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旅游地图阮义忠欧洲旅行手札:行·影不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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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阿尔勒国际摄影节记行(4)

又少了一本好杂志

整场谈判记忆犹新,两三个月后,却听到阿谢先生发生财务危机,积欠印刷厂一大笔债务无力偿还,宣告破产。CAMERA转手他人,再出几期后停刊,前后共39期。

这本优秀刊物的结束,非但没有让我们高兴,反而越发有孤独之感。在市场越来越狭窄的严肃摄影领域,只要有人继续坚持下去,就是一股力量的存在。哪怕力量再微不足道,也总是一脉香火的延续。

CAMERA的弃守又再次证明,全球的精致文化已被通俗文化压榨得没有多少生存空间了。在这越来越没胜算的战场里奋斗,每位同志的阵亡,都像是对其他人的预警:下一个也许就是你!我们深深替CAMERA惋惜,也终于能了解,他们当时想替杂志找出路的无奈。希望有朝一日,CAMERA这可敬的先行者能够复刊。

布什在离开他与克劳德·诺希所创办的CAMERA后,曾经替水之堡摄影艺廊做了一年展览策划。1994年9月我在水之堡的个展举行开幕时,他也刚好在场。以前有的那点不愉快已经冰释,后来他还替《摄影家》写过文章。

令人敬佩的摄影人

唐·麦库林和马丁·帕尔都跟我们住同一家旅馆,在吃早餐时经常碰面。

麦库林是个非常害羞的人,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在最角落里用餐。我们只有在第一次见面时多聊了一会儿,平时也就不去打扰他,只是远远地跟他点头打个招呼。用完早餐,他会找个地方避开来,如果有人去找他,他也多半三言两语地就结束谈话,对方也就知趣地告退。

麦库林是位极让人尊敬的摄影家。在我们出版的那本《摄影大师对话录》里,他跟法兰克谈到数十年战地记者生涯的心境,至情至性表露无遗。我在第一次读到那篇文章时,怎么也忍不住眼泪。

马丁·帕尔和唐·麦库林都来自英国,但两人的作风却截然不同。年轻的马丁几乎总是往人多的场合钻,在待人接物时遇强则弱、遇弱则强,毫不含糊。他也随身带来一些尺寸超大的作品海报,四处张贴。我们的海报算是贴得早了,可是每个最佳位置几乎都被他捷足先登了。

这些摄影海报是英国政府所办的一个别开生面的展览的一部分,曾张贴在英国全境的地下铁、公交车站等交通繁忙之处。这些作品因调侃英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品位,而使马丁·帕尔大大地出过一阵风头。这位青年才俊也因此而显得趾高气扬,架子比前辈还大,看起来不可爱。

其实,摄影圈有时也跟演艺圈差不多。即使实力不甚坚强,也可能因题材讨好或包装得当而使一位摄影家突然受瞩目。于是乎,经常可见一些摄影师在当红时不可一世,过了没多久却再也不被提起。而那些经年累月为理想付出、苦守岗位的摄影家,却永远能用作品感动无数人与他们的子孙。

有一天,我们看到麦库林破例跟一位女士聊得比较久,看来像是旧识。法兰克说,那是考德尔卡离婚不久的太太吉尔·哈特利(Jill Hartley)。哈特利看起来纤细而敏感,因长住欧洲而显得比较含蓄,不太像美国人。

我看了她的一些作品,发现她照片拍得非常好。前夫名满天下,知道她的人却不多。率先肯定知名度不高的优秀摄影者,一向是《摄影家》的编辑政策,因此,我也跟哈特利订了约会,回巴黎之后再细看她的作品。在巴黎碰头,让我感慨良多,即使谈公事,她也把女儿带在身边。由于要赶去另外一个地方,我们还搭了她一段便车。

许多摄影家都是生活拮据的。上了哈特利那辆破旧的小货车,我们才发觉根本没位子坐。小女儿蜷缩在前座睡着了,后座塞满了帐篷、睡袋和一些杂七杂八的露营用具。这景象说明了她生活与工作的方式。几乎和考德尔卡一样,她四处奔波,到处流浪,只不过同时还得照顾小孩。尽管如此,她对摄影的热情依旧不减。

