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儒教的使命:胡适谈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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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说儒(8)

即有尚怀疑《老子》之书者,他们若平心想想,也决不能否认当时实有“犯而不校”的柔道,又实有“以德报怨”的更透进一层的柔道。

如果连这种重要证据都要抹煞,硬说今本《老子》里的柔道哲学乃是战国末年世故已深时宋研、尹文的思想的余波,那种人的固执是可以惊异的,他们的理解是不足取法的。

还有那个孔子问礼于老聃的传说,向来怀疑的人都学韩愈的看法,说这是老子一派的人要自尊其学,所以捏造“孔子,吾师之弟也”的传说。(姚际恒《礼记通论》论《曾子问》一篇,说,“此为老、庄之徒所作无疑。”)现在依我们的新看法,这个古传说正可以证明老子是个“老儒”,是一个殷商老派的儒。

关于孔子见老子的传说,约有几组材料的来源:

(1)《礼记》的《曾子问》篇,孔子述老聃论丧礼四事。

(2)《史记·孔子世家》记南宫敬叔与孔子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一段。

(3)《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一段。

(4)《庄子》中所记各段。

我们若依这个次序比较这四组的材料,可以看见一个最可玩味的现象,就是老子的人格的骤变,从一个最拘谨的丧礼大师,变到一个最恣肆无礼的出世仙人。最可注意的是《史记》两记此事,在《孔子世家》里老子还是一个很谦恭的柔道学者,而在《老子列传》里他就变做一个盛气拒人的狂士了。这个现象,其实不难说明。老子的人格变化只代表各时期的人对于老子的看法不同。作《曾子问》

的人绝对不曾梦见几百年后的人会把老聃变成一个谩骂无礼的狂士,所以他只简单的记了老聃对于丧礼的几条意见。这个看法当然是最早的;因为,如果《曾子问》真是后世“老庄之徒所作”,请问,这班“老庄之徒”为什么要把老子写成这样一个拘谨的丧礼专门大师呢?若如姚际恒所说,《曾子问》全书是“老庄之徒所作无疑”,那么,这班“老庄之徒”捏造了这五十条丧礼节目的讨论,插入了四条老聃的意见,结果反把老聃变成了一个儒家丧礼的大师,这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大笨事吗?——这类的说法既说不通了,我们只能承认那作《曾子问》的人生在一个较早的时期,只知道老子是一位丧礼大师,所以他老老实实的传述了孔子称引老聃的丧礼意见。

这是老、孔没有分家的时代的老子。

司马迁的《孔子世家》是《史记》里最谨慎的一篇,所以这一篇记孔子和老子的关系也还和那最早的传说相去不远:

[孔子]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

这时代的人已不信老子是个古礼专家了,所以司马迁说“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这已是很怀疑的口气了。但他在这一篇只采用了这一段临别赠言,这一段话还把老子看作一个柔道老儒,还不是更晚的传说中的老子。

到了《老庄列传》里,就大不同了!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

这就是说,孔子“将”要问礼,就碰了一个大钉子,开不得口。这就近于后世传说中的老子了。

至于《庄子》、《列子》书中所记孔子见老子的话。离最古的传说更远,其捏造的时代更晚,更不用说了。如果老子真是那样一个倨傲谩骂的人,而孔子却要借车借马远道去“问礼”,他去碰钉子挨骂,岂非活该!

总之,我们分析孔子问礼于老子的传说,剥除了后起的粉饰,可以看出几个要点:

(1)古传说认老子为一个知礼的大师。这是问礼故事的中心,不可忽视。

(2)古传说记载老子是一位丧礼的专家。《曾子问》记孔子述他的礼论四条,其第二条最可注意:

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听变,既明反而后行。”曰,“礼也。”

反葬而丘问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迟数,则岂如行哉?”老聃曰:“诸侯朝天子,见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见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

见星而行者,唯罪人与奔父母之丧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见星也?且君子行礼,不以人之亲痁患。”吾闻诸老聃云。

这种议论,有何必要而须造出一个老师的权威来作证?岂非因为老聃本是一位丧礼的权威,所以有引他的必要吗?

