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庄子的智慧(中外大智慧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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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做识时务的人

【原文】

擎跽曲拳,人臣之礼也,人皆为之,吾敢不为邪?为人之所为者,人亦无疵焉,是之谓与人为徒。

——《庄子·人间世》

【译文】

手拿朝笏躬身下拜是做臣子的礼节,别人都这么做,我怎么敢不这样做呢?做大家都做的事,人们就不会吹毛求疵了,这叫随大流。

【解读】

很多人认为“识时务”是两面是派狡猾者的代名词,他们对此持有贬义心态。这里,我们要澄清对“识时务”的认识。识即认识,时务就是做事、行动的原则。识时务的人之所以能成为俊杰,就是因为他们能适应不同的环境,采用不同的生存方法与发展方式。

骨头太硬和骨头太软的人都无法识时务。骨头太硬,就不懂得人生应伸屈自如,因此他们对于低处的机会都视而不见;骨头太软,就永远无法站起来,根本没有伸的时候,因此,高处的机会对于他们也就可望而不可即。

世间万物变化莫测,从求得生存的角度来看,识时务有两种用意。

第一种,是防患于未然,并捷足先登。意思是说,你必须时时注意环境的变化,并搜集别人的看法,研究、判断未来发展的可能的趋势,这样便可避免产生伤害,并比他人早行动一步,先期获取利益。不管是在商界,还是在政治舞台,认清时务都十分重要的。而事实证明,醉生梦死的人很少能够成功,成功人士都是识时务者。

第二种,是通权达变,转危为安。意思是说,在危机面前你必须评估各种处理方式对自身的影响,并采取对自己最有利的决定,而“识时务者为俊杰”这被人使用最多,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一位小伙子,在生日那天收到了一份礼物,是一只会说话的鹦鹉。但是他很快发现这只鹦鹉满嘴脏话,非常粗鲁,于是他下定决心改变鹦鹉。每天,小伙子对着鹦鹉说礼貌用语,教它文雅的词汇,为它放轻柔的音乐。

时间过去几个月了,小伙子发现,他的努力没有一点作用,鹦鹉依旧满嘴脏话。小伙子生气地冲着鹦鹉喊,结果鹦鹉反而喊得更响。

最终有一天,小伙子再也无法忍受鹦鹉了,把它扔进了冰箱里。开始的时候,鹦鹉仍在冰箱里扑腾、叫喊、咒骂,后来,却一点声音也没有了,鹦鹉突然安静了下来。

小伙子害怕把鹦鹉冻坏了,于是,他马上打开冰箱。

鹦鹉平静地走出来,它乖乖地站到了小伙子的肩膀上,用非常诚恳的语气说:“我很抱歉,让你生气了,以前是我不对,我现在要痛改前非,请你看我的行动吧!”

我们常常可以看,实际生活中有才华的人得不到重用,原因在哪呢?不是能力的问题,更不是才气的问题,而是态度。他们往往不务实,自诩清高,不识时务,觉得自己比任何人都强,可以自己凭才华打天下,不需要按照别人的态度行事。殊不知,自己不得志的根本原因正在这里。

一个人“识时务”的本领越深厚,成就也就越大。反之,则不容易成功。试想,一个人只知道自己做事,不顾他人,怎么能得到升职机会?就算做了上级,他不懂得与下面的同事处理好关系,这种上级也不会长久。人与人的关系过于复杂了,会让我们觉得处在人群之中却如入狼境,不过,即便这种环境中,识时务的人也不太容易栽倒的。

曾国藩,清代有名的政治家,他就经历了从不识时务到识时务的过程。

刚当官的时候,曾国藩是一个刚强、勇猛的斗士,处处表现出一种出不畏强暴、英勇无畏的大丈夫气概。为了大清江山和自己拜相入阁,而敢于与各种势力斗争。他一心一意用儒家思想指导自己的行动,尊奉孔孟之道,把“以天下为己任”“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作为入世、拯世的指南。有一个故事,可表明他早年这种为官的指导思想。

一次,绿营兵在长沙火宫殿寻衅闹事,和曾国藩带领的湘军打了起来,很明显,是绿营兵有意挑起事端。曾国藩听说后大怒,想要整治绿营兵,曾国藩不听属下规劝想借此整顿这股歪风。

曾国藩仅是个帮办团练大臣,无权指挥绿营兵,因为绿营兵是归鲍超提督管制。绿营兵纪律松弛,战斗力薄弱,平时练兵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曾国藩早就看不惯绿营兵的行径了,刚好发生了这个事,曾国藩二话不说,他举起了整顿的大刀。在曾国藩大张旗鼓整顿了绿营兵后,事态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不但与鲍超不和,还得罪了长沙的官员,曾国藩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连长沙的官场一起整顿了,结果与长沙的官员也闹起了矛盾。最后,曾国藩在长沙无法稳脚,被逼迫到衡阳。曾国藩在岳阳和靖港惨败,险些亡命湘江,当这一消息传到长沙官场时,不少人幸灾乐祸。

曾国藩不久之后又来到了江西,他在那里仍采用在长沙官场那种直接、以强对强的方法,他利用鸦片事件,参劾了江西巡抚陈启迈。虽然陈启迈的巡抚一职被免,但曾国藩也因此得罪了江西官场上上下下的官员。在江西,他的处境非但没有好转,相反越来越恶化。在怨声四起的江西官场,官员们联合参劾曾国藩,让他处处掣肘,无法立足。

父亲逝世,才让焦头烂额的曾国藩趁奔丧的机会逃离江西。回到家里,曾国藩反思自己多年来的行为,想自己一心报效清王朝,但是清王朝统治下的湘、赣官场却不能让他容身。对皇上他忠心耿耿,却招来元老重臣的忌恨。面对这一切,曾国藩感到非常困惑、迷茫,他无法明白自己错在何处。

曾国藩思考了一年之后,他终于从老庄的思想里找到了答案,悟出“擎跽曲拳,人臣之礼也,人皆为之,吾敢不为邪”的真谛。别人都这样做,我怎么敢不这样做呢?做大家都做的事,人们就不会吹毛求疵了。事实上,这个道理曾国藩早就懂,只是他把道家思想视为异途,一贯奉行儒家思想,以刚克刚,男子汉大丈夫,要建功立业,不能学习消极遁世的老庄思想。曾国藩悟出的,不仅仅是大柔非柔、至刚无刚的道理,而是一个新的思维方式,就是孔孟和老庄并不对立,人世与出世相辅相成,互为补充。这样在建功立业做出一番轰轰烈烈事业的同时,还可保持宁静谦退的心境。

曾国藩在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二十八日,给九弟和季弟的信中说:“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用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

可以从这封信中看出,曾国藩把儒家和道家思想揉合在一起,达到了一种做人的新境界。为他以后的人生奠定了思想基础的,正是这种开始通人情、识时务的改变。

从曾国藩的转变让我们认识到识时务的重要性。纵观任何一个杰出的人物,皆是既有才华又识时务的人。不识时务,能成“小器”,能成“中器”,识时务者终成大器,即成为顶尖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