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儒教的使命:胡适谈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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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说儒(7)

我颇疑心孔子受了那几百年来封建社会中的武士风气的影响,所以他把那柔懦的儒和杀身成仁的武士合并在一块,造成了一种新的“儒行”《论语》说:

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成人”就是“成仁”,就是“仁”。综合当时社会上的理想人物的各种美德,合成一个理想的人格,这就是“君子儒”,这就是“仁”。

但他又让一步,说“今之成人者”的最低标准,这个最低标准正是当时的“武士道”的信条。他的弟子子张也说:

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

曾子说:

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

君子人欤?君子人也。

这就是“见危致命”的武士道的君子。子张又说:

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

子张是“殷士”,而他的见解已是如此,可见孔子的新教义已能改变那传统的儒,形成一种弘毅的新儒了。孔子曾说:

刚毅木讷近仁。

又说:

巧言令色,鲜矣仁。

他提倡的新儒行只是那刚毅勇敢,担负得起天下重任的人格。所以说:

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又说:

君子……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这是一个新的理想境界,绝不是那治丧相礼以为衣食之端的柔懦的儒的境界了。

孔子自己的人格就是这种弘毅的人格。《论语》说: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

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汝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论语》又记着一条有风趣的故事:

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欤?”

这是当时人对于孔子的观察。“知其不可而为之”,是孔子的新精神。

这是古来柔道的儒所不曾梦见的新境界。

但柔道的人生观,在孔门也不是完全没有相当地位的。曾子说:

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

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

这一段的描写,原文只说“吾友”,东汉的马融硬说“友谓颜渊”,从此以后,注家也都说是颜渊了(现在竟有人说道家出于颜回了)。

其实“吾友”只是我的朋友。或我的朋友们,二千五百年后人只可以“阙疑”,不必费心去猜测。如果这些话可以指颜渊,那么,我们也可以证明这些话是说孔子。《论语》不说过吗?

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

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

这不是有意的“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吗?这不是“有若无,实若虚”吗?

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

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这不是“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吗?《论语》又记孔子赞叹“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这不是“犯而不校”吗?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说“吾友”是指孔子呢?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说“吾友”只是泛指曾子“昔者”接近的某些师友呢?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说这是孔门某一个时期(“昔者”)所“尝从事”的学风呢?

大概这种谦卑的态度,虚心的气象,柔逊的处世方法,本来是几百年来的儒者遗风,孔子本来不曾抹煞这一套,他不过不承认这一套是最后的境界,也不觉得这是唯一的境界罢了。(曾子的这一段话的下面,即是“可以托六尺之孤”一段;再下面,就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一段。这三段话,写出三种境界,最可供我们作比较。)

在那个标举“成人”、“成仁”为理想境界的新学风里,柔逊谦卑不过是其一端而已。孔子说得好:

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恭与慎都是柔道的美德—— 孟僖子称正考父的鼎铭为“ 共,(恭)”——可是过当的恭慎就不是“成人”的气象了。《乡党》一篇写孔子的行为何等恭慎谦卑!《乡党》开端就说:

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郑注:便便,辩也。)

《论语》里记他和当时的国君权臣的问答,语气总是最恭慎的,道理总是守正不阿的。最好的例子是鲁定公问一言可以兴邦的两段: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

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

曰:“一言而丧邦,有诸?”

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他用这样婉转的辞令,对他的国君发表这样独立的见解,这最可以代表孔子的“温而厉”,“与人恭而有礼”的人格。

《中庸》虽是晚出的书,其中有子路问强一节,可以用来做参考资料:

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欤?北方之强欤?抑而强欤?

“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

“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

“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

这里说的话,无论是不是孔子的话,至少可以表示孔门学者认清了当时有两种不同的人生观,又可以表示他们并不菲薄那“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即是“犯而不校”)的柔道。他们看准了这种柔道也正是一种“强”道。当时所谓“南人”,与后世所谓“南人”不同。春秋时代的楚与吴,虽然更南了,但他们在北方人的眼里还都是“南蛮”,够不上那柔道的文化。古代人所谓“南人”似乎都是指大河以南的宋国、鲁国,其人多是殷商遗民,传染了儒柔的风气,文化高了,世故也深了,所以有这种宽柔的“不报无道”的教义。

这种柔道本来也是一种“强”,正如《周易·彖传》说的“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一个人自信甚坚强,自然可以不计较外来的侮辱;或者他有很强的宗教信心,深信“鬼神害盈而福谦”,他也可以不计较偶然的横暴。谦卑柔逊之中含有一种坚忍的信心,所以可说是一种君子之强。但他也有流弊。过度的柔逊恭顺,就成了懦弱者的百依百顺,没有独立的是非好恶之心了。这种人就成了孔子最痛恨的“乡原”;“原”是谨愿,乡愿是一乡都称为谨愿好人的人。《论语》说:

子曰:“乡原,德之贼也。”

《孟子》末篇对这个意思有很详细的说明:

孟子曰:“……孔子曰:‘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乡原乎?乡原,德之贼也。’”

万章曰:“何如斯可谓之乡原矣?”

曰:“何以是也!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则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为踽踽凉凉?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原也。”

万章曰:“一乡皆称原人焉,无所往而不为原人,孔子以为德之贼,何哉?”

