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龄人，最初的盟友，至今，我对她们还抱着几乎是友善的态度。我记得第一次读《啦啦啦》时，竟很紧张。一个语言天才，有人把文字写到这个份上，我辈也无须写作了。后来我见到了作者，那么性情坦诚的一个人，具有某种不确定的复杂性。声音沙哑，极具魅力。我后来跟一个朋友议论道，真是担心呀，怕她把才华一下子用光了。朋友也说，她是注定要成为流星的人。不过没什么，也许再过两年，写作于她已经不重要了，她不看重它了，这才是最好的收场。
还有《艾夏》，我也是喜欢的。1996年，这个中篇呈现在我面前时，是那样的真诚，才华横溢，能闻得见青春、夏日炎炎的气息。那里头还没来得及盛下物质。
说起物质，我们已经看到了，它怎样作用于这一代女作家身上，被夸张，推到了极致。它腐蚀着她们，让她们变形、异化。有什么办法呢，这是个物质的时代，它已经存在了，成为强大的现实。我们无从拒绝，必须直面它。
有一次朱文颖跟我说，魏微，我们也得考虑一下市场了。我们的书要是好卖，能赚到钱——她沉思了一会说，我们是不是太物欲化了？
我想了想说，也许吧。这应该是趋势。
这就是“70后”的特点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每代人都是私欲的、重物质的，这是人的本性，无可厚非。只不过程度深浅罢了。
我们受它左右，不自觉地陷入泥淖中，虽抗争，但最后还得妥协。这就是我们这代作家的命运吗？我不知道。
“70后”女作家就这样被人遗忘了，它像一阵风，到宝贝事件为止，渐趋式微。可是它是怎样的一阵风呵，曾吹得人睁不开眼睛，乱了方寸。后来，较为安静的一拨人还在写作，可是已不再有人提起。
1999年，《芙蓉》杂志重塑“70后”，意在纠正这股邪风，更年轻的一拨新人崭露头角。自此以后，小说界诗歌界的新人层出不穷，每年都会闹出一两件让人侧目的事来。我们惊诧，在文学已衰落的今天，民间竟有如此多的新人，在他们热烈、微妙的青春期，进行狂热或者安静的写作。
漫山遍野，到处都是。
“七十年代以后”，就这样成为一代人的代名词，先是从文学界叫起，后来作用于各个行业，网络、艺术、新闻媒体……总之，这是个褒贬不一的词，它的定义还需重新确认。尤其在文学界，如果我们向年长者介绍新人，千万别说，这是“七十年代”的。因为她会皱眉头，变得非常不厚道，掉头而去。也有很多70男作家愤愤不平，他们耻于与同龄女作家为伍。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宣称：如果她们是“七十年代”的，那我就不是。
我以为这太激烈了，也似乎没有必要。无论如何，时代是无所谓对错的。只不过是几个年轻女子，为虚荣心和名利所驱动着，急于想站在人尖儿上——谁不想站在人尖儿上？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方式，而我们这个时代，恰好提供这种轻浮的方式。她们利用了它，仅此而已。
我未尝不知，一个作家首先是品性，然后是才华。然而这两点，在某些“70后”女作家身上，似乎很难统一。她们是那样的富有争议。但是我仍想说，我可以因为才华而原谅一个人的行为，可是不能因为品性而原谅她没有才华。
是呵，一个女人当真做到无耻，那没有她办不成的事——任何时代都如此。但即便万恶如“七十年代”，我们当中有很多人也难做到这一点。因为有羞耻心，因为看得更清楚。
总之，底线是有的。时代列车将继续前行，不会停下。
我与广州的前世今生
我来广州晚了些，2005年，三十五岁。回望我和这个城市的关系，是有点像婚姻中的媒妁之言：一个偶然的机会，两个不相识的男女坐到一起，彼此看上一眼，印象尚可，于是对自己说，就是他（她）吧。也因此，我和广州的结合，起初是少一点浪漫主义的，我们是先结婚，后恋爱。
2004年年底，经一个朋友牵线，我和广州的一个文化单位建立了联系，不久就见面了，一个月后举行“婚仪”。我疑心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落户一个从来不承想的城市——这样说似乎有欠公正。我将结束漂泊生活，如果不出意外，我将在这里落地生根，很多年后也在这里长睡不醒。
