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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0章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一个看法(3)

《尚同篇》中说: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以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政长既已具,天子发政于天下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王引之读“而”为“与”),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赏而下之所誉也。

只要上面说是对的,下面的人都要承认是对的:这就是“上同”,“上同而不下比”。

里长发政里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必以告其乡长。

乡长之所是,必皆是之;乡长之所非,必皆非之。乡长唯能壹同乡之义,是以乡治也。乡长发政乡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者,必以告国君。国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国君之所非,必皆非之。国君唯能壹同国之义,是以国治也。

天子的功用就是能够壹同天下之义。但是这还不够;天子上面还有上帝。

所以:国君发政国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而不上同于天,则灾犹未去也。这才算是真正的上同。但是怎样才能达到上同呢?拿现代的名词讲,就是用“特务制度”,也就是要组织起来。这样才能够收到在数千里外有人做好事坏事,他的妻子邻人都不知道,而天子已经知道。

《尚同篇》中有一段说:古者圣王唯能审以尚同以为政长,是故上下情通(依毕王诸家校)。上有隐事遗利,下得而利之;下有蓄怨积害,上得而除之。是以数千万里之外,有为善者,其室人未遍知,乡人未遍闻,天子得而赏之。数千万里之外,有为不善者,其室人未遍知,乡人未遍闻,天子得而罚之。是以举天下之人皆恐惧振动,惕栗不敢为淫暴,曰,“天子之视听也神!”就是说天子的看与听都是神。

然后又说:非神也,夫唯能使人之耳目助己视听,使人之〔唇〕吻助己言谈,使人之心思助己思虑,使人之股肱助己动作。助之视听者众则其德音之所抚循者博矣;助之思虑者众,则其举事速成矣。故古者圣人之所以济事成功垂名于后世者,无他故异物焉,曰唯能以上同为政者也。

这就是一种最高的民主集权制度。这种思想真正讲起来也可以说是一种神权政治,也是极权政治的一种哲学。所以我们从政治方面讲,老子是站在左派,而墨子是站在极右派。不过后来墨子并没有机会实行他的政治哲学。

秦孝公的西方国家本来是一个贫苦的国家,但是经过商君变法,提倡“农”、“战”,这是一种政治上、经济上、军事制度上的大改革、大革新。这个革新有两大原则:一是提倡“农”,生产粮食;一是提倡“战”。有许多古代的哲学,古代的书籍,因为离开我们太久远了,我们对它的看法有时看不大懂。在三十五年前我写《中国哲学史大纲》时,就很不注意《商君书》和韩非子的书。这种书因为在那时候,没有能看得懂,觉得有许多东西好像靠不住。等到这几十年来,世界上有几个大的极权政府,有几个已经倒了,有的还没有倒。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再回头看墨子、商君的书,懂了。这是经过三十多年的变化而生的转移。举例来说:譬如关于“战”,关于极权政治,在《商君书》第十七章里有一节:“圣人之为国也,一赏、一刑、一教。一赏则民无敌;一刑则令行;一教则下听。”这个“一赏、一刑、一教”,真正是极权的国家主义。最重要的是一教。一教之义,就是无论什么学问,无论什么行为,都比不了富贵;而富贵的得来,并不靠你的知识,也不靠你的行为,也不是因为名誉;靠什么呢?靠战争。“所谓一教者,博闻辩慧,信廉礼乐,修行群党,任誉清浊,不可以富贵。富贵之门,要存战而已矣。”能够作战的才能践富贵之门;因为这个缘故,父兄、子弟、朋友、婚姻的谈话中最重要的事是战争。“彼能战者,践富贵之门。是父兄昆弟知识婚姻合同者,皆曰,务之所加,存战而已矣。故当壮者务于战,老弱者务于守。死者不悔,生者务劝。此所谓一教也。”“民之欲富贵也,共阖棺而后出。而富贵之门必出于兵。是故民间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圣人治国也,审一而已矣。”

像这样使人认为战争是可贺的,在家中在外面所唱的歌都是战争;这样才能做到使百姓听到战争的名字,看到战争,有如饿狼看见了肉。这样老百姓才可以用了。“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则民用矣。凡战者,民之所恶也。能使民乐战者,王。”这些书籍,我们在当时看不懂;到了最近几十年来,回头看一看《史记》、《商君书》,才都懂了。那时的改革政治是怎样呢?就是将人民组织起来,分为什伍的组织,要彼此相纠发。