曰:“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剌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

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孔子曰:‘恶似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信也。恶郑声,恐其乱乐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原,恐其乱德也。’”

这样的人的大病在于只能柔而不能刚;只能“同乎流俗,合乎污世”,“阉然媚于世”,而不能有踽踽凉凉的特立独行。

孔子从柔道的儒风里出来,要人“柔而能刚”,“恭而有礼”。

他说:

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

乡原决不会有“众恶之”的情况的。凡“众好之”的人,大概是“同乎流俗,合乎污世”的人。《论语》另有一条说此意最好: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

子曰,“未可也。”

“乡人皆恶之,何如?”

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这就是《论语》说的“君子和而不同”;也就是《中庸》说的“君子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这才是孔子要提倡的那种弘毅的新儒行。

《礼记》里有《儒行》一篇,记孔子答鲁哀公问“儒行”的话,其着作年代已不可考,但其中说儒服是鲁、宋的乡服,可知作者去古尚未远,大概是战国早期的儒家着作的一种。此篇列举“儒行”十六节,其中有一节云:

儒有衣冠中,动作慎;其大让如慢,小让如伪;大则如威(畏),小则如愧:其难进而易退也,粥粥若无能也。

这还是儒柔的本色。又一节云:

儒有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礼之以和为贵,……

举贤而容众,毁方而瓦合,其宽裕有如此者。

这也还近于儒柔之义。但此外十几节,如云,爱其死以有待也,养其身以有为也。

非时不见,非义不合。

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守。其特立有如此者。

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

其过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数也。其刚毅有如此者。

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虽危,起居竟信(伸)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其忧思有如此者。

患难相死也,久相待也,远相致也。

儒有澡身而浴德,陈言而伏。……世治不轻,世乱不沮。

同弗与,异弗非也。其特立独行有如此者。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慎静而尚宽,强毅以与人,……砥厉廉隅。虽分国,如锱铢。……其规为有如此者。

这就都是超过那柔顺的儒风,建立那刚毅威严,特立独行的新儒行了。

以上述孔子改造的新儒行:他把那有部落性的殷儒扩大到那“仁以为己任”的新儒;他把那亡国遗民的柔顺取容的殷儒抬高到那弘毅进取的新儒。这真是“振衰而起懦”的大事业。

我们现在可以谈谈“儒”与“道”的历史关系了。同时也可以谈谈孔子与老子的历史关系了。

“道家”一个名词不见于先秦古书中,在《史记》的《陈平世家》,《封禅书》,《太史公自序》里,我们第一次见着“道家”一个名词。

司马谈父子所谓“道家”,乃是一个“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的混合学派。因为是个混合折衷的学派,他的起源当然最晚,约在战国的最后期与秦、汉之间。这是毫无可疑的历史事实(我别有论“道家”的专文)。

最可注意的是秦以前论学术派别的,没有一个人提到那个与儒、墨对立的“道家”。孟子在战国后期论当时的学派,只说“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韩非死在秦始皇时,他也只说“世之显学,儒、墨也。”

那么,儒、墨两家之外,那极端倾向个人主义的杨朱可以算是自成一派,其余的许多思想家——老子,庄周,慎到,田骈,驺衍等——都如何分类呢?

依我的看法,这些思想家都应该归在儒、墨两大系之下。

宋轻、尹文、惠施、公孙龙一些人都应该归于“墨者”一个大系之下。宋轻、(宋钘)尹文主张“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他们正是墨教的信徒,这是显而易见的。惠施主张“泛爱万物”又主张齐、梁两国相推为王,以维持中原的和平;公孙龙到处劝各国“偃兵”,这也是墨教的遗风。至于他们的名学和墨家的名学也有明显的渊源关系,那更是容易看出的。

其余的许多思想家,无论是齐鲁儒生,或是燕齐方士,在先秦时代总称为“儒”,都属于“儒者”的一大系。所以齐宣王招致稷下先生无数,而《盐铁论》泛称为“诸儒”;所以秦始皇坑杀术士,而世人说他“坑儒”。《庄子·说剑》篇(伪书)也有庄子儒服而见赵王的传说。

老子也是儒。儒的本义为柔,而《老子》书中的教义正是一种“宽柔以教,不报无道”的柔道。“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夫唯不争,故天下莫与之争。”“报怨以德。”“强梁者不得其死。”“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这都是最极端的“犯而不校”的人生观。如果“儒,柔也”的古训是有历史意义的,那么,老子的教义正代表儒的古义。

我们试回想到前8世纪的正考父的鼎铭,回想到《周易》里“谦”,“损”,“坎”,“巽”等等教人柔逊的卦爻词,回想到曾子说的“昔者吾友尝从事”的“犯而不校”,回想到《论语》里讨论的“以德报怨”的问题,——我们不能不承认这种柔逊谦卑的人生观正是古来的正宗儒行。孔子早年也从这个正宗儒学里淘炼出来,所以曾子说:

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

昔者吾友当从事于斯矣。

后来孔子渐渐超过了这个正统遗风,建立了那刚毅弘大的新儒行,就自成一种新气象。《论语》说:或曰:“以德报怨,何如?”

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这里“或人”提出的论点,也许就是老子的“报怨以德”,也许只是那个柔道遗风里的一句古训。这种柔道,比“不报无道”更进一层,自有大过人处,自有最能感人的魔力,因为这种人生观的基础是一种大过人的宗教信心,——深信一个“无为而无不为”、“不争而善胜”的天道。但孔子已跳过了这种“过情”的境界,知道这种违反人情的极端教义是不足为训的,所以他极力回到那平实中庸的新教义:“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这种讨论可以证明孔子之时确有那种过情的柔道人生观。信《老子》之书者,可以认为当时已有《老子》之书或老子之教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