我记得我在少年时期，对广州曾有过几年单恋。我这一代的少年人，打小就有离家出走、飞身扑向大城市的冲动——越是小地方出生的，越有这样的冲动。而当年的大城市，我看来看去只看得上广州，如果还有“之一”，我会加上深圳。须知，那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我这一代人所理解的改革开放，是和这两个城市脱不了干系的。
我不知道当年是什么原因阻止了我向广州投怀送抱，后来我辗转南京、北京，一晃十几年过去了，以至于把广州忘得干净。我是落户这里以后，才想起从前的那回事：我对这城市曾怀有过激情。不妨说，那是一种狂热的单相思，像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人，我渴望和它进行碰撞，撞个满怀。我想南下，下海，当一回弄潮儿——这全是那个时代的新鲜词汇——也许说到底，我只能去当一个女职员、打工妹、女学生，然而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将贴着时代的脉搏，与它同呼吸，共浮沉——更准确的表达也许是，它浮了，我沉了。但是我不介意。
我幻想自己怎样离家出走，拎着大包小裹，中间几经周折，终于挤上了一趟南下的列车。我的视野突然开阔了，似乎我已经看见了，就在此时此刻，这个国家不知有多少趟南下的列车，发自北京、上海、成都、西安……中间停靠无数的小城小镇，也就是说，它们很有可能把全中国的有志者、梦幻者一股脑全卷了，满载他们一路南下，南下。
多么壮阔的一幕啊，条条大路通罗马，在刚刚过去的二三十年间，我愿意这样设想，趟趟列车都奔向广州。我幻想自己就在这“时代的列车”上，蜷缩在一个角落里，我是那样一个羞怯的、满怀憧憬的姑娘，眼神直愣愣的，偶尔也会眨一眨。我的神情一定严肃至极，浑身充满紧绷绷的力量，即便睡着了，嘴角也会泛起微笑。一车厢的人全是这样的神情，痴痴的，直勾勾的，犹疑的，梦游一般的，或有微笑的，沉思的，打着瞌睡的。
昏暗的车厢突然一阵骚动，广州到了。是啊，广州到了。后来，每当我忆起这虚构的、我一生中并不存在的一刻，我都不能自已。这一刻，是背井离乡的欧洲人经过漫长的海上漂泊，遥遥看见自由女神像的一刻；这一刻，是革命青年奔赴延安，抬头看见宝塔山的一刻；这一刻，更像是百年前的乡下混混们初涉上海滩，幻想当流氓大亨的一刻。概而言之，广州这几十年，是有点类似于历史上的纽约、上海、延安、芝加哥。究其原因，是它们的身后都站着动荡、理想、激情、可能性。
很多年后，当我落户广州，几次出入广州站，我都试图想象当年的情景，年轻的我站在出站口的风里，蓬头垢面，满面倦容。无数的人挤迫着我，我躲一躲，再躲一躲。一边护着行李，一边还要东张西望。我不知道要去哪里。一个男人倚着廊柱看我，我把眉头一皱，脸拉得老长，意思是，少来这一套，我是不会上当受骗的。因为在此之前，我已被多次提醒，人心叵测，世事难料。不要跟人搭讪，不要对视，不要回头。于是，我很果断地拎起行李，大踏步地，让自己消失在人群里。
我想说的是，我当然可以想象当年的场景，却再也没有当年的心境了，就是那种胆怯的，又是无畏的，又是危险的，脑子里一闪一闪的全是无意义的思想的小气泡。现在的我是个成年人，冷静，笃定，我已过了创业期，我来这城市不是为了奋斗，而是安居。广州给了我少年时代曾梦想的一切，光滑、舒适、漂亮，也许是太漂亮了，以至于我来这城市的最初几年，都不再有焦虑、渴望、痛苦。我对万物都不再感兴趣了，虽然会装出感兴趣的样子。我都怀疑自己是否还有感情。
可是那天，当我站在广州站的广场上，看着那些进出站口的外省人，看得久了，便恍惚觉得，我可以是他们中的每一个人。他们每个人都是从前的我啊，代替我实现了与这城市最结实、艰辛、活跃、难测的关系。而现世的我一旁站着，很遗憾自己不能代替他们。某种意义上，我和广州的关系是因为这个建立起来的，像年少时失之交臂的情人，很多年后再结合，起始是需要许多艰难磨合的；一年年的相濡以沫，有一天自己都不期然地发现我对它竟如此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