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种的努力，都是他发自内心的一种救赎，是来自博大父爱的忏悔，也是父亲向儿子伸出的一只和解的手。
那天下午，父亲将场上的花生翻了一遍，回到屋里，戴上眼镜，翻看昨天的晚报。
几个村干部就在这时候像泥鳅一样滑了进来。
为首的那个人干咳一声，邓老师，您又看报呀？
父亲的目光从报纸上移开，看清楚说话的是村支书吴美德。父亲说，是吴支书呀——话悬在空中，却不知说什么好，只好也咳嗽一声，啊，看报。
父亲取下眼镜，扫视屋里站成一圈的大小村干部，问，有事？
吴支书说，主要是来看看您，顺便说一说一品的事。
一品就是我哥，我父亲的大儿子。
吴支书说，一品欠提留款二百块钱，已经近一年了，我们做了大量工作，做不通呀。
吸了一口烟，接着说，村里已经研究了，要请派出所来执法。我是您学生，一品就是我的弟弟，我不能看着他吃亏呀，所以，我想请您劝劝他。父亲叹了口气，说，小吴呀，你也知道我们家的事，一品把我当作仇人呀！
大哥确实把父亲当作“仇人”。父亲跟大哥的“仇”，是在大哥第二次高考落榜的那个夏天结下的。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我们家屋里弥漫着浓浓的猪爪子香味。父亲、大哥和我，每人的碗里都有一截肥肥的猪爪子。
就在我和我哥啃得满嘴冒油的时候，父亲却将属于他的猪爪子夹到大哥的碗里，然后，他用商量的口气对大哥说，你看，明年是不是就别考了，让二品考吧。二品成绩不错，能行。等二品念成了，我再缓出空儿来，让你学个手艺。
大哥像被骨头卡住一样，顿在那里。好一会儿，我听到“啪”的一声响。那是大哥把碗砸了，那截猪爪子也滚落在地。大哥起身，回屋，甩上房门。父亲站在大哥的门前，张了半天嘴，终于转过身，将那截沾上泥的猪爪子捡起放在桌上。打那时起，父亲再也没吃过猪爪子。
第二天，大哥就离家去了南方。大哥到南方并没混出多少名堂来，最大的收获就是混回来我嫂子。大哥盖瓦房的那年，父亲曾送去两千块钱，被大哥冷脸推了回来。大哥说，我们是仇人，我就是要饭也不会要到你的门上去！
果然，十几年，大哥再也没跟父亲说一句话。这十几年，我们家也起了很大变化。我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上了大学，还混成个作家，隔三差五在地方晚报上挤一个豆腐丁。于是，每天，在晚报上苦苦寻找我的豆腐丁成了退休后的父亲的一大乐事。这几年，父亲的日子好过了，手头也小有积蓄。父亲经常对我说，如果在十年前有这个样子，你哥就不会这样待我了。
可是，毕竟，十年前没这个样子呀。
当父亲从伤痛的记忆中回到现实时，吴支书已经站起来，他说，好，就这样吧。
几个村干部像泥鳅一样滑出窄小的屋门，滑到空阔的院场上。他们都没有立即离开，而是同时仰脸看天。他们的脸上像抹上一层脂膏，泛着油亮的光泽。不知谁踩着了花生，发出了一种清脆的声音。这时，他们听到屋里传出来父亲急急的声音：吴支书，你等一下。他们同时扭过脸。他们看到父亲从里屋出来，将一个纸包放在了吴支书的手上。吴支书接过来，握住父亲的手说，邓老师，您是个好人呀，一品会理解您的。这话是阳光，父亲的心像场上的花生一样，暖和起来。
只是父亲心里的暖意并没有持续多久。第二天，父亲到小街去卖黄豆，回来的时候遇到了我嫂子。嫂子跟我大哥一样，几乎不跟父亲说话。但那天，很意外，嫂子说话了。嫂子说，你上了那帮狗日的当了。见父亲皱着眉头茫然不解，嫂子说，一品曾给村里白耍了两年笔杆子，应该得八百块钱，可村里到现在一分钱没给。他们赖，我们凭什么不能赖。
嫂子还说，你教了几十年书，都教哪儿去了？
父亲愣住了，父亲倒没有去计较嫂子那不合身份的语气。父亲真的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
旋即，父亲果断地回转身，拎着空口袋向小街上的村部走去。直到下午，父亲才回来，据说是吴支书留他喝了酒。父亲不顾多年的胃病，喝了几杯。父亲对我嫂子说，他们答应了，欠一品的工资一分不会少。嫂子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很不屑地说，那帮狗日的，没一个说话算话的！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但太阳真从西边出来了。当天晚上，村会计就将八百块钱送到了大哥的手里。大哥和大嫂都有点发晕，他们都没有注意到村会计始终挂在脸上的那诡秘的笑意。
一连好几天，大哥和大嫂都处在一种晕晕乎乎的状态。
可是，村里又有了一种传言，说那八百块钱工资，其实是父亲垫上去的。为此，父亲还请在场的村干部们喝了一场酒，让他们保守秘密。村干部们也都当众拍了胸脯。
有人向父亲提起这事，父亲瞪眼说，我怎么能做这样的傻事！可是心里却骂，这帮狗日的，果然说话不算话。
几天后的一个中午，快到十二点钟了，父亲到小街上赶集回来，路过大哥家。从大哥家飘来浓浓的肉香味，那是熟悉的烀猪爪子的香味。父亲忍不住深深吸了一口气，眼里泪花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