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聆听大师丛书(套装共7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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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9章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一个看法(2)

老子说:我们不要自己靠自己的聪明;我们要学学天,学学大自然。“自然”这两个字怎样解释呢?“然”是如此,“自然”就是自己如此。天地间的万物,都不是人造出来的,也不是由玉皇大帝造一个男的再造一个女的,而都是无为,都是自己如此。一切的花,不管红黄蓝白各种颜色的花,决不是一个万能的上帝涂上了各种颜色才这样的,都是自己如此。也就是老子的所谓“天道”,孔子所谓“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道”就是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老子说:“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这就是无为的政治。而老子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太上,下知有之。”就是说:最高的政府,使下面的人仅仅知道这个政府。另外一个本子把这句话多加了一个字,作“太上下不知有之”。就是说:上面有个政府,下面的人民还不知道有政府的存在。下面又说:“其次,亲之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就是,比较次一等的政府,人民亲近他,称誉他;第三等政府,人民畏惧他;第四等政府,人民看不起他。所以第一句“太上,下知有之”六个字是很了不得的,是人类政治思想史上最早有这个观念。这种政治思想,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有思想文化的民族都还要早;同时,由这个观念而影响到我们后来的思想。所以我们中国在政治思想上舍不得把《老子》这部书抹煞掉,我们历史上第一个政治思想家,就是提倡无政府主义、不干涉主义的老子。同时,我颇疑心18世纪的欧洲哲学家已经有老子的书的拉丁文翻译本:因为那时他们似乎已经受到老子学说的影响。

第二件大事是孔子以下的自由思想,个人主义。孔子与老子不同。孔子是教育家,而老子反对文化,认为五音、五色、五味的文化是太复杂了,最好连车船等机器都不用,文字也不必要。这种反文化的观念,在欧洲18世纪时的卢梭,19世纪时的托尔斯泰也曾提出;而老子的反文化观念要比任何世界上有文化的民族为早。老子不但反文化,而且反教育,认为文明是代表人民的堕落。而孔子恰恰相反。他是一个教育家、历史家。虽然做老子的学生,受无为思想的影响,孔子在政治思想上的成就比较平凡,并没有什么创造的见解。但是孔子是一个了不得的教育家。他提出的教育哲学可以说是民主自由的教育哲学,将人看作是平等的。《论语》中有“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就是说,除了绝顶聪明与绝顶笨的人没有法教育以外,其他都是平等的;可教育的能力一样。孔子提出四个字,可以说是中国的民主主义教育哲学,就是:“有教无类”。“类”是种类,是阶级。若是看了墨子讲的“类”和荀子讲的“类”然后再来解释孔子的“有教无类”,可以知道此处的“类”就是种类,就是阶级。有了教育就没有种类,就没有阶级。后世的考试制度,可以说是根据这种教育哲学为背景的。

