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考察农运唱赞歌
发表于1927年3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同属于这一时期毛泽东早期着述成果中的经典篇章。
毛泽东写作此文之前，北伐战争取得了初步胜利，湖南、湖北等地的农民运动风起云涌。由于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右派和大地主阶级的极力仇视与反对。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惧怕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潮流，担心农民运动会破坏国共合作，危及整个国民革命，因而要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到底应当怎样判断农民运动呢？毛泽东决定从调查入手，把事实搞清楚。为此，他历时32天，先后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地，行程700公里，掌握了农民运动的第一手情况。事实完全不像国民党右派和陈独秀们所说的那样。为了驳斥国民党右派对农民运动的污蔑和攻击，答复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对农民运动的百般压制和责难，写下了这篇具有极其重要价值的考察报告。文章表明，毛泽东已经确定了中国革命的关键问题是农民问题，他把中国革命成功的希望寄托在农民革命运动上。
在文章开头，毛泽东高瞻远瞩地指出：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你听，这是何等的气魄！这是怎样的情怀！透过这些激荡人心的语言，我们感觉到，毛泽东正在为迅猛发展的农民运动高唱赞歌。毛泽东告诫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应该站在前头领导他们，而不是站在后头批评他们或站在对面反对他们。接着，毛泽东具体阐述了农民运动情况，阐述了此次社会调查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他以客观事实为依据，明确指出了正确处理农民问题对于中国革命斗争和革命前途的重要意义，提出了建立农村革命政权、组织农民武装和在农村的阶级政策等一系列重要思想，严厉驳斥了国民党右派等攻击农民运动是“糟得很”、“太过分了”、“是痞子运动”等各种无耻谰言。常言道：事实胜于雄辩。为了使人们更深刻地认识农民运动的伟大意义，答复社会上对于农民运动的污蔑和指谪，为农民运动正名分，唱赞歌，毛泽东特别以“十四件大事”为题，详细叙述了农民运动取得的成果。在毛泽东看来，这14件大事，就其革命意义来说，件件都是好事！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认识和阐述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起点，其初步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性以及农民是中国革命主力军的思想，为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不断发展、完善和最终成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由于共产党成立初期，对于中国革命实际和规律的认识还很不深刻，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也还比较肤浅，缺乏在复杂形势下领导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加之毛泽东尚未成为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他的正确思想，一直受到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排挤和打击。诸多不利因素的存在，最终导致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的惨重失败，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戮，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建立起反革命统治，中国大地随即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四、武装斗争创新路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没有被蒋介石的血腥屠杀和黑暗统治所吓倒，而是领导人民奋起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又称“八七”会议），彻底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毛泽东《在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一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在发言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了“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等英明论断，为党中央确定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独立领导工农武装斗争的新的历史时期。但是，到底以怎样的形式开展武装斗争，中国革命到底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的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都还没有彻底解决。
面对秋收起义和大小的城市武装暴动的失败，毛泽东先后撰写了一系列重要篇章，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毛泽东1928年10月5日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同年11月25日的《井冈山的斗争》，是他率领工农红军坚持井冈山斗争一年多之后，对于工农武装割据的各种经验教训的科学概括与总结，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了阐明中国革命的道路这个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而写成的两篇特别重要的着作。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共讲了6个方面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分析中国国内的政治状况和阐明红色政权发生与存在的原因。在毛泽东看来，之所以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中，能够有红色政权长期存在并得到发展，是因为有相当特殊的原因和条件。第一，中国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下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国家，白色政权之间存在的长期分裂和连续战争；第二，中国红色政权存在的地方曾经发生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工农群众的基础；第三，全国的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第四，有相当力量的红军的存在；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此外，毛泽东还论述了湘赣边界的割据局面及其在湘鄂赣三省的地位；经济问题、军事根据地问题等。
《井冈山的斗争》一文，是毛泽东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在文章开头，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明了工农武装割据存在和发展需具备的其他条件：一是有很好的群众；二是有很好的党；三是有相当力量的红军；四是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五是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他向党中央汇报了边界特委和军委的斗争政策和割据地区的现状以及军事、土地、政权、党的组织、革命性质等几个重要问题。在谈到中国革命性质问题时，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还处于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革命的阶段，这个革命的纲领，包括对外推翻帝国主义，求得彻底的民族解放；对内肃清买办阶级在城市的势力，完成土地革命，消灭乡村的封建关系，推翻军阀政府。他认为，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方能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
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等着作中，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内容、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依托的三者的密切结合。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就是武装斗争，没有革命的武装斗争，就不能实行土地革命，革命根据地就不能存在，更谈不上发展；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就是开展土地革命，没有土地革命，红军就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革命武装力量就失去了来源，革命根据地就难以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是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依托，没有稳固的革命根据地，红军就失去了后方依托，得不到补充和发展，武装斗争就难以坚持下去，土地革命成果就无法保持。
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光辉思想，是对湘赣边界革命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它对于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也是这一理论的重要内容。
五、星星之火必燎原
中国革命的航船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驶入低谷。面临不利的斗争形势，有些共产党人不相信革命高潮可能迅速到来，甚至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林彪就是这种悲观论的代表人物。有鉴于此，1930年1月5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长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是毛泽东在总结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后，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展开广泛深入探索的重要体现。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阐述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批评了林彪的悲观情绪，论证了在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工农武装割据”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客观条件和原因。这是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充满必胜信念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写照。正像文中所言：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描写。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
在文章结尾，毛泽东谈到革命高潮快要到来时满怀豪情地写道：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颠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红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后来的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毛泽东所作的科学的预见。
六、建党建军出方略
中国共产党建立后，一直处于艰苦险恶的环境之中。在农村武装斗争条件下，党的组织大多数是在农村建立的，党员的成分也很复杂。怎样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的先进政党，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严峻问题。
1929年12月，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是毛泽东建党建军思想的重要文献。它阐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党的思想、组织、教育问题，红军宣传工作和士兵政治训练问题，士兵待遇问题，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等。决议案的第一部分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总结了红四军建军以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建党建军的基本原则，并纠正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及其盲动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想，为红军中党的建设和政治工作指明了方向。从决议案的内容与作用来看，它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史上的一篇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它为红军初创时期军队建设和党的建设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七、调查研究反教条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主要倡导者，又是身体力行的典范。
1930年5月，毛泽东随红军来到江西寻乌县城，利用红军做发动群众工作之机，在寻乌展开了深入的社会调查工作，先后用了20多天。他针对当时党和红军中存在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那时还没有“教条主义”这个名称，而称之为“本本主义”），对寻乌调查的第一手资料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并从哲学高度给予理论概括，写成了着名的《调查工作》一文，经过翻印在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流传。
毛泽东在此文中提出了反对以“本本主义”为特点的主观主义错误倾向，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他首先列了一个小标题“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然后，精辟而通俗地指出：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于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瞎说一顿之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了的。……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纯主观地“瞎说一顿”，实在是最可恶没用的。他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
为了突出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毛泽东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他强调指出，离开实际调查去估量政治形势和指导革命斗争，就要产生唯心主义的政治估量和唯心主义的工作指导，“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毛泽东明确阐述了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应当采取的科学态度。他说：我们说马克思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在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
他因此得出一个重要结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为了增强文章在注重调查研究，反对教条主义方面的实际效果，毛泽东集自己的调查经验，在文章中具体介绍了一些调查方法和技巧。
可以说，《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是毛泽东主张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最早的阐述，它与《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是毛泽东建党思想初步形成的主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