(3)古传说里,老子是周室的一个“史”:《老子列传》说他是“周守藏室之史”,《张汤列传》说他是“柱下史”。史是宗教的官,也需要知礼的人。

(4)古传说又说他在周,成周本是殷商旧地,遗民所居。

(古传说又说他师事商容,——作常枞,汪中说为一人——可见古说总把他和殷商文化连在一块,不但那柔道的人生观一项而已。)

这样看来,我们更可以明白老子是那正宗老儒的一个重要代表了。

聪明的汪中(《述学》补遗,《老子考异》)也承认《曾子问》里的老聃是“孔子之所从学者,可信也”。但他终不能解决下面的疑惑:

夫助葬而遇日食,然且以见星为嫌,止柩以听变,其谨于礼也如是。至其书则曰:“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下殇之葬,称引周、召、史佚,其尊信前哲也如是。(此一条也见《曾子问》。)而其书则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彼此乖违甚矣。故郑注谓“古寿考者之称”,黄东发《日钞》亦疑之,而皆无以辅其说。(汪中列举三疑,其他二事不关重要,今不论。)

博学的汪中误记了《庄子》伪书里的一句“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硬说是《老子》里的赃物!我们不能不替老子喊一声冤枉。《老子》书里处处抬高“圣人”作个理想境界,全书具在,可以覆勘。所以汪中举出的两项“乖违”,其一项已不能成立了。其他一项,“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正是深知礼制的人的自然的反动,本来也没有可疑之处。博学的汪中不记得《论语》里的同样主张吗?孔子也说过: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又说过: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论语》又有两条讨沦“礼之本”的话: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说详上文第三章)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启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檀弓》述子路引孔子的话,也说:

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

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

这样的话,都明明的说还有比“礼”更为根本的在,明明的说礼是次要的(“礼后”),正可以解释老子“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的一句话。老子、孔子都是深知礼意的大师,所以他们能看透过去,知道“礼之本”不在那礼文上。孔子看见季氏舞八佾,又旅于泰山,也跳起来,叹口气说:“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后世的权臣,搭起禅让台来,欺人寡妇孤儿,抢人的天下,行礼已毕,点头赞叹道:“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其实那深知礼意的老聃、孔丘早已看透了!《檀弓》里还记一位鲁人周丰对鲁哀公说的话:

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会而民始疑。苟无礼义忠信诚悫之心以莅之,虽固结之,民其不解乎?

这又是老子的话的注脚了。

总之,依我们的新看法,老子出在那个前6世纪,毫不觉得奇怪。他不过是代表那六百年来以柔道取容于世的一个正统老儒;他的职业正是殷儒相礼助葬的职业,他的教义也正是《论语》里说的“犯而不校”、“以德报怨”的柔道人生观。古传说里记载着孔子曾问礼于老子,这个传说在我们看来,丝毫没有可怪可疑之点。儒家的书记载孔子“从老聃助葬于巷党”,这正是最重要的历史证据,和我们上文说的儒的历史丝毫没有矛盾冲突。孔子和老子本是一家,本无可疑。后来孔、老的分家,也丝毫不足奇怪。老子代表儒的正统,而孔子早已超过了那正统的儒。老子仍旧代表那随顺取容的亡国遗民的心理,孔子早已怀抱着“天下宗予”的东周建国的大雄心了。老子的人生哲学乃是千百年的世故的结晶,其中含有绝大的宗教信心——“常有司杀者杀”,“天网恢恢,疏而不失”——所以不是平常一般有血肉骨干的人所能完全接受的。孔子也从这种教义里出来。他的性情人格不容许他走这条极端的路,所以他渐渐回到他所谓“中庸”的路上去,要从刚毅进取的方面造成一种能负荷全人类担子的人格。这个根本上有了不同,其他教义自然都跟着大歧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