哈特利和考德尔卡为何会离婚,我们不得而知,但想来在天才身边生活并不容易。我很高兴将哈特利最好的一个摄影专集--她前后花了将近十年时间所拍的《波兰》在《摄影家》第11期(1993年12月)发表。在同一期介绍的柯特·里克特(Curt Richter)、威廉·罗普(William Ropp)以及在第5期(1992年12月)介绍的布鲁斯·基顿(Bruce Gilden)都是那年在阿尔勒碰到的优秀摄影家。

在阿尔勒找机会的年轻摄影家,实力强的非常多,当然水平有限的也不少。我们没有耐着性子发掘更多人才,主要是因为头几天实在是看得太多了,多到感觉影像泛滥成灾,以至于后来有人要求订约会,我们就想开溜。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佩服法国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的摄影部主管让-克劳德·勒马尼。他有无比的耐心与奉献精神,不管再忙,每年都会抽空来阿尔勒,从早到晚坐在阿拉坦后院走廊的一个角落里,戴着白手套,不厌其烦地给排着长龙来求教的摄影者意见。面前的长桌摆着一壶水、一个杯子,讲到口干舌燥、声音沙哑,他就匆匆灌几口水,继续上课。

整个上午不间断地看几个钟头的照片,我早就眼花缭乱,头疼得不得了,他却一连好几天下来,仍然显得甘之如饴。这不只需要体力好,还得有圣人般的心肠才办得到!

卡马尔格牧场午宴

摄影节的所有活动,最有娱乐效果与不能不提的,就是鸟类学家、慈善家卢克·霍夫曼(Luc Hoffmann)夫妇的邀宴。每年他们都会邀请约200位参加摄影节的来宾,到他们在近郊的产业卡马尔格(Camargue)牧场享用一场别有风味的盛会。

地点偏远,没有公众交通服务,因此请帖上印有详细地图,以便受邀宾客开车前往;我们那两年也都是搭朋友的便车。方圆几十公里之内不见人迹,空旷的原野当中搭起一大片遮阳棚,棚下一排一排地摆满几十条长木桌和更多的木凳,棚外不远处有临时露天厨房与一个简单的吧台。远远望去,整个场景除了野趣之外,还显得十分超现实。

大家在铺好桌布、摆好餐巾和餐具的木桌前各自坐下,还没聊上几句,一阵马蹄声就夹着滚滚黄沙从几百米外快速逼近。七八位呼啸的牛仔追赶着一头牛犊,朝用餐之处飞奔而来。眼见就要冲进棚内了,众人阵阵惊呼,牛仔们却及时挥舞绳索,套住小牛,再潇洒地翻身下马,将牛只扳倒在地,就着营火当场烙印。

原来这是场表演!大家的兴头一高,胃口就开了。前菜的鹅肝、肉泥和主菜的现烤牛排由十来位侍者为大家一一端上,红酒成打成打地倾入高高举起的酒杯,流进笑呵呵的口中。

众人有点飘飘然时,弗拉明戈乐声乍起,不知打哪儿冒出一组身着传统服饰的吉卜赛走唱人。曲调又急又快,两名男子边弹边唱,一名女子随着旋律妖娆地舞动身躯,轮流在每桌停下一阵,热情地邀来宾共舞。不少宾客都在同伴的起哄下,兴致勃勃地起身舞上一段,引出一阵又一阵的口哨声与掌声。

记得第一次去的时候,那煽情的乐声、舞姿就惹得一些人不安分起来。两位男女宾客大概是喝醉了,如痴如醉地对跳几分钟后,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浑然忘我地开始脱衣服。围观的人鼓掌叫好,所幸朋友闻风赶来,在两人出丑之前及时把他们架走。真是好险哪,想想看,在场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是身带相机的!

霍夫曼夫妇不但在每年摄影节都请客,阿尔勒的其他节庆,如一年一度的“阿尔勒艺术节”“卡马尔格斗牛节”等,也同样会设宴款待与会嘉宾。此外,他们更是许多文艺活动的赞助者。有这么支持文化活动的企业家,真是当地人的福气!