《史记·商君列传》: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相纠发)连坐(一家有罪而九家连举发。若不纠举,则十家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大小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这是西方的秦建设了一个警察国家,一个极权的国家,而且成绩特别好。在不到一百年之内,居然用武力统一了当时的所谓天下。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天下;过了八年后又发生了问题。就是当时还有许多人保留了言论自由。于是三十四年丞相李斯议曰:“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

人善其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就是百姓以批评来反对政府所建立的政策。接着又说: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乃)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所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

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羽成乎下。禁之便。

主张还是禁止言论自由为对。于是就具体建议:“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将书烧了以后,如果还有人敢批评政府的就杀头。“有敢偶语诗书,弃市。”“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这是秦始皇三十四年的大烧书。

总而言之,第三件大事就是秦朝创立一个很可怕的极权国家,而且大成功,用武力统一了全中国,建立了统一的帝国。

第四件大事就是极权国家的打倒,与无为政治的试行。汉高祖是百姓出身,项燕、项羽与张耳一班人都是贵族。汉高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百姓,知道民间的疾苦,所以当他率领的革命军到达咸阳时,就召集父老开大会,将所有秦代所定的法律都去掉,只留约法三章。其实只有两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汉朝的几个大领袖都能继续汉高祖的这种政策。当时的曹参是战功最高的,比韩信的战功还高。汉高祖将项羽打倒后,立私生子做齐王,派曹参去做相国。曹参当时就说,我是军人,而齐国的文化程度最高,经济程度也高。情形很复杂,我干不了;还是请一班读书人去吧!于是大家告诉他,山东有一个人叫盖公,可以请他指导。于是曹参就去请教盖公。盖公说:我相信老子的哲学。要治理齐国很容易;只要“无为”就可以治好齐国。于是曹参就实行“无为之治”。在齐国做了九年宰相,实行无为的结果,齐国大治,政治成绩为全国第一。

所以在萧何死后,朝廷又请曹参回到中央政府做宰相。曹参到了中央任丞相以后,也还是喝酒不管国事。当时的惠帝就遣曹参的儿子去问曹参。曹参打了儿子一顿。及曹参上朝,惠帝问他说,你为什么打你的儿子?是我叫他问的。曹参便脱帽谢罪,向惠帝说:“陛下比高皇帝何如?”惠帝说:“我哪可以比高皇帝!”参又问:“陛下看我比萧何哪个能干?”惠帝说:“君似乎不及萧何。”参曰:“陛下说得是。既然陛下比不上高祖,我比不上萧何,我们谨守他们的成规,无为而治岂不好?”惠帝就说“很好”。不但如此,以后吕后闹了一个小政变,结果一班大臣请高祖的一个小儿子代王恒来做皇帝,这就是汉文帝。文帝的太太窦后是一个了不得的皇后。文帝死后,景帝登位,窦后是皇太后。景帝死后,武帝登位,窦后是太皇太后。

前后三度,当权四十五年。窦太后最相信老子的哲学,他命令刘家、窦家全家大小都以老子的书作必修教科书。所以汉朝在这四十五年中实行无为而治的政治。对外方面,北对匈奴,南对南越,都是避免战争。对内是减轻租税,减轻刑罚;废止肉刑,废止什伍连坐罪;租税减轻至三十分之一,这是从古以来没有的,以后也没有的。人民经过战国时代的多少战争,又经过楚汉的革命战争,在汉高祖以后,七十年的无为政治使人民得了休息的机会。无为而治的政治使老百姓觉得统一的帝国有好处而没有害处。为什么有好处呢?这样大的一个帝国,没有战争,没有常备军队,没有警察,租税又轻:这自然是老百姓第一次觉得这个政策是值得维持、值得保存的。

由于汉朝这七十年的有意实行的无为而治,才造成了四百年的汉帝国,才留下无为而治的规模,使我们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政治行为都受了这“无为而治”的恩典。这是值得我们想想的。这是我对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一个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