孔子的教育哲学是“有教无类”,但他的教育“教”什么呢?孔子提出的一个很重要的字,就是“仁”字。孔子的着重“仁”字,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是了不得的地方。这个“仁”就是人的人格,人的人性,人的尊严。孔子说:“修己以敬。”孔子的学生问“这就够了吗?”孔子又说:“修己以安人。”孔子的学生又问:“这就够了吗?”孔子又说:“修己以安百姓。”这句话就是说教育并不是要你去做和尚,去打坐念经那一套。“修己”是做教育自己的工作;但是还有一个社会目标,就是“安人”。“安人”是给人类以和平、快乐。这一个教育观念是新的。教育并不是为自己,不是为使自己成为菩萨、罗汉、神仙。修己是为了教育自己,为的社会目标。所以后来儒家的书《大学》里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修身的工作;而后面的“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社会的目标。所以孔子时代的这种“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观念就是将教育个人与社会贯连起来。教育的目标不是为自己自私自利,不是为升官发财,而是为“安人”“安百姓”,为齐家、治国、平天下。因为有这个使命,就感觉到“仁”——受教育的“人”,尤其是士大夫阶级,格外有一种尊严。人本来有人的尊严,到了做到自己感觉有“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使命时,就格外感觉到有一种责任。所以《论语》中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就是说,遇必要时,宁可杀身以完成人格。这就是《论语》中的“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孔子的大弟子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就是说受教育的人要有大气魄,要有毅力。为什么呢?因为“任重而道远”。“任”就是担子。把“仁”拿来做担子,担子自然很重;到死才算是完了,这个路程还不远吗?这一个观念,是我们所谓有孔孟学派的精神的:就是将个人人格看得很重,要自己挑起担子来,“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孟子常说:“自任以天下之重。”曾子说:“仁以为己任。”以整个人类视为我们的担子,这是两千五百年以来的一个了不得的传统。后来宋朝范仲淹也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就是因为“修己以安人”而感觉到“任重而道远”的缘故。明末顾亭林以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是这个道理。 所以自由民主的教育哲学产生了健全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就是将自己看作一个有担子的人,不要忘了自己有使命,有责任。不但孔子如此,孟子也讲得很清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就是说大丈夫的人格要自己感觉到自己有“修己以安人”的使命。再讲到杨朱、庄子所提倡的个人主义,也不过是个人人格的尊严。庄子主要的是说:“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这就是最健全的个人主义。老子、庄子都是如此。到了汉朝才有人勉强将他们跟孔、孟分了家,称为道家。秦以前的古书中都没有“道家”这个名字(哪一位先生能在先秦古书里找到“道家”这个名字的,我愿意罚钱)。所以韩非子在秦末年时说:“天下显学二,儒、墨而已。”他只讲到儒、墨,没有提及道家。杨朱的学说也是个人主义。

这个个人主义的趋势是一个了不得的趋势;以健全的民主自由教育哲学作基础,要做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提倡人格,要挑得起人类的担子,挑得起天下的担子。宁可“杀身以成仁”,不可“求生以害仁”。这个健全的个人主义,是第二个重要的运动。

第三件大事发生在纪元前5世纪以后,在孔子以后,自4世纪起到3世纪时,正是战国时代。原来春秋时代有一个大国——晋。

晋国文化很高,但在西历纪元前403年即被权臣分裂为韩、赵、魏三国。这一年历史家算作战国的第一年。那时南方的楚也很强大。

因为晋国三分,亦便没有可畏的强邻了。当时的秦孝公是一个英主,用了一个大政治家商鞅。两人合作而造成了一个极权国家。不过极权主义的思想原则远在商鞅之前就已发生;在《墨子》的《尚同篇》中已有这个思想。关于中国古代思想的三个大老——老子、孔子、墨子,我在《中国哲学史》上卷,提倡百家平等;认为他们受了委屈,为被压迫了几千年的学派打抱不平。现在想想,未免矫枉过正。

当时认为墨家是反儒家的;儒家是守旧的右派,而墨家是革新的左派。但这几十年来——三十五年来的时间很长,头发也白了几根,当然思想也有点进步——我看墨子的运动是替民间的宗教辩护,认为鬼是有的,神是有的。这种替民间宗教辩护的思想,在当时我认为颇倾向于左;但现在看他,可以算是一个极右的右派——反动派。

尤其是讲宗教政治的部分,所说的话是右派的话。在政治思想上,只要看他的《尚同篇》。《尚同篇》中说:古者民始生未有政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

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天下之乱,若禽兽然。

义就是对的;一个人认为自己是对的,十个人认为他们各是对的,结果互相吵起来而“交相非也”。拿我的“义”打人家的“义”,结果天下大乱而“若禽兽然”。有了政府时,政府中,上面是天子,有三公、诸侯——乡长、里长,政府成立了。然后由天子发布命令给天下百姓,说你们凡是听见好的或不好的事都要报告到上面来,这是民主集权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