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擎跽曲拳，人臣之礼也，人皆为之，吾敢不为邪？为人之所为者，人亦无疵焉，是之谓与人为徒。
——《庄子·人间世》
【译文】
手拿朝笏躬身下拜是做臣子的礼节，别人都这么做，我怎么敢不这样做呢？做大家都做的事，人们就不会吹毛求疵了，这叫随大流。
【解读】
很多人认为“识时务”是两面是派狡猾者的代名词，他们对此持有贬义心态。这里，我们要澄清对“识时务”的认识。识即认识，时务就是做事、行动的原则。识时务的人之所以能成为俊杰，就是因为他们能适应不同的环境，采用不同的生存方法与发展方式。
骨头太硬和骨头太软的人都无法识时务。骨头太硬，就不懂得人生应伸屈自如，因此他们对于低处的机会都视而不见；骨头太软，就永远无法站起来，根本没有伸的时候，因此，高处的机会对于他们也就可望而不可即。
世间万物变化莫测，从求得生存的角度来看，识时务有两种用意。
第一种，是防患于未然，并捷足先登。意思是说，你必须时时注意环境的变化，并搜集别人的看法，研究、判断未来发展的可能的趋势，这样便可避免产生伤害，并比他人早行动一步，先期获取利益。不管是在商界，还是在政治舞台，认清时务都十分重要的。而事实证明，醉生梦死的人很少能够成功，成功人士都是识时务者。
第二种，是通权达变，转危为安。意思是说，在危机面前你必须评估各种处理方式对自身的影响，并采取对自己最有利的决定，而“识时务者为俊杰”这被人使用最多，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一位小伙子，在生日那天收到了一份礼物，是一只会说话的鹦鹉。但是他很快发现这只鹦鹉满嘴脏话，非常粗鲁，于是他下定决心改变鹦鹉。每天，小伙子对着鹦鹉说礼貌用语，教它文雅的词汇，为它放轻柔的音乐。
时间过去几个月了，小伙子发现，他的努力没有一点作用，鹦鹉依旧满嘴脏话。小伙子生气地冲着鹦鹉喊，结果鹦鹉反而喊得更响。
最终有一天，小伙子再也无法忍受鹦鹉了，把它扔进了冰箱里。开始的时候，鹦鹉仍在冰箱里扑腾、叫喊、咒骂，后来，却一点声音也没有了，鹦鹉突然安静了下来。
小伙子害怕把鹦鹉冻坏了，于是，他马上打开冰箱。
鹦鹉平静地走出来，它乖乖地站到了小伙子的肩膀上，用非常诚恳的语气说：“我很抱歉，让你生气了，以前是我不对，我现在要痛改前非，请你看我的行动吧！”
我们常常可以看，实际生活中有才华的人得不到重用，原因在哪呢？不是能力的问题，更不是才气的问题，而是态度。他们往往不务实，自诩清高，不识时务，觉得自己比任何人都强，可以自己凭才华打天下，不需要按照别人的态度行事。殊不知，自己不得志的根本原因正在这里。
一个人“识时务”的本领越深厚，成就也就越大。反之，则不容易成功。试想，一个人只知道自己做事，不顾他人，怎么能得到升职机会？就算做了上级，他不懂得与下面的同事处理好关系，这种上级也不会长久。人与人的关系过于复杂了，会让我们觉得处在人群之中却如入狼境，不过，即便这种环境中，识时务的人也不太容易栽倒的。
曾国藩，清代有名的政治家，他就经历了从不识时务到识时务的过程。
刚当官的时候，曾国藩是一个刚强、勇猛的斗士，处处表现出一种出不畏强暴、英勇无畏的大丈夫气概。为了大清江山和自己拜相入阁，而敢于与各种势力斗争。他一心一意用儒家思想指导自己的行动，尊奉孔孟之道，把“以天下为己任”“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作为入世、拯世的指南。有一个故事，可表明他早年这种为官的指导思想。
一次，绿营兵在长沙火宫殿寻衅闹事，和曾国藩带领的湘军打了起来，很明显，是绿营兵有意挑起事端。曾国藩听说后大怒，想要整治绿营兵，曾国藩不听属下规劝想借此整顿这股歪风。
曾国藩仅是个帮办团练大臣，无权指挥绿营兵，因为绿营兵是归鲍超提督管制。绿营兵纪律松弛，战斗力薄弱，平时练兵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曾国藩早就看不惯绿营兵的行径了，刚好发生了这个事，曾国藩二话不说，他举起了整顿的大刀。在曾国藩大张旗鼓整顿了绿营兵后，事态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不但与鲍超不和，还得罪了长沙的官员，曾国藩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连长沙的官场一起整顿了，结果与长沙的官员也闹起了矛盾。最后，曾国藩在长沙无法稳脚，被逼迫到衡阳。曾国藩在岳阳和靖港惨败，险些亡命湘江，当这一消息传到长沙官场时，不少人幸灾乐祸。
曾国藩不久之后又来到了江西，他在那里仍采用在长沙官场那种直接、以强对强的方法，他利用鸦片事件，参劾了江西巡抚陈启迈。虽然陈启迈的巡抚一职被免，但曾国藩也因此得罪了江西官场上上下下的官员。在江西，他的处境非但没有好转，相反越来越恶化。在怨声四起的江西官场，官员们联合参劾曾国藩，让他处处掣肘，无法立足。
父亲逝世，才让焦头烂额的曾国藩趁奔丧的机会逃离江西。回到家里，曾国藩反思自己多年来的行为，想自己一心报效清王朝，但是清王朝统治下的湘、赣官场却不能让他容身。对皇上他忠心耿耿，却招来元老重臣的忌恨。面对这一切，曾国藩感到非常困惑、迷茫，他无法明白自己错在何处。
曾国藩思考了一年之后，他终于从老庄的思想里找到了答案，悟出“擎跽曲拳，人臣之礼也，人皆为之，吾敢不为邪”的真谛。别人都这样做，我怎么敢不这样做呢？做大家都做的事，人们就不会吹毛求疵了。事实上，这个道理曾国藩早就懂，只是他把道家思想视为异途，一贯奉行儒家思想，以刚克刚，男子汉大丈夫，要建功立业，不能学习消极遁世的老庄思想。曾国藩悟出的，不仅仅是大柔非柔、至刚无刚的道理，而是一个新的思维方式，就是孔孟和老庄并不对立，人世与出世相辅相成，互为补充。这样在建功立业做出一番轰轰烈烈事业的同时，还可保持宁静谦退的心境。
曾国藩在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二十八日，给九弟和季弟的信中说：“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用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
可以从这封信中看出，曾国藩把儒家和道家思想揉合在一起，达到了一种做人的新境界。为他以后的人生奠定了思想基础的，正是这种开始通人情、识时务的改变。
从曾国藩的转变让我们认识到识时务的重要性。纵观任何一个杰出的人物，皆是既有才华又识时务的人。不识时务，能成“小器”，能成“中器”，识时务者终成大器，即成为顶尖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