。所以知人要务实，即要实事求是地弄清其人的行为，在事实面前，贤佞自可辨明。因此，看人要看其实践，从其人实践中就可知其人如何，实践是知人的标准。
《三国志·蜀书·魏延传》记载：魏延，字文长，义阳（今河南桐柏东）人。以部曲随刘备入界，屡有战功，升牙门将军。刘备任汉中王，迁都成都，物色重将镇守汉中，众论以为必是张飞，飞亦认为非己莫属，因刘备最信任的是关羽、张飞，而这时关羽在镇守荆州。可是，刘备却破格提拔魏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汉中位处前线，是蜀重镇，镇守汉中是独当一面，不用为众所称的虎将张飞，而是破格提拔一牙门将军负此重任，这大出人们意料之外，因而引起全军大惊。刘备大会群臣，问延：“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答道：“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刘备赞许，众壮其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