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建党初期一直到土地革命战争中期，毛泽东撰写了许多重要文章。这些文章，分肌辟理，内涵富博，高屋建瓴，文采过人。它们真实地反映了毛泽东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期，仍然胸怀壮志、百折不挠，坚信马列主义的科学真理，挽救党和革命于危亡之中的伟大品质与奋斗历程；具体体现了他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为指导，对中国革命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深入探讨考察所取得的可喜成果；客观地记录了他的思想从最初萌芽到逐步成熟的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它们标志着此时的毛泽东思想已经逐步形成为一个科学体系。
第三节延水河畔，窑洞窗前，妙笔生花铸辉煌
——毛泽东土地革命后期至抗日战争时期的写作实践
遵义会议后，即土地革命后期直至抗日战争时期，约10年左右时间，毛泽东的着述活动内容丰富，成果空前。他已经逐渐成为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理论家和伟大的战略家、军事家。
这主要因为，第一，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形成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对于国情和革命规律的认识逐渐成熟，毛泽东在主观上具备了深入开展理论研究的条件；第二，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后，毛泽东的工作和生活进入了相对稳定的时期，明显改善了着书立说的物质条件，客观上允许他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时间用于理论研究；第三，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空前的民族危机和“打日本，救中国”的强烈使命感，激励着毛泽东的写作欲望。这些因素，决定着此时的毛泽东不仅写作文章的数量猛增，而且文章内容涉及的领域极为广泛，几乎涵盖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个方面。但是从总的比例看，毛泽东关注与思考的重心及其着述的主要方向，是在抗日救国、为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而努力的方面。当然，党的建设、哲学研究、经济、文艺等也占有一定的比例。正如他在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所回忆的那样：
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
正确的理论来源于丰富的实践。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同样离不开对正反两方面经验的科学总结。他在延安时期写下的一大批闪烁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光辉的重要着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一、国共合作同抗战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是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其中心思想是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他明确指出：当着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党的任务是变中国为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的国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目前大于革命势力，要战胜敌人，必须抛弃关门主义，组织起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共产党和红军在这个统一战线中具有决定性的领导作用。
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诸多文章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他反复论证的主题。
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首次系统地阐明了苏维埃政府在外交、抗日和统一战线方面的重要政策。
在外交方面，毛泽东“期望各友好国家不要帮助日本帝国主义，至少采取中间立场。”他认为反战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苏联等国家，能够组成一个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政策方面，毛泽东认为，战胜日本侵略者需要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毛泽东认为，中国依靠军队的运动战，配以阵地战，并发挥全国人民的抗战潜力，就可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在统一战线的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实行国共合作，建立国防民主政府的思想。
二、军事名着垂青史
1936年12月，毛泽东为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撰写了题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重要军事着作，内容极其丰富，包括如何研究战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战争、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围剿”和反“围剿”、战略防御五章内容，重点论述了研究战争的方法、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战略防御等问题。在论述如何研究战争的问题时，毛泽东指出：我们应该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也应该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还应该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毛泽东认为：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人类社会的发展终究要把它消灭。但是消灭它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
毛泽东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四个特点：
第一，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了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第二，敌人的强大；第三，红军的弱小；第四，是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和许多战略战术的原则，也决定了“围剿”和反“围剿”的斗争是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
“战略防御”是这部着作的重点部分，毛泽东深入论述了积极防御与消极防御、反“围剿”的准备、战略退却、战略反攻、集中兵力实行运动战、速决战和歼灭战等红军的战略原则问题。这篇着作是毛泽东的第一部军事名着，在毛泽东军事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堪称军事着作的典范。
1937年5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重要报告。他针对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这一新形势，提出了党在新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争取民主以建立真正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实现和平、民主和抗战，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与国民党关系的具体政策上，作了一些有原则的有条件的让步，保证做到下列四项：（一）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中国革命军，受南京中央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指导；（二）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三）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的方针；（四）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此外，中国共产党愿意实行三民主义，愿意与国民党、全国人民共同一致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毛泽东还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责无旁贷地承担政治领导责任。这篇文章，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和政策具体化了。
几天之后，即1937年5月8日，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又作了题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他根据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在抗战政策上的转变和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提出了“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三位一体的口号，并且阐明了三者的相互关系。他指出：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同抗日与和平、民主与和平互为条件一样。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条件。
毛泽东非常关注中国革命前途问题。他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形象地比喻为上下两篇文章，“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他勉励全党：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我们是为着社会主义而斗争，这是和任何革命的三民主义者不相同的。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放松了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
他还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我们的革命依靠干部。要实现党内民主，用民主集中制发挥全党的积极性，实现全党的团结，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三、坚决抗战反妥协
1937年7月17日，卢沟桥事变后第10天，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这个表态是蒋介石的一大进步。但是，蒋介石在对内政策上没有提出任何改进措施，没有宣布全国总动员，没有改革旧的政府机构，仍然不许共产党公开活动。
针对蒋介石心口不一的情况，毛泽东于1937年7月23日，发表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旗帜鲜明地提出对付日本进攻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方针、两套不同的办法和两个不同的前途。一种是坚决抗战的方针，一种是妥协退让的方针。
毛泽东提出了抗日救国“八大纲领”：
（一）全国军队的总动员；（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三）改革政治机构，使政府和人民相结合；（四）实行抗日的外交；（五）宣布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并立即实行；（六）开展国防教育；（七）实行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八）全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
毛泽东指出：实行坚决抗战的方针，必须采取这样一套办法，才能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而实行蒋介石妥协退让的方针和办法，日本帝国主义就会占领中国，中国人民只有做牛马奴隶的前途。
毛泽东表示：共产党人“愿意同国民党人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实行坚决的抗战。”为了坚决抗战，“中心关键在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团结要是真正的团结，尔虞我诈是不行的”。“在今天，谁要是在团结两个字上不生长些诚意，他即使不被人唾骂，也当清夜扪心，有点儿羞愧。”
这些尖锐深刻的语言，是对国民党政府的非常诚恳的批评。
1937年8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了《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宣传鼓动提纲。此文的重点是将抗日救国的“八大纲领”扩充调整为“十大纲领”，即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两条，将原来第八条删改为第十条“抗日的民族团结”，并且具体阐明了十大纲领的思想内容。十大纲领在抗战过程中对于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统一全体人民的思想，鼓舞中华民族的抗日信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四、“两论”思想成经典
1937年的7、8月间，毛泽东先后写下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哲学论文。这是毛泽东哲学着作中的经典之作。
《实践论》主要为揭露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而写。毛泽东围绕着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全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他精辟地指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认识发展的动力，只有社会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认识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在实践基础上，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再用理性认识指导社会实践，即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此种形式，循环往复，使得认识逐步丰富和深刻。他批评右倾机会主义是认识落后于实践的发展；“左”倾机会主义是认识超越客观过程的发展阶段，其根本原因在于脱离大多数人的实践。要真正认识和把握真理，就必须实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辩证统一。
《矛盾论》主要是为了批判和清算党内教条主义而写。毛泽东阐述了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两种对立的宇宙观，全面深入地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重要哲学命题。《矛盾论》不仅为清除党内教条主义提供了思想武器，也为共产党人用全面的、联系的、发展的观点分析和认识问题，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
毛泽东后来在回顾写作“两论”的情况时说过：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当时的需要不能不写的。
“两论”在毛泽东的文章作品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不断总结探索并给予理论升华的产物，是毛泽东的思想理论水平日益提高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毛泽东无愧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重要标志性着作。
五、国共合作弃前嫌
1937年9月29日，毛泽东发表了《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文。这是蒋介石宣布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表明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成立后，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作出的重要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