霍夫曼夫妻非常朴实,言谈举止丝毫没有富人的架子,他们身穿棉布衬衫、牛仔裤,轻松地与客人闲话家常,看起来就像普罗旺斯的农夫农妇。有人说,知道怎么赚钱不稀奇,懂得怎么花钱才叫厉害!这对夫妻正是这句名言的最佳诠释者。

普罗旺斯鱼汤

除了摄影,阿尔勒的“吃”也是很有特色的。第一次造访还不懂法国地方菜;第二次有法兰克夫妇同行,才尝到一些别处不易吃到的美味。印象最深的,就是普罗旺斯鱼汤(bouillabaisse)!这是普罗旺斯的传统名菜,各地做法不同,其中又以马赛地区的配方被公认为最地道。

内人看到的一份食谱是如下这么写的。用多刺的笠子鱼、鲱鱼和海鳗为基本材料,再加上越多越好的其他鱼类,如狼鲈、比目鱼、鲽鱼、鲻鱼、江鳕等。把所有材料一起放在高汤里快煮,加上少许橄榄油,使汤成奶白色,再添加盐、胡椒、洋葱、番茄、番红花、蒜头、百里香叶、月桂叶、藿香叶、茴香、橘皮、一小杯白酒或上等白兰地,最后再把西班牙红椒制成的糊搅进汤里,醒味又调色。据说巴黎版为了吸引观光客,还会混以精选贝类、虾、蟹、龙虾等,装盘时的卖相特别好。

阿尔勒有家餐厅做的鱼汤却是与众不同,红褐色的汤闻起来有鱼味,喝起来是鱼汤,可就是看不到鱼。大厨把鱼类和海鲜连肉带骨地磨碎后,和高汤、佐料一起熬上好几个小时,直到全部材料都化在汤里。炖好的汤浓浓的,却不稠不黏。

汤的喝法也有路数。店家视每桌来客的人数而定,端上大小不等、盛满滚烫鱼汤的陶锅,几篮烤得干干脆脆的面包,一碗切得细细的干酪丝以及一碟生蒜头。先拿一块面包干,用新鲜多汁的蒜头粒在粗糙的面包上来回摩擦,擦出厚厚的一层蒜泥,再把面包掰成小块放在空汤盘里。舀一勺冒着热气的鱼汤,顿时蒜香鱼香四溢,等面包全都浸满汤汁后,撒上一撮干酪丝就可以开吃了。

这时,原来干巴巴的面包已变得香软滑嫩,像松针般的干酪被热汤一化,成为黏黏腻腻的拔丝。一口下肚,全身立刻起鸡皮疙瘩,舒畅无比!

喝这种汤千万不能秀气,一定要趁热大口大口、连汤带料、稀里呼噜地喝。通常它只是前菜,所以最好只喝一碗就打住。但人人都会忍不住再来一碗,然后认真思索,是不是该把腰带调整一下?

那回,我们一共在阿尔勒待了一个星期,整个会期不时听到摄影节要停办的消息。欧洲经济不景气,对摄影界造成很大影响。上自艺廊、媒体、经纪社,下至有合约无合约的摄影师,个个叫苦连天。厂商业绩不佳,广告预算就不多;广告预算不多,靠厂商支持才能运作的媒体和活动就不好维持;媒体维持不下,摄影家就找不到活儿干。

总的说来,那一届的阿尔勒摄影节虽然表面一样热闹,但与前一届比起来,依然有些让人不乐观的迹象。展览比较不精彩,幻灯片放映晚会嘘声连连,艺术总监路易·梅普莱(Louis Mesplé)的表情比上回沉重得多,几位著名摄影机构的负责人不太开朗,而卢西恩府上的派对也由晚宴变为简单的下午茶。

阿尔勒之行,让我们见识了摄影世界的花花草草,也更加明白《摄影家》杂志有存在的价值和必要。那一回,除了做公关送掉几百本杂志之外,主办单位在整个会期里还帮我们卖了三四百本,只不过到现在都还没收到经办人员答应寄来的账款。权当乐捐吧,也算是“取之阿尔勒,用之阿尔勒”!

“阿尔勒国际摄影节”或是其他类似的摄影活动,就像台湾的“大拜拜”一样,热闹一过,想想,其实也没什么。有斩获没斩获的人,同样要回到“摄影没啥了不起”的现实世界里,接受他对摄影信仰是否忠坚的试炼。阿尔勒给人的感觉是极端的:有的人像上了瘾一样地每年必去,因为需要这样的场合;有的人则是去过一次就大失所望,甚至可能从此不再拍照。

这不是阿尔勒的“对”,也不是阿尔勒的“错”。阿尔勒只不过是面镜子,忠实地、全面地反映着摄影世界的各个面相。